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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入海-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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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刊登在《解放日报》第二版和第三版下方的两条六分之一通栏，每条收费700元左右，不久调价为每条1280元。此后，一呼百应，各地广告客户接踵而至，“到后来做广告要排队了，盛况空前！而登了广告的厂商，几天里滞销商品就能卖到脱销。”当然，也有个别读者愤忿地给报社寄去了投诉信：“广告里画的有些是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妖形怪状的女人，对广大群众到底有啥好处？”
这是1979年春天里的问号。但这样的疑问显然难以阻挡整个意识形态的冰雪消融，中国的商品大潮已经动地而来。
几乎在*登上《时代》封面的同一时间，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了*的办公桌上。香港地价昂贵，劳动力不足，国内劳动力便宜，资源丰富，港澳华侨和外籍华人都愿意在广东投资。
但是，外贸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不适应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需要，一报一批手续繁琐，效率极低。广州市引进香港会德丰棉纺织与染整后处理的全套设备项目，从78年8月洽谈，中央10月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才办完银行担保手续，前后将近8个月。有外商说：“第一次谈得高兴，第二次谈就扫兴，第三次就不想来了。”各地也反映说：“外面热，下面急，上面卡，中间团团转。”
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向*汇报：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
1979：富起来吧（2）
晚上，谷牧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一见面*就说：“谷牧，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当晚谷牧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习仲勋。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找到谷牧问：“叫‘特区’，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着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7月15日，*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文件明确指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两地设置。次年3月24日，*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现在来看，特区的建立是为了引进外资，增加外汇。然而，经济特区支撑起一方蓝天，让广东得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特区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就是珠三角民营经济发展的半部史；它的命运浮沉，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洪流的大浪淘沙。如今，从与外资、国资三分天下，到独占半壁江山，珠三角成为最稠密、经济最繁荣的城市群。民营经济在此唱出了时代的主旋律。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所有的变化，都是从一个偶然开始。许许多多的偶然可能汇成一股潮流，一种趋势。这种潮流甚至可能形成一种格局，左右着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小人物”陈兴昌和容志仁，顺应潮流，成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
1979年，广州做服装生意的人并不多，而且大多数人对时局仍不放心，不敢放开手脚。陈兴昌却雷厉风行，在别人对形势忐忑不安时，运营童装生意。可邻居看他不顺眼，少有朋友愿意跟他来往，连儿子成年后都难找对象。“街边仔”代替了他的名字，得不到尊重，不被社会所接受。创业的艰难，让陈兴昌和妻子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直到生意上了正轨，才将睡眠时间增加到5个小时。他自学香港和国外的设计书，再进行创新，渐渐做出了风格，打出了名气，慢慢有人连夜排队抢购他的童服。
说起“街边创业第一代”，广东人首先会想到容志仁。3月从农村回到广州，4月他便申请领取个体营业执照，以100元本钱开饮食店做学生餐，“本想根据特长搞工艺美术，但西华路一带不是文化区。居民多，早餐店、小吃店少。”因为饮食店附近有4中、11中、82中学和3间小学，容志仁的店小，生意火。一时媒体争相报道，他本人成了羊城妇孺皆知的个体户。
容志仁（左）与妻子在经营中
1980年，任仲夷接见个体代表，会上很多人不敢说话，容志仁带头把自己生意难处反映给任书记听。任仲夷一拍桌子说：“这是个有独特经营思想的年轻人，我们的社会就需要这种人，报纸要报道。”《南方日报》立即用整版报道了他。随后，容志仁作为个体经济代表，进京接受*的接见。*握着他的手打趣：“你是足球名将容志行的兄弟吧？”
个体户，在当时听来明显暗含贬义，容志仁却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这份来自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礼遇，与普遍存在的民众观念形成强烈的反差。可正当事业飞黄腾达，容志仁停下生意，花五年时间游历了十几个国家。今天，容志仁买了几间铺子，专门用来出租，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生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79：富起来吧（3）
珠三角民营经济的火种熊熊燃烧，但烧得最旺的，还是后来将产品销得全世界都是的顺德。可怕的顺德人在这个广州和香港之间狭小土地上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家庭作坊式工厂，将印有“中国制造”的玩具、家电、服装等输送到世界的角落。其中，风头最盛的莫过于格兰仕和梁庆德。
年初，广东顺德桂洲这个贫穷的农业镇，政府提出了一个“10年建一个亿元工业区”的设想，并由镇工交办副主任，42岁的梁庆德来操办此事。9月，梁庆德辞去公职，规划办厂。 国庆节时，格兰仕前身“桂洲羽葵工艺厂”挂牌投产，产品是：鸡毛掸子、羽毛扇、皮革制品。梁庆德和同事挨家挨户到农家赊购些鸡鸭毛。其间，梁庆德得知目前国外羽绒需求量大后，他说服镇里给贷了30万元，涉足羽绒，几年下来收入百万。
随着国际羽绒制品市场日趋饱和，企业发展速度明显放缓，梁庆德把眼光放到业界之外去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他调查了全国市场后发现：在国内微波炉尚属高档商品，市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一线都市。市场虽没培育起来，可趋势明显——因公出国人员，按规定回国时可在免税商场买一件小家电，许多人买的就是微波炉。
卖鸡毛掸子的梁庆德要做家电，这在顺德被传为天大的笑话。但他力排众议、义无反顾。再后来，就是这个以生产鸡毛掸子起家的梁庆德，将“格兰仕”商标贴向全球——全球每两台微波炉就有一台贴着格兰仕的标签。
现在，精明的梁氏父子在顺德的影响力远超过该区区长。而较之科龙略显冷清的厂区，格兰仕厂门口总是车水马龙的景象。不过，举止粗狂的梁家父子，因为价格战使得格兰仕的品牌带上了狰狞的血腥味道。所以，没有人知道，这家立志为跨国公司做50年苦力，活500年的企业，它的繁荣能持续多久？
如果将容志仁和梁庆德放在中国经济改革浪潮中，只能是其中微不足道的角色。如作家高梦龄所说，“这就是经济领域的一场革命，而第一批人起来闹革命，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往往是‘痞子运动’，在大浪淘沙中这些人闪出亮光，就因为这些人有敢冲敢闯的精神。”因此，无论是浮出水面的幸运者，还是永远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在推进社会的进程，从而改变着国家的命运。而更多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像野草一样满珠三角疯长着，越来越多的工厂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活力。
一年后，广东省工商局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82年5月，佛山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个体劳动者协会。20多年过去，广东的个体私营经济异军突起，在市场经济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说起晋江做服装的渊源，要讲到洪家七兄弟。此七人是当地有名的裁缝，手艺高超到看人一眼便知穿衣的尺寸。
5月，为了生计，七兄弟组建服装厂。当时政策规定，一个乡只能申请一个工厂。七人商议决定，由大家集资，老七注册新艺佳丽服装厂（柒牌前身）。
第二年，为了降低七兄弟共同经营的风险，老二洪肇明，在生日那天，创办佳丽二厂（劲霸前身）。46岁的洪肇明有5个女儿与1个儿子。他小学三年级文化，当过20多年生产队长，卖过水果蔬菜，还杀过猪。他觉得做小买卖尽管挣不了钱，倒也够糊口。因此，人生最大心愿是找一个唱闽曲的和女儿唱曲，就此度日。但朋友鼓励他：“唐朝武则天80岁还在执政，精神矍铄，可一退位，没几年就死了。你年轻，应该继续干下去。”这句话给了洪肇明信心。
1979：富起来吧（4）
创业之初，洪肇明穷得连做衣服的裁床也没有。他拆了家里的两扇门板，做了最早的裁床。因为怕工商抓，不敢光明正大地做买卖，洪肇明父子想出各种办法伪装，用鱼篓、木工箱盖在服装上面，用自行车驮着。
终于，创业过程中，七兄弟渐渐分开。老大单干，创立瑞迪·登高和艾格斯顿两个品牌。老三上学、参军、转业教书。老五身体有恙退出企业。再后来，劲霸生产夹克，拥有柒牌的洪家老四、老六、老七，走传统路线，专攻“中华立领”。如今，这两家已经做大各自的企业，但兄弟间仍能和睦共处，逢年过节都会相互走动。
改革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不仅要有“新花样”，更要铲除“旧花样”。同样是在1月，*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17日，*同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听取他们对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6月15日，五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在京开幕，*在会上致开幕词：三十年中，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如果说个体私营经济的放开，牵扯到的仅仅是在经济政策上放开了一条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得更好的口子。这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政策，下面的人不知道，上面的人也是在摸索中看风向。好的话，就不断地豁大口子，不好的话，就收紧口子。但是对于原来的“资本家”态度的转变，牵扯到的就是经济与政治的两根弦。其余的不论，单讲*，以前将他打倒，用的名义也是“正在走的最大的走资派”。可见对待“资”的问题上政治的敏感性有多强。
11月12日，*中央批转中央*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文件下达后，各地摘掉了一批原工商业者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人在重庆，已经41岁的尹明善终于迎来了“*”的日子，摘掉了压在头上20多年的“反革命”帽子。
尹明善的前半辈子过的很苦。1938年，他出生于重庆涪陵一个小地主家庭。解放初，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因为出身不好，尹明善母子二人被赶到郊外一座荒山上。在一间废弃的茅屋里，他与50多岁的母亲相依为命。
为了谋生，12岁的尹明善借了5角钱，做了一个被人们所不齿的货担郎，卖起针头线脑。但也就从那时起，尹明善的经商天赋得到实践和锤炼：卖针，学会了资金的调用和拆借——他乡下卖针，赚着钱后再到重庆进货。而一个相识的年轻人则先在乡下拿钱收鸡蛋，然后运到重庆卖掉。尹明善和他商量，把两人资金合在一处，这样可以多收购一些鸡蛋，到重庆卖掉鸡蛋后，又可以多进些针头线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79：富起来吧（5）
一年后，尹明善赚到了几十元钱。有了钱的尹明善独自一人来到重庆求学，不仅考上了公立中学，还因成绩优异获得助学金。高一上半学期自修完高中阶段所有数学课程，下半学期学完大学数学专业的课程。但是，1958年春天反右复查，即将高中毕业的尹明善被打成了“右派”，1961年升格为“反革命”，发配到塑料厂监督劳动。从此尹明善的人生轨迹180度大拐弯，做了20多年的“牛鬼蛇神”，直到1979年“*”。
*后，尹明善以优异成绩考入重庆电视大学当了一名英语教师，成为教研组长。1982年重庆出版社恢复，他调到出版社当编辑，人生重新开始，尽管历史的细账已无法精算和补偿。
中国改革开放刚刚破题，整个中国紧绷的情绪正在松弛下来。在这样的情境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开始发生作用，带来了缤纷变化：*点将荣毅仁，中信宣告成立，公司第一个章程中写进了，“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的原则”。
国家正在破例地计划把上万的学生送到非共产*家去学习，来自日本的“资产阶级”企业家代表的松下幸之助访华，还发表了“中国在本世纪内肯定会跨入先进国家行列”的言论，他也成为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仰视的经济偶像。
一些传统的观点开始受到怀疑和质疑，被认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进入中国，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亲率12名法国姑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进行了一场时装表演；跳舞从电影中的故事里内蔓延出来，女青年们纷纷涌入涉外餐厅，抱着外国男人准确地踩着舞步，25年来第一代涉外婚姻就此播下了种子。
北京新机场大楼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出现*的女性画像，那么远的机场，能走得动的一半北京人携家带口都去看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评价说：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首都机场出现少女*……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霍英东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社会的变革往往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它的反映速度要比经济基础快好几倍。或者说，与意识形态形成复杂互动关系的社会生活，同样是经济基础要发生地震前的先声。古诗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作为社会中的个人，往往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判断社会情境的冷暖。今天，各种新潮事物的不断涌现，让敏锐的人感觉到社会或政策正在回暖。回头看当时的一些闲暇事物时，就都能涂抹上一层厚重的色彩。
旅游，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上海恢复苏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报道称，“一日游”、“二日游”的旅游活动在*中被污蔑为“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停办了十多年。现恢复“一日游”、“二日游”，报名参加者踊跃。因为，旅游业崭露头角，高中毕业后翟美卿进入中国旅行社广州分公司工作。
邓丽君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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