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入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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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岁月与英雄总是让我着迷（1）
那本是一个振奋的年代，
　　那又是一段苦闷的岁月，
　　面对外在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
　　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陷入无言的兴奋之中。
　　一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听起来不免残酷，成王败寇是千百年来历史书遵循的铁定规律。历史从来是巅峰者立于烽火台的薪火相传，后来的书写者必定立于当下仰望，创作出回溯性的宏大场景。
　　经济领域内优胜劣汰的规律，无疑是对历史这一属性的最好注解。三十年的岁月，不断有经济英雄时隐时现。从影响格局的政策制定者，到奋勇开拓产业市场的企业家，他们都曾通过异乎寻常的手腕和想象力，在发展的每一阶段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最终有的被擦亮，有的被隐藏。因此，如何从优秀者当中筛选出卓越者？如何在我们的视野中定格英雄？是书写这段岁月的命脉所在。
　　从古至今，将命脉捆绑于英雄身上的历史书籍，是命悬一线。从这里走进历史，走进现实。选出自己的英雄，才能在大场景中聚焦出气血贯通的画卷，而非罗列出一个毫无生命力的中药铺子。这样一种“英雄史观”，或许才能保留历史的细节，还原岁月的真相，也使更多人的辉煌抑或苦难不会被一笔勾销。他们的命运如能被真实地记入史册，不仅增添历史的广度深度，也是“大众群体创造了历史”这一历史观的回归。
　　有人说，时间像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可总有几件事、几个人，顽强地占据着人群的思维一角。而我想要表达的正是：在如何历史地看待30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未来路径这一宏观基本面的话题之上，将其间的点点繁星串起整个过程中经济、社会变迁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彰显出他们的独特价值。
　　站在岁月的节点，回首，呼吸着扑面而来的气息，其中的呐喊、呼吁甚至转型的阵痛、断裂，让人着迷。我忍不住频频回头，以自己的视角，小心翼翼诠释三十年的一个侧面，探索它到底蕴藏着多大的力量。
　　二
　　绵长的岁月，以延续或断点、悲或欢、离或合、耀眼或黯淡的方式，让个体承载时，将嫁接出怎样的宏大叙事，刻画出怎样的历史痕迹？因此，如果将三十年放之于五千年中，不过如苏轼所云“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然而，短短三十年，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甚至五十年代的人，是势如破竹的冲击。他们沉湎于战火纷纷及新中国成立时的激情岁月时，改革的新鲜空气已开始侵占他们的思维领地。旧有的激情隐退，而不得不否定自我，在不舍、不忍中逆流而上。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人，三十年是时势造英雄的契机。他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三十年成为生命里难以割舍的记忆。他们热血沸腾，更容易受改革大方向的熏陶而意气风发。
　　三十年风云激荡，透过他们，我看到被无限拉伸的经济变革，其丰富的底蕴超过任何一个时代在经济上的裂变乃至突变。新旧交替的意识流冲突、秩序的重构、伦理道德的徘徊、商业规则的确立……一切，都以他们为载体而变得异常清晰而活跃，考验着政府的执行力，企业的生存力以及创造力。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所幸时间还足够充裕，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样一段令我着迷的岁月里去寻觅那些史上留名的英雄，他们的成败荣辱，留给我许多基于历史事实的反思。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旷日已久的写作中，并始终保持着对写作的激情，同时又尽量维持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价值中立，但或许我做得并不够彻底地好。

自序：岁月与英雄总是让我着迷（2）
价值中立是一种科学规范，价值关联又是一种科学的构成性原则。当社会对初生的非公经济嗤之以鼻的时候，这种价值中立往往能够通过日后社会环境和群众态度的转变获得支持；但当这一群体以一种所谓的“精英阶层”的身份出现，社会以一种仰视的角度观望时，价值关联似乎比价值中立对于历史和个案的解读更为重要。初稿完成时，我发觉内心对那些时隐时现的各路英雄们产生了隐约的好感。
　　三
　　后现代思想大师德里达说过：“没有事件就没有历史和未来。”历史意味着什么？历史总是事件的历史，事件构成历史的本身。
　　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中国》。西方艺术家理解的“为人民服务”势必与*异同，片子毫不奇怪的被以“反华”理由集中批判，虽然究竟有多少人看过并不为人所知。30多年过去，《中国》竟然成了陷入“集体失忆”的中国人了解那个年代相对较为真实的影像之一。
　　所以，传奇往往会剔除现实的真实，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其实更能让人兴趣盎然或者扼腕惋惜：温州的无名作坊、开店的普通夫妻、中学老师严介和的“家庭作坊”遭到“错杀”，“反革命”尹明善当上英语教师，乔金岭意外死亡、涂景新被误判死刑、唐万新的德隆崩塌于浪漫的理想主义之下……这些被放在三十年就成细枝末节，一旦放在企业家身上则是天大的生死命题的历史事件，在书中将被描述与和记载。而当我以如此高密度、高频率，把被尘封的陈年往事或一再被人们乐道的创业史，搬上纸面时，才发觉自己置身于历史汪洋。但信手拈来，每一个角落都能折射出经济的荣光或者悲怆。
　　1978年，拉开破冰之旅的序幕，“中国会向何处去”成为巨大的句号。正月，*“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的一句话，让卢志民，这个刚摘去戴了108天“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帽子的生产队长在一穷二白的恶劣条件下建起翻砂铸造厂。
　　改革序幕并不顺利。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看到经济领域里荒诞的主题：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限在于雇佣工人的数量。1981年，坚冰还未完全消融，改革走起了回头路。投机倒把，演变成轰轰烈烈的经济运动，原本出于维护经济秩序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对私营经济的强烈打击。1985年，万元户诞生。社会对于个体户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穷得只剩下钱了”是对财富的嘲讽，虽然嘲讽中不难看到艳羡的神情。不易察觉的神情中，是来自经济领域的希望。不过，几年后意识形态风波让苏醒的民营经济再次举步维艰。
　　改革中的精彩坐标，很多源于时间与空间的碰撞。如果说，前15年，注定某些年份是具有地域属性的，那么1984年当之无愧地属于北京中关村。在那个弹丸之地，寂寥的勇士与无畏的先驱们壮志凌云，柳传志、段永基、*、张旋龙……悉数登场。1988年则属于狂欢无度的海南。凄凉而孤独的海岛上机会主义盛行，日后的地产大亨在这里得到了市场的锤炼。潘石屹投靠冯仑，后者创立了万通，尽管万通的名气并没有冯仑这个名字值得媒体大肆炒作；前者创立了SOHO中国，一个难得的企业与企业家同时名声大振的绝佳案例。

自序：岁月与英雄总是让我着迷（3）
政治思想、社会政策的激烈反复是改革这条曲折路线的极好佐证。这也是为什么多数人会将目光集中于改革开放15年后的1992年。
　　1992年，全民经商的夏天随之而来。许多日后耀眼中国的明星企业都在这一年诞生、壮大：华旗咨询、复星集团、新东方学校、波司登羽绒服、太平洋集团、德隆实业、汇源集团……1992年令日后崛起的新贵们，在社会舆论与政策环境两方面得到了双重支持。他们加速度般地聚敛资源，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财富。他们改变了社会对财富的整体认知，创意和资本成为最具魅力而富有内涵的词汇。
　　1992年，一个分水岭。此后十五年，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其彼此的交汇，界限变得模糊。哪是断点，哪是重墨，不能一目了然。经历15年的岁月涤荡，时间变得流畅，空间变得平坦。世界是平的，中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更是。
　　岁月又是一个巨大的滑坡，坠落仿佛是个人的宿命。30年的背景下，一些人的得与失，命运的跌宕起伏显得微不足道，可我依然尊重那些在身体滑落的同时内心升腾的人，即使他们已成为悲情过往。
　　“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的一切成功都垮台。”常规的角度理解，商业史就是一部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史。但唐万新，我想他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书写本身，尽管他败得很惨，败得体无完肤、败得千夫所指。
　　至今仍然有许多人无法理解唐万新。从本质上看，唐万新是一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而且他的理想很大。在他大规模的产业整合中，很多企业借着德隆的东风飞黄腾达，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企业龙头：插手湘火炬，短短5年，主营业务增长30　倍；入主新疆屯河，将其投资改造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番茄酱生产基地；合并水泥企业，造就一个年产近千万吨的“天山水泥”……　仅为唐万新所做的，即使在其沦为阶下囚的今天，我依然希望能以个人的名义表达敬意。若没有他，这三十年会些许会缺乏点深刻而清醒的意味。
　　四
　　走得太快了，就要歇一歇，让灵魂赶上来。但经济不能停步，在三十年这个关键点，再回首，是为了走得更远。也正是有不断在制度与现实的衔接，改革的渗透力才会无孔不入，执行力才会长驱直入，经济的蓝图才会迅速而广泛地在整个社会的前线落地生根，不至于流于形式、成为空想。可是当走进这些被我有幸捕捉到或者因为触角有限而无法触及的商业空间时，我总会有这样的遗憾：大开大阖的历史变迁，却没有产生伟大而令人敬仰的企业，这不能不说是三十年发展的一个残缺。
　　一位外国管理学家评价中国的企业，“没有因为发展太慢而垮掉的企业，只有因发展太快而拖垮的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在与世界企业的成长规律背道而驰。听多了“5年内进军世界500强”的豪言壮志，民营企业家在“做大做强论”的驱使下，跑马圈地，不断做加法，不料却中了自己的埋伏。
　　如今，越来越多的产业纳入中国的经济范畴，有人做出断言——下一个世界级中国公司将是互联网。但我更倾向于那些专注，以聚沙成塔的方式成长的企业。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需要背着厚厚的时间贝壳，在行业滚爬多年。他们的年增长率可能不那么辉煌，但他们能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岁月长河里保持稳定而持续的几何级数增长。他们不看重昙花一现，而执着于源远流长。
　　在中国，其实也确实有一批这样的民营企业，冯军的华旗、梁稳根的三一集团、南存辉的正泰。强烈的成长渴望深深植根于这些企业家的信念之中，但他们保持着不愠不火的增长，虽然也不排除间接性的跳跃。冯军表示要用17年的时间与索尼看齐。17年并不算长，相对于5年，已是慢下来的加速度。
　　1972的若干年后，安东尼奥尼再次扛着他的摄像机回到中国。此刻的他也开始尝试商业化的运作，去迎合强大的主流意愿。镜头里的中国华丽转身，鸟巢取代了天安门成为标志。变化仿佛有些无奈，却印证了一个年轻国家回归世界的冲动和豪迈，这一切无法背离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
　　三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也是社会不断调整和适应财富的过程。我们看到他们在改革初期夹缝中求生存的卑微，也不应忘记如今崛起的这个群体所拥有的影响力。显然，这个社会是一直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的。从重农抑商、重工抑商的阴霾中走出来，需要耐心和时间，三十年远远不够。但是，从这三十年的巨变中，我们看到了革新的力量与不可阻挡的希望。
　　在凯鲁亚克一夜成名的《在路上》一书中，这样写道：“每当太阳西沉，我坐在河边破旧的码头上，遥望新泽西上方辽阔的天空，我感到似乎有未经开垦的土地，所有的道路，所有的人都在不可思议地走向西部海岸。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小伙子们总是不停地骚动喧闹，因为那片土地使他们如此无法平静。”每当读到这段文字，我总是能够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吸引力。或许，这也正是我所记载地那段岁月里的那群人，坚持不懈的根本动力。
　　

1978：光明的中国（1）
光明来自东方，中国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贫穷犹如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了自己的解放：
　　刚摘去“走资派”帽子的卢志民用100元筹建翻砂厂；
　　日后的钢铁大王李海仓和日化大王陈凯旋抓住了计划经济的软肋：日化轻工业；
　　吴仁宝成为改革模板；
　　俞敏洪与顾雏军通过高考改变了人生；
　　胡成中在寒风中推销、孤儿牛根生进了养牛场；
　　因为父亲是右派，李如成未能随知青返城；而父亲右派*，潘石屹转学到县城高中。
　　1978年的新年前夕，一位路透社的记者在文章中写道：对于世界经济来说，这是令人焦急的一年，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人们期望的恢复。大多数地方的通货膨胀仍然很高，这使商店物价上涨，造成了不安全的气氛，使人对未来缺乏信心。人们担心，世界可能回到停滞状态中，还会有更多的人失业……
　　在论调如此悲观的国际环境中，197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却共同发表社论《光明的中国》：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这是外界抛出的问题，也是内部试图回答的问题。光明从何而来？或许来自浩劫刚刚过去的晴朗心情。不过，什么能做、什么不能；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都还没有现成的答案。与此相对应的是，僵化强大的体制与理论体系，对试探性的问与答毫不感兴趣，只是不断地说“是”与“凡是”，延续着自己的统治力。1978年春，距离北京500多公里，山东一个偏僻的村落，一户农民被当成“资本主义暴发户”典型批斗，原因是村里除了这户农民外，其余各家都背井离乡，在外讨饭。
　　然而，中国的现状在外国评论家看来，实在差强人意。不管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意识形态专家，还是拿着放大镜的科学考察员，都对多年积贫后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丧气地摇头。据日本的评论家山川晓夫估计，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只相当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这十年中的数据。
　　如果人民的生活总是贫苦不堪，又怎么能证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呢？穷则思变的冲动与僵而不死的思想体系已势如水火。
　　1月底至2月初，*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作短暂停留。在听取了*四川省委汇报工作后，*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的话，一石激起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