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血色战旗-第4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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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师的弟兄们看着，听着，他们中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就那么静静的听着、看着。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从来也都没有见过这样勇敢的官兵137师的弟兄们看到，他们的师长荣光出现在了老黑身边，他们知道，师座也是从26师出来的，这一瞬间，37师的弟兄们忽然也有了一种自豪感。自己，也算是26师的一份子了！
　　　　“荣光！”老黑大声叫道。
　　　　“到！”
　　　　“37师，全力掩护，我要死了，你上！”
　　　　“是！”荣光的回答，是那样的铿锵有力：“我37师集中全部火力掩护，你死了，我上！”
　　　　老黑对着荣光敬了一个永远都不标准的军礼，然后一举机枪：
　　　　“敢死队，跟着老子上啊！”
　　　　1940年5月17日夜，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6师师长老黑，亲任敢死队队长，率三百勇士向南瓜店发起决死之冲锋，目标只有一个：
　　　　夺回张自忠将军的遗体！
　　　　高飞在看着他们，蒋介石在看着他们，整个国家都在看着他们！
　　　　蔡远飞这一生部不会忘记那一天夜里自己看到的一切：
　　　　那一天的夜里，日军的炮弹在呼啸着，疯狂的砸向对面，而在他们的对面，是一群光着上身，穿着大裤衩，赤着双足的中**人，冒着日军的炮火完全不要命的在冲锋着126师的弟兄在拼命，37师的弟兄也在拼命！
　　　　精神，是可以用来相互感染的137师中的每一个人，这个时候都在心里发誓，只要能加入26师这样的部队，哪怕只能加入一天时间，也都死而无憾了！
　　　　炮弹在四周呼啸着，一团团的火焰夹襄着爆炸，不断威胁着敢死队员们的生命。
　　　　但是，那些敢死队员们，却好像根本也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一般，完全无视着周围不断爆炸起的火焰，在那面血色战旗的指引下，冲着，冲着……．．五十挺轻机枪组织起的火力，编织出了一道密集的火网，疯狂的收割着日军的生命，疯狂的要在前进的道路上杀开一条血路！
　　　　冲进去了！敢死队的兄弟们，在这样不要命的冲锋中冲进去了！
　　　　他们手中的机枪、冲锋枪，枪口喷射出一道道的火舌，席卷着他们视线范围内能够看到的每一个敌人！
　　　　他们腰间悬挂的手榴弹，被他们从手中用力的扔出来，狂风暴雨般的扔向敌阵！
　　　　日本人完全被这种以命换命的打法惊呆了，他们不知道中**队为什么会忽然对南瓜店发起进攻！
　　　　他们死也不会想到，这些中**人，仅仅是为了夺回一具中国将军的遗体！
　　　　在这一夜的战斗中，26师的敢死队在南瓜店三进三出，拼死一战，最后，他们在方家集庙内，终于找到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张将军的遗体被抢回来了！此一役，26师300敢死队员，阵亡38人。但值了，一切一切都值了！
　　　　当浑身裹着白布的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被运回后，26师、37师的官兵们都从阵地里站了起来。
　　　　护送着张将军遗体的，是老黑和他的弟兄们。
　　　　他们默默的走着，陪着张将军在走上最后一程……_冬军的英灵，也许此时正在天上看着的吧……．“敬礼！”
　　　　“敬礼！”
　　　　官兵们举起了自己的手，向着张自忠将军的遗体敬了最恭敬的军礼！
　　　　英灵长在，浩气永存！
　　　　那一面军旗，正在猎猎飞舞……．张将军的尸骨运回后方后，经检视，张自忠将军的身上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
　　　　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191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28日下午，蒋介石与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气氛庄严，极尽哀荣。
　　　　蒋介石亲自主祭，同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随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下葬仪式。
　　　　蒋介石题词“勋烈常昭”，李宗仁题词“英风不泯”，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
　　　　是时在老河口的李宗仁长叹，如果何基沣在，不会有襄河之败，张自忠不会阵亡。护送灵柩的59军官兵沉痛地对何基沣说：“要是你当时能在军中，兵力不会那样部署，张总司令和59军不会孤立无援，张总司令不会阵亡。”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周恩来曾亲自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中国**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也深为震惊和痛惜。8月15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威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张自忠阵亡之后，他的部属第33集团军官兵悲愤填膺，决心与敌死拼，多次向日军猛烈反攻，也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是，不久日军北方兵团中止了对第五战区左翼兵团的进攻，以主力南下，与南方兵团会师，合力对付第五战区右翼兵团。
　　　　经过一番苦战后，第33集团军在襄河以东站不住脚，不得不逐次退到襄河以西。
　　　　在此期间，日军动向渐趋明显，第39师团及第6师团第11旅团等部，经襄花公路，回窜随县，逐次沿汉水东岸南移，并在襄阳、宜城之间的汉水东岸东津湾、上下王家集、方家集附近停留大量兵力，整备渡河器材，大有在襄阳附近渡河的可能。为牵制日军渡河，并恢复枣阳，李宗仁命令汤恩伯率第31集团军及第92军由豫南向枣阳急进，反攻枣阳城，并令敌后部队袭击敌后交通，中央及左翼兵团备部相机推进。
　　　　当汤恩伯所部攻打枣阳之际，日军突在宜城、襄阳间强渡汉水，战区情况陡趋变化。5月19日，在上下王家集、方家集一带滞留的一万多日军突然在小河、欧家庙附近强渡汉水。
　　　　第五战区在该处的守军，右为第22集团军4个警备旅，左为第41军一部，都是装备低劣、兵力不足、战力脆弱的部队。日军渡河时，前方部队竟然将鬼子渡河用马达牵引的木筏及橡皮船，当成水陆两用坦克，惊慌失措，急报长官部。
　　　　第五战区长官部也不细察，照葫芦画瓢，据此急电报告重庆并请求出动空军助战。第二日清早，航委会派来9架蚊式轰炸机飞临小河、欧家庙一带上空，进行一番轰炸。
　　　　这时4个警备旅早在日军渡河前就已逃散，第41军阵地也无守军抵抗。日军先头部队沿着襄阳至沙市公路北进，后续大部队仍在渡河之中。飞机轰炸也阻止不住日军的急进。
　　　　到月底，襄河和唐白河以东地带，除汤恩伯等被迫逃进大洪山打游击的大军外，几乎没有中**队的踪影了。于是，日军直扑宜城对岸至老营之间的襄河东岸，准备渡河西进。
　　　　第22集团军负责守备襄阳、樊城和襄河。可总司令孙震在枣宜会战前就因事请假回了四川老家。当新的会战马上就要发生时，李宗仁指派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临时代替孙震指挥第22集团军。黄琪翔带着自己的一班幕僚和警卫、通信直属部队在襄阳城内设了个指挥所，而并不去第22集团军总司令部。
　　　　第22集团军总司令部则由参谋长陈宗进率领，驻扎在襄阳以西30里的泥嘴镇。第22集团军下辖第41、45两个军。第41军军长由孙震兼任，辖第122、123、124师和一个军直属独立团：第45军军长为陈鼎勋，辖第125、127师。可是，第45军全军和第41军第123师已被鬼子隔在襄河以东回不来，被迫在大洪山打游击；而退到襄樊附近的第22集团军主力，只有第41军的第122、124两个师和军直属独立团。
　　　　这残破不全的两个师，并且还是新兵参半，哪里有什么战斗力？日军扑到襄河左岸准备渡河时，黄琪翔匆令第41军担任右自小河与王缵绪第29集团军部队相衔接，左至襄阳城沿襄河右岸60里的河川防御，并守备襄樊的任务。
　　　　这时第41军的状况，除了下面的兵不行外，上面的将也有问题。
　　　　全军连个当家人都没有。军长本来由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兼任，以前军部一切事务都由集团军总司令部兼办，既没军部，也没副军长，孙总司令回川前临时指定第124师师长曾元暂代军长之职。
　　　　当曾元接到黄琪翔布防命令后，即命122师担任小河亘刘集、欧家庙至襄阳城南门襄河右岸的河防，第124师担任襄樊的城防，军直属独立团即以襄河右岸襄阳东15里东津湾为前进据点，与襄樊威犄角之势，进行护卫。
　　　　第122师师长叫王志远，受领任务后，即令副师长兼第365团团长胡剑门指挥第365、366两个团担任河防；因第364团是两营新兵，则摆在襄阳南关为师预备队；师指挥所位于襄阳南门外周公庙！
　　　　（未完待续）
第六百零四章　糊涂仗
　　　　当曾元接到黄琪翔布防命令后，即命第122师担任小河亘刘集、欧家庙至襄阳城南门襄河右岸的河防，第124师担任襄樊的城防，军直属独立团以襄河右岸襄阳东15里东津湾为前进据点，与襄樊成犄角之势，进行护卫。wWw、第122师师长叫王志远，受领任务后，即令副师长兼第365团团长胡剑门指挥第365、366两个团担任河防：因第364团是两营新兵，则摆在襄阳南关为师预备队；师指挥所位于襄阳南门外周公庙。而守城的第124师，在要守住的襄、樊两城备摆了一个营，主力第372团则摆在第122师河防部队后边去支援河防，主次倒置不说，师长又将师部和其余备团全部搁在距襄阳城22里远的习家池一带。
　　　　日军直接控制襄河东岸后，进行了3天时间的渡河准备。6月4日天一黑，乘着夜暗，刘集对岸的大炮就开始集中炮火怒吼起来了，发发炮弹向河防部队第122师第3b6团及其右翼友邻第29集团军守军阵地，并施放烟幕和催泪瓦斯，然后，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开始了强渡。河防部队的官兵凭借临时构筑的简单工事，尽力阻击强渡之敌。尽管十分英勇，但日军的炮火异常猛烈，官兵越勇敢，死伤越大，最终因为工事被炮火摧毁，同时又没防毒面具，被鬼子的催泪瓦斯熏得无法睁眼，哪里抵御得住？稍微一疏忽，曰军就从第29集团军新4旅与第122师第366团接合部的小河、刘集附近强渡成功，一举突破了襄河西岸**的防线。
　　　　鬼子强渡，船只全装了发动机做动力，“突、突、突”地在河面喘叫着而来，河防部队部是刚刚从乡村招来的新兵，过去从没见过动力船，加上月黑风高，影影绰绰地望见它们在河面上沉重地爬行着，又听见轰轰隆隆的巨响。第366团团长陈择善慌里慌张闯师部报告说：“鬼子使用大批水陆两用坦克向我强渡猛冲。”
　　　　连个装了发动机的船只都不知道，他又如何知道“水陆两用坦克”！师部也不细想，又糊里糊涂转报给正在襄城内的黄琪翔总司令。
　　　　黄总司令事先得知鬼子放毒瓦斯，又听说鬼子用上了“大批水陆两用坦克”，不是想去如何打掉它，而是担心它会打掉自己，急忙带着指挥所和警卫营从襄阳西门奔出，直向谷城逃去。
　　　　尽管月黑风高，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急急奔走，半夜时分，途经第22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泥嘴镇，参谋长陈宗进事先得了消息，与该部高参章雨初早早就在路口迎接黄总司令到总部休息。此时陈参谋长已知前线日军强渡成功，占领了襄河西岸，小河、刘集均已落入敌手，于是端上早已经准备好的夜宵，边陪着黄总司令用“宵夜”，边报告前方的战况，并请示挽救办法。
　　　　黄总司令一听，想都没想，喊道：“拿毛笔来！”当即放下筷子，拿起毛笔，挥毫写了一个便笺手令，大意是：第41军着即退守泥嘴镇至南漳之线，扼敌西进。吃完夜宵，随即又匆匆上路，继续向谷城方向急急而去了。
　　　　陈大参谋长拿着黄总司令的手令，立刻用电话通知曾元和他的第124师向南漳撤退。
　　　　可这位代行第41军军长之职的曾元竞忘了自己代行职责，对“属下”的第122师和军直属独立团，连通知都没有，更谈不上给予任何“指示”，就带着第124师跑了。
　　　　而第122师的第365、366两个团不被代军长惦记，也并无大妨碍。早在日军突破河防阵地时，他们就已经退到了第124师先前派出支援河防的第372团的所i七地。当他们从该团获知退守泥嘴镇至南漳之线的消息后，不待命令，就跟着第372团屁股后面，自动撤退到泥嘴镇去了。于是乎，第122师师长王志远、师部以及第364团倒被丢在了襄阳城南关一带阵地上。
　　　　夜半时分，王志远师长一切都还蒙在鼓里，“知彼”而不“知己”，只知鬼子占领了襄河西岸，却并不知集团军乃至全军的动向，虽然得知第124师和军直属独立团已撤过河西，但不知自己手下两个团已随第124师转移了，加上没接到撤离命令，不敢自由行功。
　　　　因此，带着师部和第364团继续待在襄阳城外。
　　　　因为黄总司令的指挥所和第124师摆在城内的一个营先后撤走了，襄阳城内已无一兵一卒，成了无兵防守的空城。王师长于是下令在南关的第364团入城布防，师部随即也跟着移入了城内。
　　　　第二日早晨，黄琪翔一觉醒来，忽然听说王志远和第364团尚在襄阳城内未退，马上下了一道命令：“着第122师守备襄阳城。”至于他只两营新兵的第364团和一个师部，对偌大的襄阳城能不能守得住，却未加考虑。
　　　　渡过襄河西岸之敌，系日军北方兵团。强渡襄河后，主力沿襄宜公路向宜城方向进犯，其中一部约万余人则向北直奔襄阳。上午9时许，兵临城下，大炮、机枪齐向城上轰击。因力量对比悬殊，第364团的这些新兵哪里支撑得住？眼看被大炮炸得四处狂奔，实在难以支持，就从西门撤出，退到了西关外真武山、周公山一带高地；王志远带着师部则移到了城西离城10里远的云万山。随即，日军大摇大摆地进了城，襄阳落入了敌手。
　　　　第22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陈宗进得知在襄阳附近与敌周旋的第122师只有两营新兵时，跺着脚说：“他们别说去打鬼子，鬼子一打，这些新兵蛋子就得全完！”
　　　　马上下令在泥嘴镇的第41军军直属独立团开到云万山去，归王志远师长指挥，与第364团合力拒止西进之敌。
　　　　襄阳与樊城虽是两城，在历来的战火中都是同得同失。襄阳城一落入敌手，樊城守军马上就乱起来了。守兵立即在城内到处放火，用“大火阵”来“阻敌”，并准备随时“转进”。这样一闹，使得老河口、南阳一带也是告急电报雪片般飞进第五战区长官部，报警电话响得长富部一派混乱。李宗仁急令第75军周岩部由吕堰驿南下，驰援樊城；并令汤恩伯所部由枣阳向襄阳前进，攻击鬼子的后方；同时赶调左兵团第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