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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李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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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鏊净�108国道上走私贩毒，纠集了一帮小地痞称王称霸。”
我爸说：“别去管那些风言风语。”
我点点头，后来发觉自己坐在后排，我爸爸看不见我的点头，连忙“嗯”了一声。稍后我说：“像林阿姨这样漂亮的单身女人，风言风语总是很多的吧？”
我爸说：“是啊。”接着他因为要对我有所教育而焕发了说话的热情。他说，是啊，所以说林阿姨很不容易。我们看待问题要从多方面看，才能全面了解一个人。每个人最基本的问题是生存问题，其次才是发展的问题和精神满足的问题。一个人为了生存，做一些错事是可以原谅的。
回到家，我翻箱倒柜，寻找我爸当年的日记本，企图找到他与林阿姨有关系的证据。在书柜底部一大摞捆起来的过期考卷中间，我找到一本明显有意藏在那里的棕色硬壳的日记本，上面大篇幅地记录了我爸因为写标语被抓捕和审讯的过程。
这个记录与林阿姨无关，但它煞费苦心地使用了小说的笔法，读起来津津有味，以至于其中的情节，经常出现在我梦中。全文如下：
那个奇异的晚上，我怎么会忘记！大概是凌晨三点，我被一阵猛喊惊醒。那一夜之所以奇异，就因为那喊声是这样说的：赖彦明，你已被包围了。放弃无谓的抵抗，马上投降！好像为了证实我的惊讶似的，喊声之后，屋顶上和院墙上便传来拉枪栓的声响。太不可思议了，我以为还在梦中，所以没动。小马迷迷糊糊地问：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这时那喊声振动窗纸，伴随着嚓嚓声再次响起：赖彦明，你已被包围了。放弃无谓的抵抗，马上投降！我想起了演电影，但这很荒谬，所以马上我就不想了。小马猛地坐起身来，惊声问：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我要她安静，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马嘀咕说：他们那么吵叫人怎么安静！那声音说：马上投降！现在，我数到十！紧接着那声音就气势汹汹地喊了起来：1，2，3……小马说：快投降！于是我赶紧说：我投降。我觉得他们没听见，便用了更大的力气再次喊道：我投降！那声音说：别搞鬼！你已经被包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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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李哥 2（2）
我忙着起床，这时看见五个月大的阿利对着墙蜷成一团，睡得非常迷人。我差点又迷惑了，以为这不过是个梦，原本可以躺着不动就对付过去了的。小马还在问：怎么回事？我说：先投降了再说。于是我边穿衣边高声对外面的人喊道：我已经投降了，穿好衣服就出来。我穿好衣服，打开屋门，一道五节电池发出的雪亮的电筒光立刻照在我脸上。他们有三个人，都挤在门口。中间那人摆了摆手，三人便往后退。电筒光从我眼睛上移开，我头昏眼花地走出去。出去后好一阵我才看清他们三人手里都有枪，一支是驳壳短枪，两支是上了刺刀的长枪。因为那支驳壳短枪，我认出那人是公社武装部的刘部长，他刚才通过一个塑料话筒凑在我卧室的窗纸上喊话，声音变了形，所以我当时没能听出是他。我对他说：是刘部长啊。怎么回事？刘部长没理睬我，拿着短枪的那只手挥了挥，另两个人便迅速平端着长枪跑到我身后站定。我一转身，他们亦马上转动，好像两支长枪是长在我后腰上的辘轳把似的。小马出门来，打开檐下的灯，忽然惊叫道：屋顶上还有人！刘部长得意地说：后门还有呢。这一计叫瓮中捉鳖。他朝后门那个人喊道：别藏了，战斗结束了。后门边的矮墙上敏捷地翻下一个人来，他走过来很不满意地说：就这样算了？刘部长想了想说：那就绑了吧。其中一个人拿出绳子，三个人一齐过来绑我。
三人一齐动手，又显得兴奋异常，弄得我痛出汗来。我叫了一声，小马慌慌张张地连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随即她看见院门边躺着被这些人毒死的狗，哇地哭了。一个人对她说：这阵就哭！怕还有不够你哭的！她便不哭了。刘部长说：走。于是我就被他们押着走了。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田野，很多很大的星星。星星的出现不是为了照耀，而是为了显现古老印记。是的。虫子在不远不近的地方鸣叫，我仔细地听着这些虫鸣，觉得如此这般地在夏夜的田野上走动十分快乐。因为这种快乐，我至今不能确定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忍心破坏在星星和虫鸣间行走的安谧，没有对刘部长等人提任何问题。那时间我为某种超越人世的情感而淡忘了世间的角色，所以那时间我把那些抓捕我的人都当做了朋友。
我们走到公社所在地，从一盏六十瓦白炽灯照着的门口进去。到了公社的一间临时羁押室门口，他们要我交出身上的所有东西。我交了手表、钱包，刘部长很有经验地要我解下腰带，我明白他怕我自杀，忙说：放心，我不会。灯光的照耀下，我看清了刘部长带来的几个人是成都来的知青，因为水土尚有些不服，他们脸上的青春痘更多了。其中有一个是女的，她脸用力地严肃着，因而冒着虚汗。我看着羁押室里靠墙摆着一张钢丝床，便径直走去，倒头便睡。我想他们应该理解，这对于一个凌晨三点被吵醒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重重地开门，把我惊醒。昨夜参与逮捕的女知青给我送来一碗粥和两个馒头。我看了她很久才看出她清秀的脸自打一进门起就铁青着。看清这一点让我吃了一惊，后来我恍然大悟：我是个囚犯，而铁青着脸对她来说是一种职责。于是我开始担忧自己的命运，虽然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安宁过，但这次命运如此直截了当地改变我睡觉的地方的事还是第一次。我嚼着馒头，小心地问她：同志，为什么抓我？她说：同志？谁跟你是同志！不准你污蔑这个词！她踢掉我手里盛粥的饭盒，破口大骂：反革命！死不悔改的反革命！竟敢污蔑这个词！
校党支部书记来的时候，我的脑袋里还在嗡嗡地响。我怀着痛苦问他：张书记，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我是反革命？张书记的脸上浮现出嫌恶的神色来，我不再说话。他面带嫌恶地说：我后悔介绍你入党，我后悔没有早看清你险恶的嘴脸！如果你还念点旧情，就忘掉我曾经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快到十点的时候，刘部长带着另外四个人持枪站在门口。女知青不知什么时候也拿了支枪端在手上，此时她连忙训练有素地将步枪嚓地背上肩，朝刘部长敬了个礼，然后朝前迈出一步。她的这些动作让我感到好奇，想了一会儿才明白她是在完成押解犯人的仪式。当然，犯人就是我。我已经大体明白自己的处境，现在我要加倍注意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而他们似乎不能容忍我里面潜藏着一个超然的观察者，所以用很粗的绳子把我绑得很痛，并在我头上扣了顶近三尺高的纸帽。我扭了扭头想看清纸帽上写的是什么，女知青便打了我一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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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李哥 2（3）
他们把我押到学校操场，操场上已经集合了公社政府、学校、供销社、卫生站、收购站的职工，还有不少农民和学生。他们一见到我便挤过来围观，刘部长他们不由自主地迈开了正步。操场的一头是插着旗杆的三层水泥台，另一头并排放着两张课桌，我被押着走向课桌。有人说：干吗给反革命分子两张桌子！于是有两个学生便跑去抬走了一张。我费力地爬到桌上站定时，看见小马孤独而绝望地站在人群里。
张书记问我：赖彦明，转身看看，认得墙上的字吗？我转过身，看着自己用排笔写在围墙上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的武器”一排大字。张书记大声追问：认得吗？这时候其他人都凝声静气，我想他们是在等待我的回答，便说：认得。张书记问：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写的。人群传出恍然大悟的喝的一声。听到这一声喝，我连忙重新仔细地瞅着这一排字，看了三遍，它们还是整整齐齐，气派十足，没有一笔一画是错了的。张书记用一种气愤得变形的声音说：那么，我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请你把你写的反革命言论念一遍。听他这么一说，我被吓住了。而背后传来粗暴而低沉的怒吼：念！念！念！我大汗淋漓，死盯着那几个字发呆，不明就里，而他们继续整齐而沉闷地喊道：念！念！念！念！
我知道这种声音，物理学上讲一千个人整齐迈步所发出的声音会让一座桥从内部彻底坍塌。我明显感到自己正在坍塌。坍塌感从我骨髓里直坠下去。这坍塌感穿过骨髓时带走了晃晃悠悠的眩晕，仿佛是对我被五节电池的强光照过后所感到的不适的一种解脱。毕竟它朝着确切的方向，我想，尽管它是绝望、不可遏止的下方，毕竟也是个方向。于是我定了定神，坠崖般地喊道：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的武器！他们应声朝我涌来，推翻了桌子，我狠狠地摔在地上。刘部长挥舞着手枪喊道：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跌倒在地上，我记得的那句话犹如附在我舌头上的咒语，我不停重复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的武器。毛泽东思想是……
我感到莫名其妙，然而更让我惊讶的是，批斗会一结束，就有一个公安两个身穿四兜干部服的人以及一个记录员坐在校党委办公室里等我。他们坐在四幅肖像图的下面，让我心神不定。因为头晕，我不太分得清画上的人和他们四人的表情，只觉得对面挤满了眼睛。他们宣布：“三二恶意攻击领袖案”审讯会现在开始。“三二案件”？我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他们说的就是我的事。他们的意思是，我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的武器”这几个字写上学校操场边的围墙上那天是三月二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三二案件”就在那时发生了。听起来好像三月二日是早就埋伏在时间里的单独事件，而专案组亦早就成立了专等这一天的到来。而这一天，我提着油漆桶和排笔，爬上桌子，写了那些字，于是“三二案件”就在这个地处横断山深处的小山村里轰轰烈烈地发生了。
老实说，群众激烈的情绪将我从桌上掀下来时我并不觉得疼，相反，我有一种被深深感染后的头晕流鼻涕的症状。也许时代变了，时代有可能在一刹那的群众激情中改变了方向，那时候任何东西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说，紧跟形势是任何人都马虎不得的。那时候我们每周都有两次开会讨论形势，既是怕出岔子，也是因为孤独。我很诚恳地想：时代变了，但我没接到通知。
穿着警服的那位面容和蔼的人叫黄公安，他对我笑笑，问：你为什么要攻击毛泽东思想？我莫名其妙地说：我没有啊。他一下收起笑容，仿佛对我的厚颜无耻感到恶心——这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汗都急出来了。他沉默了一阵，说：赖彦明，我看你并不像一个无赖，铁证如山，你怎么这样呢？我摇摇头，表明我不是一个无赖，但我的确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么多人一口咬定我攻击了毛泽东思想，我伤心极了。好吧，黄公安说，也许你是一个所谓的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那么，你凭什么要批判毛泽东思想？听他这样一说，我明白了，原来他理解我写的那句标语出了问题。我心中踏实了许多，于是慢慢给他解释：我写的标语的意思并非要批判毛泽东思想，而是当我们进行批判时，毛泽东思想是用于批判的武器。这里面有个语法运用，我是语文老师，当然知道。黄公安似乎听进去了，他问我：你要批判什么？我摇摇头：并非我要批判什么，而是我们，我们批判一切有害于无产阶级大众利益的思想和行为。黄公安旁边那人看来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黄公安对他摆摆手，说：看到了吧，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多么狡猾的敌人。他转向我，接着说：是的，你善于隐藏，你的灵魂……他稍作停顿，意味深长地说：灵魂总是隐藏得很深的。他说：你有一个狡猾而用心险恶的灵魂，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话让我感到玄机无穷，当“灵魂”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总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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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李哥 2（4）
黄公安这人面目和蔼，令我产生了幻觉，认为自己可以与他像朋友一样地交谈。谈的是灵魂这种玄妙问题，从学问的层面上讲，自有一种乐趣。但是黄公安转而问了我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成分、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很简单的问题，就结束了此番审问。
第二次审讯在派出所的审讯室。这个正式的审讯室让我肃然起敬，因为对面墙上刷着八个加粗的黑体字：坦白从宽，抗绝从严。在这里我以崭新的心态再次回答了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成分、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问题。因为心情不同，我对这些问题回答得更加慎重。这里非常正式的严肃气氛，使感觉受到了某种尊重，便下决心好好配合他们认真研究我的灵魂。记录员似乎是尤其重要的，他坐在斜对着我的右方——连他的面无表情也与众不同，是一层厚重的苍白刷出来的面无表情。黄公安提问，我回答，然后皆停下来静听记录员沙沙地记录在案。记录员记录完毕，朝黄公安略一点头，黄公安便再次提问。关于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成分、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问题，待记录员确定我的两次回答都一样后，将那张纸递到黄公安面前。黄公安一只手捏着那纸，一只手用拇指撑住前额，细细查看。
他看得如此仔细，以至于旁边的干部忍不住伸长脖子，也将脸往纸上凑。但是黄公安突然就看完了，旁边的干部吓了一跳，连忙坐正身体。黄公安问：你的姓名叫赖彦明，对吧？我说：是的。他说：你出生在一九四九年，一九四九年是多么重大的日子，而你竟然起了个这样的名字？我小心地表达我的疑惑：我的名字？它有问题吗？他摇摇头：从表面看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看我们的名字。我叫黄爱国，他叫林建军，我们都有意义非凡的名字。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么？我想了想说：名字是我妈起。我妈是贫农，没什么文化。黄公安没有理我，他转头对记录员说：一般情况下，审讯室里只要求犯人在“是”和“否”中选择，我们并没有破坏规矩。但我们现在审讯的是一个狡猾的反革命，一个须从灵魂深处获取罪证的复杂案件，所以要走点弯路。记录员脸色苍白地对他点点头，他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记下黄公安所说的话。后来他想出了主意，拿出另外一张纸记录了。黄公安再次俯向我，亲切地说：说贫农没有文化，这认识是错误的。哦，是的，我急出一身小汗，连忙说：我认罪。黄公安没理会我的惶恐，他说：就算你妈没有文化，但是你，你是个被伟大祖国培养起来的有知识有文化的新人，那么……他停了停，加重语气，似乎在提醒记录员注意：你为什么不改名？
记录员的钢笔飞快地摇动，他很兴奋，写完后瞪大眼睛望着我。我正要说话，他忍不住叫起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说：我妈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我理所当然就叫这个名字。问题就在这里，黄公安说，按照你的履历，你似乎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而且你根正苗红，被伟大祖国从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民教师。你经历了翻天覆地的人生变化，竟然无动于衷，竟拿你说的理所当然不作丝毫改变？他竖起一个指头，指向我：你那理所当然的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
如果我没听错的活，他加了个“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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