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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琐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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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飘着细雨的一天，我们在时代广场发起游行。
艺术家总是像在玩耍。游行前后楼内好比过节，每道门敞开着，大家忙进忙出。克里斯蒂倚在门口问我能否弄到喇叭（我没弄到），三楼那位剃短发蹬军靴，长得活像革命者模样的女画家挨户送发黑色长布条，关照在游行当天从窗口悬挂到街面，并要求尽量带朋友加入。这是我第二回在时代广场游行示威。上一次是为祭悼林琳。下午两点，队伍集合，我回望大楼：楼面一半窗户内的主人撤走了，零散下垂的布条被风雨折腾得不成样子。人倒来了一大群，给警察、记者围着。队伍启动，忽然，从排首穿过来一阵难听而凄厉的钝响：克里斯蒂，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一支靠旋转刮出响声的木头家伙——笨重粗大，模样像极了中国土制木板机关枪或旧时乡镇的敲更器——他昂然高举，金白色头发逆风飘抖，奋力地、很不熟练地挥舞着，但队伍随即被领错方向，止住，转弯，刮木片声哑了片刻，又复刺耳地响。一片笑声。
自那天以后（我们在四十三街《纽约时报》报馆门口解散，人人浑身湿透），我再没完整无缺见过坚持到最后的那群人。迁出势成定局，众人陆续动身。好几位艺术家70年代末就在这儿藏身作画，他们是最难受的人。某日在门口遇见六楼那位年长的德国同行（我喜欢他优雅沉静的面容），他站住，和我长久握手：“再见了，朋友。我回家乡去。在这儿待了十五年，纽约伤了我的心，我永远不想回来了。”
剩下的蚂蚱都在等候最后的驱赶。夏天。成人商店相继移走，连串门面被涂成彩色的大木板封闭了。四十二街变得陌生空荡，就像爱德华·霍珀的那幅名画《星期六》：一排歇业的店铺前空无一人，阳光斜照。我赶制完毕（不完也得完）十联画，初秋将连同所有大画去台北展览。7月的一天，我打开房门清扫画室。一位不认得的中年艺术家走进来，巡视过后，告诉我他叫毕德娄。好，毕德娄。您玩哪一路？“我？你不知道我是谁吗？”（美国人好在直爽。一年后我知道了：他是80年代“挪用占有”大师图像的一位知名画家）真的，我不知道。他于是领我到隔壁四一二房，说他闲租十几年，只为堆放私人收藏。
满屋尘土。在尘土中我如梦似幻看见杜尚先生的两件作品：那只戳着自行车轮胎的高脚凳，那扇连着门框的门。这么说，杜尚同志也得挪窝了。毕先生解释道，同一作品杜尚做过两件（此话倒也不假，现代美术馆的“泉”就是重做的，原件很早即已遗失），他说他是从朋友那儿转手买来的。但愿他的话和收藏都是真的。原来我的邻居包括杜尚的幽灵和遗作：这似乎是为我失去画室而及时补偿的一份不大不小的虚荣。
4。 我的画室（5）
8月初，那位革命者模样的女画家在过道里叫住我，目光锋利咬牙切齿：“听着，世界末日！他们通知了，9月20号之前所有人一律迁出。”
也在同一年，母校中央美术学院迁出北京王府井校尉营移往京城东郊。10月，我指的是今年，曼哈顿西四十二街233号楼以西至第八大道为止所有建筑物夷为平地。东端楼群和街面年来焕然一新，剧场早已开业，迪斯尼集团名下的高档连锁商店、衣装店、礼品部、咖啡馆相继开张，周围簇新的巨幅广告牌铺天盖地。英国航空公司甚至在街口楼顶架设了一部几十米长的模型飞机，机翼机头倾斜着对准街市，看过去英勇而幸福。其他各项工程如火如荼日夜进行，到年底最末一夜，几十万纽约人在广场举行传统守岁仪式时，时代广场确实气象更新——那年秋末我从亚洲回来，如丧家之犬：画室岂不就是我的家。承画友坦希帮助，运回的大画存在他的画室。无法工作的两个月不知是如何度过的，直到一笔我在年初申请的基金被批准——来自以死去的后现代女画家约翰·米肖尔遗嘱设立的基金会，连同另十九位入选的美国艺术家：至少在这件事上，出钱和领钱、帮助和被帮助的都是彼此素不相识的艺术家。我立刻租下新画室。并非故意，经纪人介绍的处所与老画室仅一街之隔。在十六楼，我从新画室北窗看下去，233号楼每个窗眼都瞎了，灰蒙蒙站着等待拆毁。同样的地铁路线，同样的出站口，不同的是画室租金高了将近三倍。起初，好几次我仍习惯性地朝老画室那儿走去，就像至今我记忆中的美院方位也还是在东单王府井一样。
雷康，继续办案保持来信。我明白了，他办案子好比我们画画，习性难改。在我早已忘了官司时，赔款于上个月寄到。大伙儿临别留下联络地址，两年来收到过几回展览开幕邀请信，谁呢，想起来了：233号楼“难友”，都活着，都在新的干活的地方继续干活。在街上遇见克里斯蒂和女革命家，彼此笑了，谁也没提起那段日子。
我们被撵走了——这在迪斯尼集团的宏图大略看来算不了一回事。在我们，那段日子除了此刻当成写作材料，说实在也他妈的不算回鸟事——请容我顺口带这么一句粗话。
199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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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艺术家肖像——坦希（1）
不记得是在张爱玲的哪篇小说里，我读到这么一句妙语：女人都是同行。“相嫉”二字虽然去掉了，女同胞读到，想必心领神会。其实男同志嫉起来，也是酸楚难熬。英国人培根先生专有文章题曰《论嫉妒》，说“嫉妒是不知道休息的”，可见得体会深切，不知是他妒人呢，还是人家嫉他。
单是在心里嫉妒，倒无妨的，或者也能解作羡慕以至钦佩的意思吧。难办的是同行相忌，可悲的是同行相残——彼此防备着、伤害着，窄路相逢了，还得打招呼、握手、扯闲天。
不过我现在要来说的人、事，是同行之间的相知、相助、相敬。
先得讲弗莱德老先生。1991年，我和一伙大陆同行在圣地亚哥艺术学院办展览，座谈会之类散了，他就走过来，沉吟片刻，接着用恳切、从容的男低音（男低音总会显得从容、恳切）说他在圣荷塞有家画廊，要给我办展览。
我不想接。一办，就得卖，一卖，又是老套：得钱，但不开心；卖不掉，也无趣——当你悬想谁会来买，一切变得无趣。那回在学院展览的画作，是我来美国九年后头一遭存心干自己想干的勾当，除了非营利性质的展览，我打定主意不找画廊。熬到非得屈服于饭碗时，再说。
可刚刚开始玩，这位老先生就来兜生意。我照直拒绝。他平静地说，好，不过咱们无妨坐下来谈谈。
这也是老一套。但我喜欢弗莱德的模样，他不像画商，倒活像个面红须白的圣诞老人，又是一派教授风度，尤其是同人讲话的语气，好像熟朋友适才长谈过后又聚拢了似的。他要了我下一程住处的电话号码。几天后，他开车两小时到洛杉矶我落宿的朋友家，也是那么沉吟片刻，说，别的无所谓，但总得把画挂到墙上看看。我说好吧，让我回纽约后想想——两周后他真的飞到纽约来。
再过两个月，我的画就乖乖地挂上他画廊五米高的白墙。老头子用力挡开我的手，自己爬到高梯子顶端调配射灯角度。下得梯子，他用碧蓝的，上岁数后泪汪汪的老眼看看效果，笑得白胡子都沾上口水了。
原来弗莱德是个画家。三十年前他住在纽约，画极简主义的路子，是当年的前卫分子。此后在圣荷塞艺术学院当教授，任教务长，一退休了就自己开画廊。他认识不少颇为重要的画家，其中有好几位的作品我都在美术馆看见过，什么流派花样的都有。但他一个“极简分子”，何以喜欢如我似的“写实分子”？我有点纳闷，问他，他也纳闷，反问道：为什么不？你有你的话要说，我接着了你的意思，此外还要别的理由吗。
展览期间我的三套东西没卖掉，他耸耸肩，就拉我到隔壁去喝咖啡。不久倒是卖掉两套，他在电话里得意地说：“你瞧，我做对了！”真的，他就是喜欢“把画挂起来”（甚至请一位东岸的晚期抽象画名家直接在墙面上画），然后煞有介事在展厅里走来走去。他也怯生生地嘟囔着谈生意经，但就像此地绝大多数画廊同行，他做起来既认真，又负责。客人到齐了，兴奋得脸色通红。
正派的画商会给艺术家引见客户。弗莱德不单乐于此道，还引我见了西岸好几位画家。同行们挤在屋子里，都像老相识，你是哪国人，画哪一路，没人在乎，那不是交流的障碍，也不是来往的借口，但对艺术家的名气却有可爱的反应。那次弗莱德把郑胜天先生也请来我的画展，当地女画家凯瑟琳开车带我们出去，车中闲谈，郑先生说到会见劳申伯格的往事，凯瑟琳大叫：“什么？你见过他！那我得碰一碰你！”同时就腾出正在开车的右手，做成一缩一伸战战兢兢的动作，在邻座的郑先生的袖子口点了那么一点。
凯瑟琳是个严肃的画家，专画诡谲的人物和场面。后来当她得知弗莱德在纽约介绍我认识了坦希，羡慕地说：“我也要搬去纽约！”
坦希算是当代名家。弗莱德初见我就张罗要让我们会一会，但并不是因为“名气”：在我，一时不知“坦希”是谁，在弗莱德，是他认为我与马克想法相通，应该聊聊。直到他来纽约同坦希约定，临去前递给我两份刊有坦希作品专辑的艺术杂志，这才明白对方是谁：多年前我就在大都会美术馆和现代美术馆见过他的画。我常不记得看署名的。
5。 艺术家肖像——坦希（2）
艺术家交往——干脆就叫同行吧——最痛快两件事，一是“呼朋引类”：甲乙成了朋友，甲认为乙和丙更应该结交，于是玉成。再就是所谓“一见如故”：那夜在下西城一家酒馆落座，坦希接过弗莱德递给他的我的画照，看过，就简单地说：你看哪天方便？我们得约个日子细谈。
再下个礼拜，我记得那天天气严寒，坦希搭乘地铁远来我家，坐下来，也是那么沉吟片刻，然后聊到半夜。
马克·坦希生长在圣荷塞。他父亲在当地艺术学院教了一辈子美术史，和弗莱德是老同事。他的叔叔是战前有名的插图画家，在马克出生前自杀了。日后侄子保存着叔叔的许多原稿。马克成名后，凡是负面的评论都说他的画太像插图，我私下想，叔侄间会有这么一层神秘的关系么？
同奥尔一样，马克也有三个孩子：奥尔的老三是闺女，马克的老三是小子。“那是一次意外，天哪，其实两个就够了，真难为情。”马克摇着头说。他的妻子简恩也来自欧洲，爱尔兰乡村女子，衣着讲究而得体，半点不像农民，但比中国的农民还要老实纯朴，每在马克的展览酒会上跟我要支烟抽，为的是躲到一边独自安静。西方电影尽是婚变情变，以我交往的寡陋，却每每遇到伉俪情深的美国夫妻。
马克总让我想起中国叫做“模范青年”的那么一类人物，他相貌端正、态度谦和——在我的记忆中，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倒还颇有那份相似的类型。怎样的类型呢，就是一派自信而无欺，不曾被侮辱过的神情，待人接物不知何为虚与敷衍。用老话说，马克是个十足的书生。他永远沉思着谈论问题，偶一笑，即刻收敛，又复沉思。他很少一味谈论自己，不抢人话头，表达意见坦率而审慎。议论稍久，他会忽然停住：“哦，我想我说得太多了，你怎样认为？”
他有时简直害羞。当他将某件刚完成的画翻过来给我看时，面颊就微微地红起来。
但这迂阔的性情同马克戏谑的画旨作对比，乍看之下两不相谐：一头牛被牵到油画面前；一位电视主持人用话筒伸向埃及狮身人面石像作采访；好多架上画家在对着原子弹的蘑菇云写生；又有两个文人在字词组成的悬崖绝壁边缘扭打。1985年我在惠特尼双年展前厅看到这幅画，不晓得其中之一就是法国人德里达。什么意思呢？全看明白了，全不懂。然而一定有所指，有用意，而且分明是利用了我们的无知和有知，或者说，我们的有知在这些画前一时变为无知：观众被耍了，同时又似乎被邀请聪明起来——作者想必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脸上带着一抹杜尚式的微笑：很有所谓，很无所谓，结果呢，结果是那么正派的一个马克·坦希坐在酒吧台子边上很老实地等着我们。
说到杜尚，那夜酒馆所在的下西城六大道十三、四街一带，就是布勒东、曼·雷、恩斯特、马松、杜尚，还有列维…施特劳斯一伙人二战期间流亡来美长年居住、聚会的地方。
我们最初的来往被马克弄得太郑重了一点。他甚至来过两三次信笺，为约会，或为约会的改期。在同一城市，在当代，他不打电话而写信寄信，实在是古风久违。但和马克的面见谈话，可把我苦得连中文也糊涂起来。诸如结构、解构、隐喻、修辞等等一大堆辞令，都是他耐心地从我带去的小字典上翻寻指示给我的。可是当这些词混在他连串的句子里，我又迷惑了。他呢，奇怪的是他从来就只当我是懂得的，不虞深浅往下说。假如正在讲我的画，我说，我没听懂，他就认真地说，不，你已经画出来了，我懂。
每次同马克长谈都让我觉得疲惫而滑稽：如果是三岔口，也还有趣，可我们只是两人相对。“要是我会中文就好了。”他常这样回答我的歉意。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我们彼此是“懂得”的——原来马克也需要同志、知己，需要有人倾听，并谈论绘画和所谓观念艺术之间那么一些似有似无的可能性：那是他不放弃画布，又沉溺在观念中的两栖性格和双重挑战。他一再强调他的成功只是80年代后现代绘画中极个别的例外，重要美术馆的承认和收藏，他仅归因于运气。他用自嘲的语气说“运气”两个字，但他以显著的愤怒讲到“前卫艺术”，这时他的眼睛会往下看着某个角落，仿佛前卫艺术就蹲伏在那儿：“我讨厌。我讨厌他们的态度：‘你们都错了，我们才是正确的，我们永远比你们正确’。”一边说着，他就用皮鞋作出盛气凌人式的那么一踢，好像前卫艺术家真踢过谁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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