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地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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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类药：国内未上市的进口药。
　　三类药：复方制剂。
　　四类药：仿制药。
　　五类药：已上市药需添加新适应症。
　　高纯说，第四类药的审批存在问题最多。在他看来，药价屡降不下的秘密就与这类药有关。同一种药改个包装换个名称，就可以变成新产品，从而获得重新定价的权力，不受政府降价令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药品的价格往往高出其本身价格的数十倍，而药监局也并未进行有效的价格监督。
　　子　墨：很多患者会觉得药价虚高是医院的问题、药商的问题，中间存在太多回扣和红包的问题，没有感到这是药监局的问题。
　　高　纯：药监局摆在前面，因为它的监督不规范，才会出现这些问题。国家发改委搞了20次降价令，降价令下来以后，厂家就玩花招，把普药改换包装、改换剂型，变成一种新药，由此自主定价，绕过发改委的降价令。但是如果国家药监局把新药审批卡得很严，这些企业想把价格定高都定不了，没办法去定。
　　子　墨：药价会高出应有价格的多少，能举个例子吗？

药价之谜（3）
高　纯：有的高出了10倍。比如环丙沙星，成本价在2元钱左右，但是定价在36元；欣弗也是这样，成本2元钱不到，定价也是36元。还有利欧，它的成本价我核算在6元左右，但是最高零售价达到148元。这个价格当时是怎么批下来的？为什么会定这么高？我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去追查。
　　因为举报，高纯失去了他生活中原有的平静和快乐。1999年，33岁的他被企业当做内退员工处理，此后又连续多年被剥夺职业药师考试资格，这使他不得不离开医药行业，一贫如洗，四处打工。不仅如此，他连作为一个公民理应享有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也屡次受到威胁。
　　子　墨：除了停薪停职，这些年因为举报你遭受过的最严重的打击报复是什么？
　　高　纯：我被打了两次。第一次是1999　年5　月26　日，当时罗永清提升为副总经理以后让我下岗了，停发我每月200　元的生活费。我只能在外面送煤气打工，他一看我送煤气也可以养活一家人，就把我送煤气用的车砸了。我到企业去讲理，说你们不给生活费，我靠自己的力气养家糊口还不让我干，你们到底要怎么样？他（罗永清）说我影响了领导办公，让保安把我打得耻骨骨折，移位厘米。
　　第二次被打时间是2003　年，国家药监局让岳阳药监局给我出示一个能参加职业药剂师考试的证明。我多次到岳阳市药监局要求开证明，他们没同意。最后一次我和他们发生了争吵，当时有一个书记跑过来，大骂我是神经病、狂徒、流氓，打死算了。他一喊，就有五六个人围过来打我。我报了“110”。“110”　来了以后，他对“110”说，把这个狂徒、神经病抓起来，搞死他。这样我就被派出所关了10　个小时。
　　子　墨：以什么名义被关的？
　　高　纯：调查。
　　子　墨：这两次经历没阻止你继续举报吗？
　　高　纯：更坚定了我要举报的决心。我一定要把他们告下来。
　　在向湖南省有关部门屡次上访没有得到满意结果后，高纯将申诉的主要对象转向了新成立的国家药监局。他说，这些年他一共赴京上访35　次，曾在国家药监局的8　个局长接待日见过6　位副局长。
　　子　墨：完全是自费来北京吗？
　　高　纯：对，都是我借的，有部分是朋友资助的，让我有钱再还，没钱就算了。
　　子　墨：来一次北京要花多少钱？
　　高　纯：我一般花得比较少。最困难的时候是用200　元钱在北京待了21　天。
　　子　墨：这21天怎么度过的？
　　高　纯：现在想起来也心寒。那次上火车我没有买票，兜里就200元钱，还要留钱乘车回来。我找到列车长，说我没钱买票，要到北京去。他问我为什么？我就把材料全部给他看。他说，行，我领你出站。他很支持我的行为。到了北京，我就住在西直门立交桥下，西直门立交桥正对着国家药监局的大门。晚上我睡在立交桥下，白天站在药监局门口等领导来处理问题。
　　子　墨：当时是什么季节？
　　高　纯：3月份。
　　子　墨：3月份北京还很冷啊。
　　高　纯：冷的时候就起来运动。
　　子　墨：怎么解决吃饭问题？
　　高　纯：我在菜市场吃点煎饼黄瓜，在火车西站的候车室里打点开水喝。打一次开水，就可以在立交桥下支撑两天的生活。
　　子　墨：你以为见到领导，问题就会解决了。
　　高　纯：对。我想着哪一天能见到药监局领导，就能处理问题了。我认为国家药监局是全国药品监督的最高权力机构，应该是非常清白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

药价之谜（4）
2000　年5　月，高纯的反复举报终于有了些许回音。国家药监局派出专员前往湖南调查他所反映的问题，并于该年8　月下发了查处作假的文件。但是，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高纯仍不满意。
　　高　纯：国家药监局的两位处长去了湖南，带着药监局的4　条处理意见和其他一些解决方法。意见是口头意见，没有给我书面答复。大概是说，第一，我举报是对的；第二，企业这么做是不对的；第三，应该给我工作，给我一定的生活费；第四，公开承认我的举报是合法的。
　　子　墨：新药批文有没有涉及？高　纯：没有。所以我感到不服气。他们来了我很高兴，但是我要求查处的是一些作假项目和处罚行贿受贿的官员。
　　子　墨：两位处长怎么答复你？高　纯：他们没说什么，问我还有什么材料就交给他们带到国家药监局去鉴定，并且到我家里拿走了新药审批中心一个官员作假材料的原始件。他们取走证据时没有留下收条，过了很久也没有归还。
　　子　墨：这份证据交出去以后有回音吗？高　纯：交完以后他们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再找国家药监局，他们就不理我了。
　　子　墨：找了这两位处长吗？高　纯：找了其中一位。
　　子　墨：有没有给你什么说法？高　纯：说了，一定要严肃查处，一定要一查到底。结果没下文了。
　　子　墨：关于这份证据，他们有什么说法吗？高　纯：说领导不让给，就不给我了。为了要文件，我到药监局跑了4　趟，他们一直不给我。到2000　年8　月《工人日报》记者去采访这件事，国家药监局才打了一个收条。
　　此后，高纯又多次到药监局进行举报，要求归还文件。在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他于2003　年4　月、2004年的3　月和9　月先后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国家药监局的“行政不作为”，然而法院却不予受理。
　　子　墨：为什么要采取行政诉讼的方法，上访不能解决问题吗？
　　高　纯：我已经从岳阳市一直上访到中央了，最后还是解决不了。所以我就想到用《行政诉讼法》来规范国家行政部门的行为。
　　子　墨：但是行政诉讼能帮你吗？
　　高　纯：开始以为能帮助我，但是很不幸，法院不予受理。理由是不属于《行政诉讼法》受理的范围。但是我在北京图书馆查了许多资料，都说《行政诉讼法》是专门用来规范行政部门行为的。而对药品的研究和生产进行监督是国家药监局的基本职能，我不举报，他们也应该做，我举报了不做，就更不对了。
　　此后不久就发生了后来被媒体广为传播的“高纯与郑筱萸对骂”事件。一向以“温文尔雅”
　　著称的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勃然大怒，骂高纯是“第一神经”，高纯也回敬道：“你是第一贪官！”但这并不是两人第一次打交道。
　　高　纯：1995年他（郑筱萸）当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的时候，我就见过他。1999年，我在药监局郑筱萸案爆发后高纯的举报才有了回音大门口也见过他，一共见过两次。
　　药价之谜
　　子　墨：在大门口见到他是什么样的情景？
　　高　纯：他笑眯眯的，说我反映的情况属实的话一定会严肃办。他给我留下两个印象。在我起诉他之前，他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是我起诉他以后，他就暴跳如雷，跟我大吵一架。他骂我，我骂他。
　　子　墨：在哪里吵的？
　　高　纯：在电话里。我打过去的，打了很多次才接通一次。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高纯。他说哪个高纯？我说湖南岳阳起诉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的高纯。他就开始大骂了。
　　子　墨：他知道你？
　　高　纯：药监系统谁都知道有个高纯。他们内部传诵高纯是个神经病。岳阳的朋友也说我就是一个堂吉诃德。
　　子　墨：堂吉诃德看不见自己的敌人在哪儿，你呢？
　　高　纯：表面上可以看见，实际上也看不见，得罪了一个官就是得罪了一批官。
　　子　墨：通话的内容还记得吗？
　　高　纯：记得。他说我没有资格起诉他，没有资格起诉国家药监局。他说他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我说《行政诉讼法》就是规范行政单位的一种法律，我有资格起诉你。我们俩就吵起来了。
　　子　墨：电话上的争吵持续了多久？
　　高　纯：大概不到5　分钟。他骂我“神经”，我骂他“贪官”。他骂我“第一神经”，我骂他“第一贪官”。然后他“啪”就把电话挂断了。
　　子　墨：你现在还在继续举报吗？
　　高　纯：对，我仍然要求国家药监局给我答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对我的申诉给一个答复。
　　子　墨：你要求什么样的答复？
　　高　纯：查处作假事件，处罚贪官污吏，停止对我的打击报复，认可我的职业药师资格，并且对我这么多年上访的耗费进行赔偿。
　　子墨点评：
　　十余年来，高纯的举报历经了李、朱、温三任总理的批示，但都没有结果。直到2006　年郑筱萸事发，药监系统内的诸多黑幕被查出之后，高纯才以反腐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但其实直到今天，他的举报也没能得到一个顺理成章的圆满结果。药监局没有回复他的上访，法院没有回复他的申诉，他职业药师的资格并没有恢复。因此他只能四处打零工谋生，而当年那些靠造假手段得来的假批文至今也没有被撤销，仍然在继续使用。
　　

官员之死（1）
一名原县供电局副局长神秘死亡，引发家属关于当地检察院办案手法的质疑。是刑讯逼供还是意外致死？全国先进检察院是否执法犯法？死亡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
　　梁继平，江苏省连云港市供电公司佳能物业公司总经理，之前曾任赣榆县供电局副局长。2007年5　月27　日是个星期天，这天晚上他亲自做了晚饭，和妻儿一起吃了生日餐，因为第二天是他的45　岁生日，而他要回到距赣榆县家中约30　公里的连云港市上班。然而第二天一早梁继平离家后，他的妻子王云娣却再也没能见到丈夫。
　　王云娣：星期天晚上的饭是他做的。我们在家给他过生日，一家三口在一起过的。他说第二天要上班，所以提前一天给他过了生日。28号早上，他走了，走的时候，我把东西递给他，他抱了我一下。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场面。
　　王云娣回忆，当天中午，梁继平给她打电话报了一次平安；下午3　点多，她打给丈夫，梁继平说正在开会；4点钟再打，梁继平说有事，很乱，不方便说话；而到了晚上6　点，梁继平的手机突然关机了。这时王云娣才从朋友那里得知，丈夫已在下午6　点多被赣榆县检察院带走，随后她便给连云港市供电局打电话询问情况。
　　王云娣：局领导说（检察院）把他叫去核实一些情况。我当然有点担心了，毕竟是被检察院叫走的，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我相信我丈夫，感觉他不会有事的。当时供电局领导也说，没有多大问题，局里跟检察院说了，没事就尽量叫他早点回来。所以我当时一点都不紧张。
　　此后，王云娣每天给丈夫打好几次电话，可是梁继平的手机始终关机。4天后的6　月1　日下午，她带着17　岁的儿子到市供电公司找丈夫。紧接着赣榆县检察院的人也到了供电公司。当天晚上，王云娣接到检察院的通知，带她去见梁继平，地点是在赣榆县秦山岛旅游度假区的一个宾馆里。
　　王云娣：我们坐着他们的车子，到了一个很小的宾馆。车当时开得非常快，车里没一个人讲话，外面下着小雨。我跟儿子说，见到爸爸，千万不要责怪爸爸，这时候我们俩一定要相信爸爸，才能给他勇气。儿子点了一下头。
　　梁继平的妻子王云娣但是到达地点以后，王云娣并没有见到梁继平，而是看到宾馆里里外外站满了丈夫的同事和家里的亲戚朋友。她开始感到事情不妙。
　　王云娣：当时我弟弟一把把我搂过去，带我到了一间屋子。我说，我要见我丈夫，他人在哪儿。没人回答。我就满屋子找。他们说，不在这里。我说，那在哪儿啊。我感觉有点不对头。我问我弟弟，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你不要激动。我说，我怎么能不激动，问了多少遍，喊了半个多小时我丈夫在哪儿，你们没一个人理我。
　　这时王云娣才被告知，梁继平已于当天上午死亡。她当场晕了过去。等她醒来，已是在医院里。她提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赣榆县检察院答应第二天上午8：30　安排亲属见梁继平尸体。但是到了时间，检察院却不允许亲属前往殡仪馆，这让梁继平的亲友感到不解和愤怒。他们当即前往商店买了白布，写上“草菅人命”制成横幅，组成上百人的队伍前往赣榆县检察院“喊冤”。最终，检察院同意王云娣去殡仪馆“见尸”。梁继平的家属称，当他们到达殡仪馆时，殡仪馆内外停放了20　多辆警车，布满100　多名头戴钢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警察，气氛凝重，如临大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官员之死（2）
梁卫平（梁继平的哥哥）：我们知道死讯是在南郊宾馆，跟马车店似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赣榆县公检法已经设置好了那个场合，和一帮保安在那儿等着，把我们亲属全部带到后，宣布了这个事情。当时那个场合跟电影上的黑社会似的，把我们五六个亲属带到一个房间，里面光保安就有10多个，然后一个姓王的副检察长宣布了我弟弟的死讯。6月2号，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做了一些沟通交涉，他们才同意我们去见尸体。当时的场面很残忍，赣榆县出动的警力荷枪实弹，穿着防弹背心，戴着头盔。
　　当盛放梁继平尸体的冰柜打开的一刹那，现场所有的亲属都忍不住失声尖叫。身高米、体重90　公斤的梁继平全身布满伤痕，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片好皮，头部更是伤痕累累。梁继平的家人向赣榆县检察院讨要说法，检察院给出的答复是心脏病猝死。
　　王云娣：看到遗体的时候，他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的，惨不忍睹。其实我当时只从人缝当中看了两眼，就被他们拉开来了，他们不给我看。当时所有人看到遗体之后全都尖叫起来。
　　梁卫平：他们说梁继平是6月1号早上心脏病发猝死的。给我们宣布这个官员之死　1　事的时候，我们心情比较激动，难以接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家族没有心脏病史，这里头肯定有蹊跷。
　　王云娣：我丈夫2006　年5　月还参加过单位的排球比赛。他40　多岁的人了，参加了好几场比赛。每年单位组织检查身体，也从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