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国无兵-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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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江东下时，洪秀全乘龙舟，列巨炮，树黄旗，上张三十六灯，舳舻相接，数十里不绝。及攻下金陵，洪秀全在十万人簇拥下、坐十六抬大轿入城。全城实行“圣库制”（公有制），天下之财，尽为我有，何其尊荣？不久，“天王府”建成，周遭十多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固若金汤，金殿饰以黄金，后宫绘以五彩，堆金积玉，美女如云，其奢靡工巧，远逾北京的紫禁城。据《江南春梦庵随笔》载，洪秀全的王后娘娘下有爱娘、嬉娘、妙娘、姣女等十六个名位级别，共二百零八人；在二十四位王妃下，有姹女、元女等七个名位级别，共有九百六十人。这有夫妻名分者，达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外加王宫内女宫一千二百人，专供洪秀全享受的女性已有二千三百多人！？輥？輲？訛　天王之乐，何减桀纣？有人指上书为“伪书”，但在这方面，夸大不多。金陵破，洪秀全子洪天贵福外逃被俘，交代其父有八十八个“母后”，当不谬也。这个小太子在九岁时已娶妻四人。“东王”杨秀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享受上处处向“天王”靠拢。“天王”出宫，乘六十四抬大轿，他则要乘四十八抬大轿；“天王”的“娘娘”多，他也要选美纳妃，累计册封六十名以上；“天王”出行仪仗宏大，他的出行仪仗，一字长蛇阵，多达数千人。“天王”后宫厮役过千人，他要一千七百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7）
面对洪、杨之流的超级堕落，谁还能再用“小节无害”为其辩护？
　　比之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的巨大创痛，洪秀全与杨秀清们的享乐，是一种背叛。洪秀全与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领袖的背叛”，被他们发展到了极致。背叛了追随者，背叛了他们的革命；当他们彻底背叛了原初鼓吹的“革命”时，他们个人的“革命”随即宣布成功。还有比这再大的讽刺吗？还有比这再大的真实吗？套用《红楼梦》“好了歌”形式，我们可以对洪秀全们的革命作如下咏叹：“世人都说‘天国’好，只有‘享受’忘不了。千人万人搭天梯，谁见一人上凌霄？”
　　或许真的知道上不了“天国”，洪秀全们才抓紧安排自己尘世的享受。
　　领袖人物的享受，是由崇拜领袖的庸众侍候的。所以在洪秀全一歌两训这批神学教材的熏陶下，太平军战士意志里多了一份“神性”使命。相比之下，“太平军”比“八旗兵”、“绿营兵”更具战斗狂热。
　　“神性”也罢，“狂热”也罢，都属于意识形态，看不见，抓不着，洪秀全们不全放心。因而，除意识形态的灌输外，太平天国领袖的治军之道还强调“置之死地”这一招。至于能否“后生”，那要看兵士们的福分造化。
　　毁家相从，断绝后路，这是第一招。初期尤甚。那时的“团营”成员，都是先放火烧了自家房舍，卖了田产，赤身赤心投向“拜上帝会”的。无恒产，无恒业，哪里还会有恒心？有的，只是奴才心、流氓心、侥幸心。
　　留满发，变“长毛”，以示区别，这是第二招。独特的体貌特征，让“太平军”战士与清朝的百姓势如冰火，即使士兵开了小差，也逃无可逃。
　　严军纪，滥诛杀，以苛治兵，这是第三招。太平军军纪极严，“如十人出战，八人皆死，其二人亦继进不敢退，退者立斩”。　兵士如奴隶，人人自危，只有服从与卖命。再如排单行行军，有出行者即杀。
　　关键时刻，施以小惠，这是第四招。极端放纵的例子是允许屠城，允许强掠，允许逼良为妻。全州屠城，见于前文；武昌陷，太平军亦屠城三日，杀军民逾十万人。　天国中期，“天京”被围，杨秀清为了激励斗志，便强令“天京”15至50岁的女性嫁给太平军战士为妻，有不从者即杀。单是为抗拒这种变相奸淫而自杀的“天京”妇女即在万人以上。起事初，洪秀全曾表白：“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妻。”结果是纵杀纵淫，这“革命”如何赞美？
　　总之，太平天国的领袖仿效田单驱火牛入阵的战法，仿效项羽破釜沉舟的战术，将太平军战士视若会说话的战具，任意使用；因而，太平军战士真的为他们创造了势如破竹的战争神话，神话只哄骗幼稚者。本节，仅就太平军战士的前期牺牲作些提示，而在后期，“神话”破灭，“权威”消失，太平军土崩瓦解。西进，北伐，全部送死，守卫天京，一律丧命，这又与洪天王的“太平”许诺背道而驰。
　　太平军“造反”，清军“镇压”，各自立场不同，所以对战争的定性亦不相同。“正义度”的评判如果以“人民利益”和“国家兴亡”为基本参照，相信还有商讨的余地。历史事变既不能保证每一个“造反者”都将“造反”兑换成个人及家族幸福，又不能保证每一个“镇压者”都靠“镇压”实现权力及权力体系的永久安定。这正像矛与盾，不能两立，不能两全。太平天国与大清王朝，经过“造反”与“镇压”的一轮较量，灭者自灭，衰者自衰，何止是两败俱伤呢！这呼应了那个延续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的诱惑，这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处理内部矛盾、构建社会平等上的简单化与非理性。一场内乱，绞杀了强梁，成全了英杰，而普遍的“尚武精神”则被割草机碾压一遍。如果进入时光遂道，重回六朝故都当一名天国战士或天京臣民，腥风血雨，感同身受，我相信任何人也不会重蹈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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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生”立功，“民兵”救国
这是一个悖论性的题目。疆场立功，本是武将的事，济难救国，本是英豪的事。在此，我们推崇“书生”与“民兵”，且提高到为国立功的极限，确乎是有其名而又有其实的。
　　“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中，不少人为洪秀全们遗憾。他们设想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全力北伐，便极有可能一扫淮北，再渡黄河，直捣幽燕，将满族统治者赶出长城，而宣告清朝亡而“天国”兴。可惜的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没有发扬不断革命的精神，到了金陵这六朝香粉之地便扑倒身子开始享受，坐失战机，导致失败。
　　“半力北伐”与“全力北伐”结果当然不一样。
　　但不论如何，太平天国皆无胜局可言。
　　这一判断，已经落在历史事实的后面，因而从理论的预见性上看，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历史的事变之后，特别指出这一点，其实是基于民心向背的分析。长话短说，即太平天国的北伐，是缺乏人民支持与人民响应的。有一个阶段性的比较：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队伍骤增，“破江华县，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后移师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輥？輵？訛　粗粗匡算，一入湖南，太平军便扩编十倍！由湖南入湖北，兵力又强，武昌东下时，太平军扬言已有五十万众。这大抵是太平天国的军民队伍总数。而北伐之战，部队越打越少。这对太平天国的全国性胜利，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民心障碍”。这话题，暂放下，许容后补。
　　与一些史学家的估计不同，吾辈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清王朝的“民心”未丧，“官心”未乱，所以国家权力尚能整合“民心”、“官心”，与少数造反的“民”摊牌较量一番。得民心转危为安，失民心中途垮台，这便是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命运逆转。
　　先说说“书生”。
　　书生的理想，坚定而明确，即“读书做官”。说到“读书做官”，多数人归于科举制的诱惑。这只是“显因”，或一因。根子在中国的“文官政治”或“劳心者治人”。
　　在历史的发展中，“读书做官”是个进步，是社会文明的保障因素，是国家统一的理性条件。
　　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代，书生们借读书而入仕的追求，仍然是精神主旋律。
　　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洪秀全、冯云山都是“书生”。十年寒窗，读破了经书；州府应试，跑破了鞋底，都是为了“功名”。洪秀全很有些呆劲，从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十六年间，连续四次去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皆铩羽而归，一无所获。绝了功名之念后，洪秀全才弃儒教而投洋教，建起了“拜上帝会”的组织。先分庭抗礼，再扯旗造反，走到了“读书做官”的反面。
　　俗语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洪秀全连“秀才”也没考上，却起名“秀全”，居然称孤道寡，这似乎又显示了一些“书生”功利至上、无所操守的一面。
　　与“造反”的“书生”相对立的，是仍然怀抱家国忠诚的“书生”。这是“书生”中的大多数。你信你的“上帝”，我忠我的“皇帝”。在“皇帝”的旗帜下，“皇帝派”的“书生”大量集结。从“书生”的分化与相互较量的角度反观所谓“农民起义”，其实是有“野心”的“书生”与有“忠心”的“书生”在进行超出个人层次的比拼。“农民”云者，“群众”云者，皆为“书生”棋局中之红兵黑卒而已。
　　更进一层的反思是：在认可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宣传判定后，清醒的历史思维千万不要忘记“书生是较量的主角”。
　　在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中，“书生”是主角，是谋主，是儒将，是功臣，是英烈。在“考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们在“战场”上得到了。谁能想到，是“造反者”成全了“忠君者”呢？
　　非常之时，出非常之才；非常之难，发非常之策；一个老大帝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次用人制度的大调整，这则证明了清政权“活力”还在，“气运”不衰！
　　曾国藩，在改朝换代的变迁中，百年间经历了“打倒扶起来”的翻覆，是一个争议颇大的人物。近年，读书界有“曾国藩热”，曾氏大名又响彻天地间。他的“书生”本色，是很显著的。因为考虑到他的“京官”背景，暂置勿论。
　　第一个“立功”的“书生”，应推江忠源。
　　江忠源（1812—1854），字岷樵，谥忠烈，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后赴京会试，却屡试不售。好在他仪表堂堂，气冠群伦，终被考官以“大挑二等”选任县级教谕之职。倘若江忠源的家乡不在湖南新宁，倘若不是生逢乱世，江忠源或者要文章终老，寂寂一生了。
　　机遇出现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新宁黄背峒青莲教首雷再浩聚众起事，骚扰一方。江忠源正好回乡。出于保民护乡的目的，也出于靖乱报国的信仰，江忠源组织乡民，结成团练，得数百之众。侦知敌情后，他率众突袭之，一战而胜，生擒雷再浩。“文职”而立“武功”，江忠源做出一种尝试，或树立一个榜样。这次办团练，也成了湘军建军的先声。这次立功，江忠源被授七品知县衔，奉派去浙江秀水赈灾济民，代理县政。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氏在秀水任上以治盗缉匪为能事，曾擒巨盗十数伙，一县大治。由此为浙江巡抚吴文镕重视，待以国士之礼，并补丽水知县。如果他一直在浙江混下去，至多是当个小“循吏”，也干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新机遇出现在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崩，咸丰帝即位。曾国藩应诏荐贤，他想到了江忠源。曾、江相识，是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江氏赴京应试“大挑”中选时，介绍人是郭嵩焘。江忠源虽然科考多舛，未能进士及第，仅以“大挑二等”入围，然任侠自喜，不事绳墨，咄咄有英杰之气。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曾国藩向郭嵩焘评价他道：“吾生平未见如此人物也！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輥？輷？訛此后，曾、江多次晤面，纵论天下大势。承平日久，朝野委靡，但江忠源总以天下将乱相诫。这反让曾国藩引为同道。因而，他应诏荐贤第一个便推荐了江忠源。江忠源尚未履新职，即丁父忧回籍守制。就在这一年年底，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结“团营”而反。
　　第二年、即咸丰元年（1851）春，李星沅病故军中，朝廷派赛尚阿为新的钦差大臣，督师广西。江忠源奉调赴营，听候差遣，手下是他从新宁招募训练的五百“楚勇”。当江忠源赶到广西时，太平军正固守永安。赛尚阿将前线指挥部设于永安城北，他手下的两员干将一是防堵永安北路的广西提督向荣，一是防堵永安南路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江忠源又暂隶乌兰泰麾下。乌兰泰对江忠源分外客气，在战略谋划上几乎言听计从。这是江忠源的幸运。如果说四年前镇压雷再浩是主动请缨，此次出征则是皇命有托。
　　清军合围，太平军困守孤城。乌、向不协，江忠源倾力协调之。向荣主张围而留路，乌兰泰主张围之无隙。江忠源则代乌氏致书向氏，请“合围而尽歼之”。向荣不听，江忠源引疾告归。后来，太平军果然从缺隅处溃围而出，北犯桂林。闻警，江忠源又率自己的“楚勇”千人，倍道驰援。可惜援兵不至而乌兰泰阵殁。历史的大关节、大劫难初时皆发端于微末。永安之围时倘听江忠源一言，哪儿还会有太平天国此后十几年的折腾？影响历史的因素很多，万勿小视了小人物的大智警策啊！
　　而历史的偏爱，又总让小人物大显身手。蓑衣渡一战，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丧命，这是江忠源“江家军”的功劳。？輦？輮？訛长沙保卫战，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丧命，其中也有江忠源的捍城之功。长沙守兵原不足，江忠源率援入城后“力争南门天心阁，筑坚垒，据要害”，？輦？輯？訛萧朝贵鲜衣攻城，成为炮毙目标。太平天国于“天王”外，初期仅封五“王”，直接被江忠源部除掉的便有二“王”！百年相望，遥寄叹惋，既生冯萧，何生一江？从宿命的定律来看，这或许就叫：九斤的狸猫千斤的鼠，一物降一物。
　　江忠源一介书生，本非捕鼠之“猫”，可他天生与国运民命保持了一致性，火线立功，破例升官，真的成为皇家“御猫”。苏东坡早就将官吏比喻为“猫”与“狗”了。东坡云：“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江忠源的幸与不幸、成与不成，都不能从“个人”的立场评判，国有难，时有厄，书生奋起，固其宜也！
　　据守长沙时，江忠源已经升任知府。其时，他向湖南巡抚张亮基提出，应以重兵扼守回龙塘，控住湘江，严防太平军绕城西湘江由水路北上。亮基不用其谋。太平军在久攻长沙不陷后，果然由回龙塘沿江北进，连陷岳州、武昌。谋不见用，强敌逃遁，江忠源一时也失去了追奔逐北的激情。
　　张亮基由长沙一役认识了江忠源的军事才华，上疏奏留之。江忠源在咸丰二年（1852）的军功主要是湖南剿匪。积功，擢任道员。咸丰三年（1853）正月，又擢升湖北按察使。此时，张亮基已任湖广总督，两湖守战之事，悉委江忠源。江忠源不辱使命，接连剿平通城、崇阳、嘉鱼、蒲圻各地匪患，擒其渠魁刘立简、陈北斗、熊开宇等人。咸丰帝知江忠源忠勇可恃，即命他率所部“楚勇”赴向荣军，不久又命他帮办江南军务。临行前，江忠源上疏论军事，提出“严军纪，撤提镇，汰冗兵，明赏罚，戒浪战，察地势，严约束，宽胁从”的八项治军主张，皆有的放矢之言。江忠源对此是充满自信的，故疏文以这样的话语表###迹：“如此而盗贼不灭，盛世不兴，愿斩臣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