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国无兵-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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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的自我批评里，也隐藏着一个秘密，即便是违背了国际公法的行为，在中国最高当局那儿也是有所控制的。这在庚子之乱时外国人的记述里早有披露——围攻各国大使馆是个象征性警诫，荣禄曾派人给大使馆送米面，送蔬菜，送新鲜水果及西瓜；？輭？輰？訛经慈禧太后严令，不准用武卫军的新式大炮炮轰大使馆。？輭？輱？訛　如果用了这种大炮，只要二、三门，轰上小半日，使馆区即被夷为平地。慈禧的动摇，荣禄的周旋，保住了各国公使们的性命，这也为日后的和谈与收场，埋一伏笔。
　　留给后人的是这么一个话题：“个人错误”是如何酝酿成“国家错误”的。清楚了这一点，自然对“个人惩罚”升级为“国家惩罚”不再意外。
　　重回庚子年的春天，有一种“精神对接”的现象，后人最应予以正视。此即“匪精神”与“官精神”的对接，“无政府主义精神”与“政府权力”的对接，“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对接。本不相容的两种势力握手言和后，原有的相互压力亦随之消散，这有如无数的压簧，一瞬间解除了压力，自然的反弹，必会引发全局性震颤。一层层煽惑，一层层谣传神异，义和团精神竟然变成了国家精神。在那一刻，举世皆醉，无人敢醒，连慈禧太后也不敢做群众运动的尾巴。政治的扶持与宗教（其实只是准宗教或邪教）的暗示唱起了二人传，人的疯狂遂扩大为国家的疯狂，人的愚昧遂扩大为国家的愚昧，人的错误自然投射为国家错误。最后，“罪”与“罚”的清算，就是超个人的国家清算。中国有罪，中国受罚。教训极为沉重，百年冷思考，我们将如下两条摆在首位：
　　其一，切忌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下普及荒谬或哄抬荒谬。
　　其二，切忌让少数人俘虏了我们的国家。
　　“罪”与“罚”，是基于因、果逻辑的线索性描述。用这两个字，归纳一个断代的国内###与国际争端，定然有以偏概全或定性不准的局限，何况我们又模棱了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呢？坚持至今，未再换个词儿，还是想真的理清历史责任。从“战争”的角度回望百年前的八国联军登陆入侵，我们还没有发现先于义和团烧杀抢掠、先于教堂被毁、教民被害、教士被杀、使馆被围、公使被戕而在八国间预谋的战争方案；我们面对的仅仅是因为内乱升级而诱发的外患加骤，或者说因为内政失误、外交失误而激发了中外矛盾和中外冲突，这才导致了一弱国与八强国的军事摊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天网恢恢“罪”与“罚”（7）
作为战争的一方，清廷是发了宣战书的。口上宣战了，手上功夫跟不上，嘴硬手软，败下阵来，所以还应该从“战争”上找找原因。仅仅是基于如下的考虑：八国联军打败中国军队，并不是中国军队的责任，因而这失败也不能视为军队失败。为了给“国家责任”及“国家失败”留有反思空间，所以本章对中国军队的败状、败因皆未展开论析。下面，我们将用不多的文字，择例而陈，揭示兵不堪用的真相。
　　其一，军队“事权不一”，因而整合不成一支抗敌卫国的有生力量。
　　“事权不一”的话，是袁昶说的。他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上疏中指出：“拳匪所到之处，先喊令人磕头烧香，官兵竟随同礼拜，兵气衰疲不可用，一至于此。皆由无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此事权不一之故也。”以武卫五军为例，五军之首虽为荣禄，但他仅能调动武卫中军一部。作为武卫后军的甘军，就完全等同于董福祥的私家军队。甘军在京，形同匪盗，杀日本外交官，杀德国大使，联军入京后，又大掠而去。对于武卫军统帅荣禄，董福福竟敢派一满兵前去暗杀，只是因为这个兵士不愿领命，逆谋遂寝。
　　在抗击联军入侵的京津防线上，作为总督的裕禄，兵将相失，首尾不应，连战皆败，饮弹自杀。作为督师的李秉衡，率四军迎敌，一接战，张春发、万本华二军即先溃逃，陈泽霖军复闻炮而遁。手下无将，李氏只好吞金而死。
　　与中国军队的群龙无首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八国联军临时推举出的每一位司令官，都有个人权威，都能统驭全局。
　　其二，轻重倒置，无备而战。
　　宣战诏发布前，以武卫五军驻防为例，有二军驻于京师，只有聂士成一军游击于京津防线。加强京师驻军，一为对付义和团，一是围攻大使馆，于理尚通。宣战诏发出后，大沽、天津一线，首当前敌，兵力未增，殊不可解。即便津沽第一线，也还是重津轻沽，致使八国联军轻取大沽后，又轻取天津。这是裕禄的失策，也是朝廷的失误。
　　说无备而战，大抵还受了“弱国轻强敌”思潮的自我欺骗。相信了义和团，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咒御敌（如《闭火门神咒》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夸大了义和团这支“民兵”的作用，自然将正规军备战视若儿戏。下面有一份武器清单，是天津城西西沽军械库所藏。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那位率部赴京增援使馆区的西摩尔，廊坊受阻，步行折回天津，一路疲惫，溃不成伍，这一天，抵达了西沽。瞎猫碰上死老鼠，竟发现了一座清军军械库。一枪未发，守库的几个清兵就逃了，西摩尔捡到了一个大便宜。编制这份武器清单的是一位意大利军官，所以这清单自然落到了意大利驻华公使手中，意公使将这清单复交英国驻华公使，英公使再呈给英国政府，于是一份中国的兵器清单变成了英国人胜利军档的一页。
　　《关于在天津附近武库中所发现中国新式军用物资报告单》
　　三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87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英寸，其中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六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70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57毫米，折合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47毫米，折合英寸。
　　四十二门大炮，其中一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一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37毫米，折合英寸。
　　十门速射机关炮，口径37毫米，折合英寸。
　　二十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
　　三万支具有最新标记的毛瑟枪和曼里彻式来福枪。
　　三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约值二百五十万英镑。
　　按：上清单，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军用物资。枪与炮，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英国大使说：曼里彻式卡宾枪的类型，比供给在华作战的奥匈部队的那些卡宾枪甚至更为新式，那些克伯虏大炮绝对比德国人所有的大炮甚至更为新式。不但武器先进，而且数量巨大。八国联军入京，仅一万六千人，拿这些武器，可能武装两倍于八国联军的中国军队，而且还占军器上的优势。
　　好武器睡觉，不知责任在谁。
　　其三，落后的训练，低劣的素质，清军仅可残民，无力御辱。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看庚子年间，清军与义和团斗，多能胜之。以聂士成部弹压拳民为例，基本上每战必胜，如黄村之战，落垡之役，皆兵到乱平。但面对洋人，始则相抗，终则不支。这还是清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董福祥甘军，众逾万人，攻东交民巷使馆。使馆守军仅四百人，攻之月余，不下，董部死者千人（一说二千人）。清军之不堪，可见一斑。
　　下面，有一个对比性事例，颇有意味。插说数语，留待三思。即在八国联军入侵行列里，有一支“中国军团”，又称“华勇营”，隶属英军。为英国殖民者1899年组合于山东威海。“华勇营”共四百人，占三千英军的百分之十三。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这支华人勇营由威海乘船赴天津前线，加入“英军第一军团”。六月初一（6月27日），该营参加了进攻北洋军火库之战，六月十三日（7月9日），参加了进攻海关署军火库之战，六月十七、十八日（7月13日、14日）参加了总攻天津城之战。这支全由中国人组成，攻击中国城，攻杀中国人的部队“战功赫赫”。1902年，其中十二人被挑选出来，远赴英国参加了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庚子之战，“华勇营”阵亡二十三人，英国威海殖民当局在庚子战后，特在威海竖了一座中英双语纪念碑，表彰“华勇营”的功勋。　“华勇营”存在八年，1906年解散。
　　有人骂他们是伪军、汉奸。
　　骂人并不能改变历史。对比百年前“华勇营”的善战与“清军”的不善战，后来人似乎应该想到国体、政体、军制、军法对人的重新塑造。
　　当中国人空喊“以夷制夷”的时候，西方人早已悄悄地“以华制华”了。用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也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发明。由此反证的是：中国人，并不固持家国观念，殖民化，总是从精神奴役起步。
　　［注释］
　　①　宋玉卿《戊壬录》，罗惇曧《拳变余闻》互见。
　　②　宋玉卿《戊壬录？立储始末》。
　　③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④《清史稿？毓贤传》。
　　⑤　《清史稿？德宗纪》。
　　⑥许指严《十叶野闻？毓屠户》。
　　《袁世凯奏议》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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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把血肉筑长城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原为《义勇军进行曲》。那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华，山河沦陷，壮士奋起，自保家园，故有“义勇军”之称。“义勇军”志在抗倭，因而又名“抗日义勇军”。
　　考“义勇军”之名，始见于北宋仁宗朝。《宋史？兵志四、五》“乡兵”目下，有详尽记述。原以为是民间自发结队，但看“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以及被选入军还要“涅手背”为记的官方规定，始知“义勇军”亦非纯粹之“民兵”。
　　“抗日义勇军”起，田汉为之诗，聂耳为之曲，《义勇军进行曲》遂响彻中华大地。
　　战争结束，和平实现，大抵是出之居安思危的警诫，这支歌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每每唱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瞬间仍能怒发冲冠，壮怀激烈。
　　秦长城，多用土石。
　　明长城，多用砖石。
　　民国长城，则用血肉。
　　这是一种既惊心动魄又无可奈何的伟大。
　　和平无权嘲笑战争。苟活者无权嘲笑牺牲者。
　　逃避牺牲，这是弱国、弱民的无奈。
　　甘愿牺牲，这是强民、强国的选择。
　　虽然我极不情愿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再用自己的血肉、去垒筑那道卫国的长城，但我不敢虚无，不敢遗忘，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关头，的确是抗日志士用他们的斗争与牺牲，最后挽救了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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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据说，日本的的学校教育中曾有一个蚕吃桑叶的“花絮”。教师指着长长的日本地图，说这是一条蚕；又指着大大的中国地图，说这是一片桑叶。蚕吃桑叶，才能长大；而桑叶，就是供蚕一口一口蚕食的。
　　日本的孩子，能是这样被暗示着、提醒着认知世界的吗？
　　中国的孩子，也从历史与地理教科书中，获得了关于日本的启蒙知识：遣唐使学习了中国，倭寇武士骚扰了中国，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
　　教育是有功利的，正如宣传之有偏见。
　　经过教育与宣传的轮番轰炸，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不带偏见地看待邻国。当然这是就今天的民意状态而言的。如果倒退一百年、九十年、八十年，则情形又当别论。
　　本节小标题，并不含调侃的幽默。袒腹而卧，敞牖而寐，竟不知东邻为贼，这是上世纪之初中国人的厚道与愚蠢。
　　甲午战争，日本人尝到了侵略中国的甜头。庚子之乱，日本人与另七国人结伙，享受了趁火打劫的乐趣。“二十一条”签约，日本人酝酿着独吞中国的美梦。《田中奏折》出笼，日本人勾画起先征服中国、再征服世界的法西斯蓝图。“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则是日本人所有前期密谋的侵略启动。
　　中国人的“抗日战争”打响了。从日本人那一方面看，他们的侵略机器，早已发动上路。因而，同一段历史，中日两国，各有表述。“抗日战争”，是中国人的说法，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概念。但我以为“八年抗战”的表述，从一开始就是非科学、非历史的。因为，自从日本人开始图谋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尽管很少）即针锋相对，予以还击；待日本人武力相加时，中国的将士又奋起抵抗之。日人“侵华”，华人“抗日”，相反相成，相克相生，何止“八年”？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法西斯分子，就是一伙“贼”，他们“惦记”中国，处心积虑，由来已久。当时的中国人或因为种种局限不识世情，今天的中国人对历史已成之局、对现实未成之势，就不应该再闭目塞听了。
　　回首前尘，洞若观火，贼人伎俩，昭然若揭，就让本文从《田中奏折》扯开话头吧。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自从该奏折披露于世，中日间便存在分歧。中方说有，日方说无。《不列颠百科全书》2005年版的阐释结论是：“‘田中奏折’一份据说是田中给天皇建议侵略中国的奏折，现在看来是伪造的。”
　　这结论并不权威。立此存照，意在提醒世人，历史真相往往被掩盖着，仅从地表的标识很难断定进出的门径或埋伏的机关。但这又不能阻挡中国人用中国视点扫描世界潮流——飓风起于西印度群岛，离中国四、五千公里，但中国人却不能不加关注，因为它有可能登陆中国。
　　1929年12月，南京的《时事月报》以《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折》为题，披露了日本方面的一份绝密文件《田中首相致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奏对满、蒙积极政策函》。因为以首相田中义一名义上奏日本天皇，故又被人习称为《田中奏折》。
　　上折者给这份文件起的名字为《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满蒙均为中国领土，日本人何以“积极”？何来“政策”？
　　让我们看看《田中奏折》所体现的日本人的理念：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外蒙古是也。广袤74万平方公里，人口2800万，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因欲开拓其资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牧等业，达4？4亿余元。此诚我国企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且名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无不操诸政府。若夫付满铁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权，使其发挥帝国主义，形成特殊会社，无异朝鲜统监之第二。即可知我对满、蒙之权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无如欧战以后，外交内治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就觉醒，起而步我后尘，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有得寸进尺之势。进展之迅速，实令人惊异。因而我国势力之侵入，剧受莫大影响，惹出数多不利，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