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国无兵-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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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的职权。所以，危机当前，营官骆佩德与吴炳文齐来咨询他的意见。高善继初见日本人以旗语招降，便已表示了坚不为诱的立场；后从二人口中知道了英国船长的态度，更加忿恨。随即传令全船士兵，紧急行动，备战日舰。
　　在高善继的指挥下，“高升”号上高高地升起了备战的红旗。以商船挡军舰，以步枪对舰炮，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对抗，但大敌当前，国格为重，大清国的淮勇练卒终于张扬了不屈的魂魄。
　　迫于中国官兵的压力，高惠悌再次向“浪速”号发出信号，说有紧急事件，请日方速派人再行商谈。第二次乘坐小艇登上“高升”号的，仍然是人见善五郎。但会见日本人的，除高惠悌，还有担任翻译的德国人汉纳根。汉纳根倒也公正而雄辩，他首先对人见说：“船主已失去了自由，不能服从你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么做。军官和士兵都坚持让他们回到原出发港口去。船长和我都认为，即使已经宣战，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出发时还处在和平时期。”高惠悌又重申：“高升”号出发前，中日并未发生战争。按照国际法规定，是不能拘捕的，应当允许“高升”号返回大沽而不能视为俘虏。⑧
　　人见大尉返回“浪速”号回报给舰长东乡平八郎。东乡平八郎此时还是一位校级军官，或是升官心切，或是残忍成性，得悉情况后即断言：“清兵有意与我为敌，炮击破坏该船！”即刻，“浪速”号向“高升”号发出信号：“欧洲人立刻离船。”高惠悌请求日方派船迎接，但“浪速”号不予理睬，并快速迫近“高升”号船体。当驶至距“高升”号150米时，“浪速”号桅顶升起了红色号旗，这是施放鱼雷的信号。第一发鱼雷窜入水中，所幸没有击中。东乡见鱼雷放空，一怒之下，遂命令右舷的五门大炮、排炮一齐向“高升”号猛轰。就在日本人的排炮响起的同时，“高升”号上的中国官兵也向敌舰发起了步枪齐射。
　　炮与枪，威力悬殊百倍。持枪者，前仆后继，浴血而战。在日舰右舷炮的两次轰击后，“高升”号开始倾斜。即在此刻，“高升”号上的反击仍未停息。船舱进水了！水势喷涌。兵士们争劝高善继先登救生艇。高善继奋然大呼：“吾辈自请杀敌，而临难即避，纵归，何面目见人？且吾世受国恩，今日之事，一死而已。”骆佩德闻言，亦大呼：“君不畏死，吾岂忍独生？”⑨
　　枪炮对战半小时后，“高升”号沉没，时间为下午一时三十分。
　　高善继、骆佩德、吴炳文等皆溺水牺牲。
　　而穷凶极恶的日本兵士却驾着小艇，纵横海上，射杀毫无抵抗能力的落水者。
　　战后，日舰驶离。法国军舰“利安门”号从“高升”号的桅杆上救出43人，又从水中捞出2人；英国军舰“播布斯”号救出87人；德国军舰“伊利达斯”号从附近海岛救回112人。救出总数为244人。⑩　其余八百多人全部牺牲。？輥？輯？訛
　　丰岛海战，日本海军胜了。除前文披露的是强舰对弱舰的胜利外，又是战舰对商船的胜利、大炮对步枪的胜利。这就是日本式的光荣！
　　丰岛海面，归于平静。此后的岁月，谁也不能从这平静里嗅出血腥与残忍，谁也未曾重新感受壮烈与悲情。平静的水面下卧着“高升”号的残骸，也葬着八百多个中国男儿的报国愿、杀敌情。
　　八百多个中国男儿牺牲了，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影响很小很小。至多有八百多对父母怀有丧子之痛，八百多个妻子怀有丧夫之悲，局外的亿万庶众，何改损人利己？何改醉生梦死？
　　“高升”号的沉没除增加了中国近代史一页失败的记录外，毕竟还清晰地显示着中国军人的“军魂”未泯。高善继弃文从武、牺牲疆场如果为一个案，那么一千一百多名官兵的持枪反击与八百多名英烈的为国捐躯、则毫不含糊地表现了军队的群体斗志仍然雄杰。缩成一句俗话：这兵，还能打仗。
　　回叙到这儿，歌颂爱国主义的使命在下已经完成。图穷而匕首见！本节的“匕首”除了向“外”要指向残杀我中华同胞的东乡平八郎这一伙日本军人，向“内”，主要想解剖一下是谁将中国陆军官兵送入死海。
　　有人估计本书要在这里批判方伯谦。错了！前文已经隐约瞄到这位“济远”舰长的护航之责，考虑下文还要给他算“小账”，所以暂且放过。
　　“高升”号八百英烈的悲剧，是大清国最高当局战略失误所致。简单表述：错在“守”牙山，错在“援”牙山。
　　先说“守”之错。中国军队驻守牙山，是“高升”号沉没前四十多天才形成的事实。出兵，是为了“援朝”，是为了“平乱”；牙山的地利，利在据此而便于进击乱党。果然，大兵一到牙山，朝鲜的乱党由全罗溃如鸟兽。因而叶志超将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圆满完成了“援朝”任务。至此，牙山便不可久留了。其实，在叶志超援军抵达牙山的第二天（五月初十、即6月13日），朝鲜政府就函告“通商委员”袁世凯，说“不敢再劳天兵前进”，理由是匪人散伏，“似非上国士卒堪执此责”。訛这等于下达逐客令。袁得函，转电李，李得电，转命叶，曰：“若再前进，殊无趣味，应即速调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如果知道“无趣味”，真的“订期内渡”了，此后的一切悲剧原不会发生。可惜，李鸿章举棋不定，一不派轮撤兵，二又命叶志超部“坚忍约束”，“切不可移近韩都挑衅”，这就将中国1500名援军钉死在牙山孤城，失去了调度、进击的有利时机。甚至在日军迫近牙山时，他仍电告叶志超：“日兵来牙窥探，可置不理，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輥？輱？訛愚于料敌，一厢情愿，这等于捆住猛虎，专待猎人射杀。
　　再说“援”之错。照常理，一军受困，一军相援，无可非议。但“援”牙山又当别论。牙山驻军，是为“援朝”；任务完成，理当撤军。不撤的理由，是因为日本军队进入了朝鲜，如此，牙山驻军的任务便急速地由“援朝”转为“抗日”。若为“抗日”，不但驻军有理，增兵亦有理。但看由大沽连发三船增兵，总计不足三千人，加上牙山叶部，共四千五百人左右，仍然不到日本兵力之半。不论从战略看，抑或从战术看，都是劣招。以少击多，以劳攻逸（日人已先登陆），除自取败绩外，不会有第二种结果。这还是就援军全渡的状况而说的。在不能掌握制海权的背景下，在护航不尽责的情况下，让手持轻武器的陆军乘坐商船，千里渡海，这种增援，又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这两错的核心，在于李鸿章的错误估计：日人“断不能无故开战”！用“和平”思想指挥“战争”，不亦惑乎！
　　百年之后，重新拨弄旧算珠，在下之意有二：“援朝”完成，急速退兵；若要“抗日”，应发大兵。
　　“大兵”既调不出，又开不进，扯旗放炮派去三船增兵，只是做做样子而不是为了真的“抗日”。这是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会见中国招商局会办盛宣怀时，盛氏向日本人透露的政治机密。
　　李鸿章做样子，日本人来真的，胜负即分。
　　“高升”号的沉没，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护航力量薄弱。其实，运兵轮出发之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早就有一个派北洋主力舰队护航的计划，声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李鸿章复电曰：“叶号电，尚能自顾，暂用不着汝大队去。”　接电，丁汝昌撤销了主力出海的计划。假若在丰岛海面是北洋水师主力与日本的联合舰队相遇，结果肯定不是“济远”败逃、“广乙”搁浅、“高升”沉没、“操江”被俘，鹿死谁手，尚在两可。因而，我辈可以断言：“高升”号的八百官兵，是死于军机大臣李鸿章的战争误测。
　　

二、“内战”常胜军，“外战”走麦城
后人对中日甲午战争常有错觉，认为那是一场“海战”的失败。其实，“海战”的失败是由“陆战”的失败引发的；在“海军”显现无能之前，最先是“陆军”表现了不堪一战。
　　本节标题之“常胜军”，所指为“淮军”。
　　“淮军”是继“湘军”而起的一支由招募形式所组成的国家军队。它试办于咸丰九年（1859），正式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二月。就在同治元年三月，新编淮军由安庆分乘七艘英国商船顺江东下，移师上海，参加了守上海、收苏杭、配合湘军消灭太平军的多次恶战。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陷落，不久湘军裁撤，淮军在平定太平军余部及捻军战斗中一枝独秀，所向披靡。故被人赞为“支持同光间三十年国防”　的雄师劲旅。
　　若视曾国藩为淮军之父，李鸿章则是淮军的直接经营者与第一领袖。淮军以将领立营，将雄兵勇，名扬国中，如刘铭传之“铭”字营、张树声之“树”字营、潘鼎新之“鼎”字营、吴长庆之“庆”字营、周盛波之“盛”字营、郭松林之“武毅”军、周盛传之“传”字营、张树珊之“珊”字营、杨树勋之“勋”字营、郑国榜之“魁”字营、吴毓芬之“华”字营、王永胜之“开”字营、王可升之“升”字营、董凤高之“凤”字营、刘士奇之“奇”字营、唐仁廉之“仁”字营、李昭庆之“忠朴”营、戴宗骞之“绥巩”军等等。
　　从建立到甲午战争爆发，淮军都是中国重镇、雄关、边隘、海防的主要力量。
　　朝鲜有事，清政府首先想到的可用军队便是淮军。这即是上一节提到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淮军。在国内，叶志超、聂士成都是常胜将军。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小同乡。入淮军，从小卒子干起，在刘铭传部一级级往上爬，靠的仅是轻伤拼命，重伤不下火线。捻乱平，积功升任总兵。光绪十五年（1889）擢直隶提督。做了“从一品”的全省最高军事长官，叶志超革命意志不衰退，似乎还是很能打硬仗的。如光绪十八年（1892）热河教匪李国珍倡乱，叶志超率军征剿，平建昌，连克榆林、沈家窝、下长皋围，攻乌丹城，一路连捷，仍然保持着平捻的气势。？輥？輵？訛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初从袁甲三讨捻，补把总。同治初改隶淮军，从刘铭传分援江、浙、闽、皖，累迁副将。东捻平，擢总兵；西捻平，晋提督。在中法战争中曾渡海援台。还师后，统“庆”军驻旅顺，又调统芦台诸军，晋头品秩，授山西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治军。？輥？輶？訛
　　叶、聂二人，均为淮军中的佼佼者。派他们联手东渡援朝，李鸿章应该说胜券在握了。但日本人在兵力上占着优势。这两位长胜将军能否利用他们的战争韬略、战争勇气，变被动为主动去创造另一次战争荣耀呢？
　　答案让人失望。
　　先说牙山之战争。加上两船的增援部队，叶、聂麾下的牙山守军已有三千三百多人。总体上虽弱于日本侵朝军，但在局部上，三千劲旅，仍是虎狼之师。
　　鉴于牙山无险可守，聂士成向叶志超建议道：“海道梗，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以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聂士成所说的公州，在牙山东南。而在公州北面、牙山东北五十里，尚有一险要之处，名成欢驿，为公州门户。二人商定，由聂士成率五营兵力驻守成欢，叶志超则率一营移驻公州。
　　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聂部在成欢布防完成，次日，日军即分两路大举进犯。一路从下面大道，一路从东面迂回，侧击聂军右路。聂部先设伏击敌，杀伤不少。后因日军占领成欢东北山头，炮击淮军各垒，故聂部不支，向公州退却。成欢虽失，聂部却也表现了顽强斗志。尤其是武备学堂学生军的于光炘、周宪章、李国华、辛得林诸人，英勇杀敌，誓不后退，全部力尽而牺牲于异国他乡。作为统帅，聂士成虽处险境，倒也从容镇定。撤退途中遇日本伏兵，又加迷路，众军惊恐，面无人色。聂士成见两鹤立于山头，遂对众人说：“彼处无伏兵，可以突围。”
　　待聂士成率军退到公州时，叶志超听到前方不利，早已弃城遁走。聂士成无奈，知牙山不可去，故绕走朝鲜东部山区，北上平壤，追赶叶志超军。
　　叶志超不战而弃公州，做了一次逃跑将军。
　　七月二十三日（8月23日），叶部至平壤。二日后，聂部亦至平壤。
　　从牙山至平壤，绕行一千五百多里，历时近一个月，叶志超、聂士成经历了一次境外“小长征”。公正地说，敌强我弱，战略转移或战略撤退都是可行的。况且，他们选择的战略目的地是朝鲜旧京平壤，放弃新京，占据旧京，这在精神上也算与日本人打成“平手”。问题是，叶志超不敢实话实说，却又将狼狈的逃遁铺张成“抗日”胜利，吹嘘“成欢一役，杀伤相当”。事闻于朝，李鸿章大喜，嘉奖叶氏，并赏银两万两犒军。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上谕下，任命叶志超为平壤四路驻军的“总统”。加官晋爵的“圣旨”是这么表述的：
　　总署来电，奉旨现驻扎平壤各军，为数较多，亟须派员总统，以一事权。直隶提督叶志超战功夙著，坚忍耐劳，即著派为总统，督率诸军，相机进剿，所有一切事宜仍随时电商李鸿章妥筹办理，钦此。
　　出于礼数，或者出于自知，叶志超接到任命后确曾复电力辞曰：“惟超望浅才庸，实难当此重任。”但朝廷还是根据他牙山突围报告，认为他“孤军御敌，冒险突围，督率有方，堪胜总统之任”。
　　叶志超铺张军功，惟一可以称说的善念便是他并没有埋没聂士成部的战功。这则勉强告慰成欢保卫战中牺牲的一百多名官弁勇丁了。
　　朝廷说平壤驻军“较多”，是确实的。这支联军包括叶志超部六营二千人左右，卫汝贵部十三营六千余人，上十九营为淮军；另有左宝贵部奉军六营三千五百人，丰升阿部盛字练军六营一千五百人，马玉昆部毅军四营二千人，这十六营皆非淮军体系。淮军与杂牌军相比，理所当然是这支部队的主力。统帅这三十五营一万五千多人的一支大军，面对任何强敌，都可一决雌雄。更何况平壤城依山带河，城垣绵亘，固若金汤呢？
　　据罗尔纲《淮军志》勾勒，平壤实为大同江边的铁城雄关。大同江自东北流向西南，正好流过平壤的东门长庆门和东南门大同门，以江为池，天然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城墙南北绵延十余里，另四门（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西为七星门，西南为静海门）分别与大道相接。尤其是玄武门，跨城北牡丹台山而筑，由于该山与城墙相连，便自然成为居高临下的防御要塞。牡丹台山外，复有三山环抱，迤逦而西，内屏平壤城，外屏平壤通义州大道。背靠岗岭，面向大河，对日军来说，不要说攻城不易，抢渡大同江都是困难的。？輦？輮？訛　史书说叶志超“素庸懦，不足服诸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致命的是他根本就拿不出合乎军事科学的、知己知彼的守战之策。他的拙招是：除远征途中留驻平壤后方交通线上的六营部队外，二十九营兵力全部用以婴城自守。这等于龟缩一团，被动挨打。其具体部署为：
　　叶志超居城中，调度全局；
　　左宝贵部奉军、丰升阿部盛军、江自康部“仁”字两营，防守城北玄武门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