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国无兵-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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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法将李威利被斩。越王大喜，加封刘永福为一等男。黑旗军又追击法军于河内城下。法军决堤放水，越人具舟船，帮黑旗军转移阵地。
　　十年间，刘永福两次驰援河内，迎击法军，斩将搴旗，成就了一生功名。究其实，这两次胜利规模皆不大，攻其不备，突袭而胜，似有运气的成分。而小战斗不能影响战争全局，故纸桥战斗后，法军反扑，先后攻占越南之富春、顺化、海口，并入据越都河内。法军约一万多人，水陆兼程，气势汹汹，兵锋所向，正是越南山西、兴安各省。大敌当前，刘永福有些怯阵了。借了越王的退兵令，他也想退守保胜。倒是他的部将扼腕愤痛，这才打消了刘永福的退兵之意。其副将黄守忠的表态，最为坚决：“公毋退保胜，请以全军付末将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归末将。”
　　当年十一月，法军攻破兴安省，又攻破山西省。刘永福黑旗军大溃，退保兴化。从这时起，黑旗军的神话终结了。光绪十年（1884）二月，法军陷扶良，进攻清军重要防地北宁。云贵总督、清军督师岑毓英遣唐景崧率刘永福全军赴援。刘永福竟以山西之围时广西提督防军统领黄桂持坐视不救为由，拒不受命。唐景崧力劝，刘永福才勉强出兵。兵至北宁，清防军已溃。北宁失守，刘永福率部重回兴化。后不久，即因军粮不继而退屯文盘洲大滩。岑毓英比较赏识刘永福，北宁失守前，曾允黑旗军扩编至十二营；北宁战后，即光绪十年八月，岑氏又奏言刘永福可供驱策，于是清廷擢刘永福为“提督”（从一品），赏花翎。
　　绕一个人生的圆弧，刘永福从“造反者”、“流亡者”演变为顶戴花翎的“忠君者”、“爱国者”，可谓功德圆满。
　　加官晋爵后的刘永福在当年九月的宣光争夺战中，夺法人兵船二十多艘，斩法兵数十级。法人退守宣光城，刘永福乘势收复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的一批州县。这些州、县，法人夺而复弃，故得来容易。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的谅山大捷，战争主角已经换成了冯子材、扬玉科、苏元春、王德榜诸人，刘永福只能退居偏师地位。
　　刘永福以一个“流亡者”的尴尬身份，统御乌合，迎战法人，能够取得连斩敌将的胜利，确属不易。
　　但“胜利”与“胜利者”皆不宜夸大。夸大的历史，就不再是原初的历史。
　　考察国人夸大刘永福战功的过程，由来也早。可以说，这是一种“同步夸大”。李鸿章比较清醒，他没有美化刘永福，也没有丑化刘永福，即便在刘永福部溃败山西后，李氏都能公允地上奏：“刘永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场胜负，彼此何常？此亦未足介意。”
　　法国人虽连连败于刘永福，却没有迷信刘永福的战斗力，更没有畏惧他的存在。“悬万金购刘永福”，那是法国人的战场宣传，意在离间越人与刘永福的关系。这种宣传动作被清国朝野都误读了，他们一是认为法国人怕刘永福，故将刘永福当成一张抗法王牌去打；二是认为法国人恨刘永福，估计必在谈判中索要刘永福，作“战犯”处置。张佩纶在左副都御史任上尚未出京时，曾上奏朝廷，提醒在法人索要刘永福时，请饬李鸿章、岑毓英顾全大局，对其加意保护。　接奏，朝廷谕李鸿章先事筹计。
　　其实，李鸿章居高望远，倒是对刘永福与其黑旗军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看法。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谈判后，拟订中法间五款和约，并专折上奏。就在这道专折中，他谈到对刘永福一军的评价曰：
　　至刘永福一军，从前乘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切齿，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巨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同折，又言及刘永福军情道：
　　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巨严明约束，酌加减汰，豫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光绪十年七月，清廷仍然对刘永福抗法怀抱幻想，故赏他为“记名提督”。此前此后，刘团在中越边境线上基本无所建树：退驻保胜，规复北圻，宣光兵溃，退驻思钦……锐气荡然，雄风不再。
　　考刘永福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追美的缘由，盖因积弱久败，实在需要一个英雄人物来为老大帝国粉饰无奈、为子民万姓点燃希望而已。有刘永福出，在边境之外，面对列强入寇，居然也敢拼敢打，屡有斩获。这真是不加培养而冒出的“典型”！于是将小胜宣播为大胜，将意外之胜鼓荡为必然之胜，刘永福便成为印证大清国民魂可聚、军魂可恃的雄辩存在。
　　刘永福被利用，于他自己并无害处。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戎马倥偬，终也能颐养天年（刘永福活到81岁）。这是他的福分。“宣传”的效用，仅仅是精神安慰，刘永福除了初期的抗法战绩外，他真的无法挽救大清国的危亡。清醒的后人无意苛求刘永福，也并不贬低他个人的英雄主义。
　　在抗法前线的刘永福曾向胁从法人的越南人发一“告示”（即《解散胁从法人示》），？輦？輳？訛　劝其改过自新，反戈一击。这“告示”对法国人的兵力做过如下表述：“法人数败之余，屡次调兵，号称数千，其实不过数百。”这一估算，可能有意贬低对手之力，但相去不会太远。
　　另据《梵天庐丛录》分析：“考刘永福保胜之挫法将，实恃地险，又其时法将探路，随兵无多，且不意有中路之劫，而刘永福功名以起，亦幸矣哉。”？輦？輴？訛
　　“宣传”无朝不有，无法杜绝。常规的思维是，既不能废“宣传”于必须，又不能崇“宣传”而废史；尤其在旧“宣传”降温后，我们要能恢复历史的清醒。
　　

三、从刘铭传到冯子材的“战术”胜利
在一年又五个月（1883、12—1885、4）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可圈可点的胜利是由刘铭传（在台湾）、刘秉璋（在浙江）、冯子材（在中越边界）等人创造的。看看战争形势图，从东海到南海，正好像一面新月形盾牌，挡住了入侵者的矛头。
　　如果从“战略”、“战术”的关系上推求，除张佩纶防守的马尾这一个“点”上战术谬误而造成漏洞外，中国东南半壁江山的千里海防、陆防基本维持稳定。这一“战略”稳定局面是由若干个“战术”点的稳定支撑起来的。所以，重温中法战争史，不能不唤起人们对“战术”问题的关注。
　　史册昭昭，毋庸细述，本节仅从故实中抽绎出几条“战术”线索，供后生军人临阵借鉴，活学活用，或可在未来的卫国战争中也做一番刘铭传、冯子材样的功业。
　　先看台湾战场。
　　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下旬（当7月中旬），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舰完成了对福建马尾港的全面封锁。六月十三日（8月3日），该舰队分出三舰，由海军少将利士比率领，起锚东进，次日抵达基隆港外，与早在两周前至此的另一舰军舰会合。当日下午，利士比向中国基隆守军发出劝降书，中方不予理睬。
　　六月十五日（8月5日）上午，法舰炮轰基隆炮台。因为中方炮火射程短，威力小，故在对射击中占不到丝毫主动。炮台被毁，守军后撤。上任仅二十天的台湾巡抚、军务督办刘铭传鉴于台湾无海军、不能与敌海战，遂命守军让出海滩，退到山后，拦截登陆之敌。这一招很有效。阻击战坚持到六月十六日（8月6日）下午，法军登陆部队在刘铭传部署的三面包围中丢弃枪支帐篷溃回军舰。
　　这是一次基隆保卫战。其“战术”要点是：避敌之锋，以退为攻，将“海战”转化为“陆战”。其“战术”目标是：弃炮台，保城市。基隆为台北门户，基隆不失，则台北安全。
　　对这次战役，王树枬《刘铭传传》有生动记述：
　　（铭传）行抵基隆，巡视炮台，仅存五炮，不能军。居七日，法来犯基隆，台立碎。基隆南距省治台北府六十里，而狮球岭横亘万山之中，法既毁台，乃更筑坚垒，置巨炮。铭传移军基隆山后，晓乘大雾，选骁将，率精卒百人，潜入垒旁空屋，出其不意，猝以炮击垒，近陴者半死伤；别以镇兵出儳道，超敌后，鼓噪薄之。敌惊溃，争赴舟，多堕水死。？輦？輶？訛
　　第二次基隆之战发生在近两个月后的八月中旬。此时，马尾之战早已结束，法国舰队在毫无后顾之忧的全胜态势下，大举进攻台湾。这次，法舰分为两个战斗编队。利士比率三舰进攻淡水，孤拔率八舰进攻基隆。淡水在台北西北30公里，基隆在台北东北30公里，分别是台北的两个海上门户，哪个有失，都将危及台湾首府台北的安全。面对强敌，刘铭传不得不激扬起他的“战术”智慧。鉴于六月间敌人进攻的方向是基隆港，所以敌人第一次退却后，刘铭传即将台湾防军主力部队9个营部署于基隆一线，而在淡水，虽守军不如基隆多，但防守屏障与炮台工事均得对加强。
　　八月十三日（10月1日），法舰炮轰基隆防地狮球岭，并组织抢滩登陆。清军奋力抵抗，交战一日，敌不得进，我不敢退。此时，淡水方向告急。刘铭传权衡轻重，当机立断，除留300人坚守狮球岭外，全线撤出基隆，连夜转移于淡水防地。他的考虑是：淡水与台北，有淡水河相连，淡水有失，敌人极易水陆并进，侵占台北；而基隆与台北间，多山多阻，放弃基隆，诱敌深入，则易于组织狙击与侧击。
　　战斗进展果如刘铭传预料。进攻基隆法军在占领基隆后，一无所获（存煤被毁，挖煤机械已转移），又无力推进。进犯淡水的法军从八月十四日（10月2日）强攻到八月二十日（10月8日），则以牺牲巨大、寸步难行而撤退。孤拔承认：“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战后法方统计，此次进攻淡水，法军死亡9人，失踪8人，负伤49人。刘铭传的奏折则称：“馘首级二十五颗，内有兵酋二名。枪毙约三百名。”总之，法方攻而不克，中方守而不失，胜负之势，固已判明。
　　基隆与淡水的守卫战，两个战场，一个战术思路，即：在易守处，诱敌上岸，使敌人强势变弱势；在难守处，合力固守，使己方弱兵变强兵。强弱逆势，孤拔氏的“双管齐下”被刘铭传的“一掌开山”遏制了。
　　归纳两次基隆保卫战、一次淡水保卫战的战术精髓，刘铭传善于将“海战”转化为“陆战”的临场发挥是制胜之窍。有计划后退，退到敌舰的炮火射程之外，迫使敌人弃长用短，进行轻武器较量与士气较量。加之刘铭传驭兵以德，人人效命，故能抗强敌，守疆土，建大功。
　　从个人魅力上看，刘铭传宝刀不老，猛志长存，身先士卒，不避凶险，也大大鼓舞了全军斗志。“铭传每当阵一呼，将士皆奋跃致死。法人既三犯沪尾不得志，月眉山之战，将士忍饥冒雨，誓死拒，营将跣足往来督战，无不一当百。法人亦惊慑，自此不敢轻。”？輦？輷？訛
　　再看浙江战场。
　　在台湾没讨到便宜，孤拔一方面对台湾岛进行舰队封锁，一方面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中旬开始对浙江镇海加以骚扰。
　　说“骚扰”，近乎“宣传语”。实际的情况是：南洋大臣曾国荃派出由五艘军舰组成的南洋分舰队于1885年1月中旬出吴淞口南下援闽，这等于在战略上威胁了封锁台湾的法国海军的侧背。为了战略主动，孤拔遂从台湾战场抽调军舰，亲自率领，来与中国海军决战。中国海军五舰遇敌而退，法舰乘势追北。后，中国海军二舰被击沉（一舰负伤自沉，一舰未伤自沉），另三舰躲入浙江镇海口外，这便造成了引狼入室的态势。三舰乘隙逃逸，孤拔开炮问罪，故有攻打镇海之举。
　　镇海为浙东海防重镇，宁波门户，有甬江上达宁波。镇海若失，则浙东不稳。鉴于上年马尾之败，浙巡刘秉璋亲临镇海部署，并檄令宁绍台道薛福成综理营务。刘秉璋的“战术”要点是：
　　其一，购买桩木，以机器排钉甬江江口，作阻兵之计。木桩或七八十枝为一丛，或四五十枝为一丛，自南岸至北岸，横立二十二丛；自内及外，亦立十余丛。丛与丛间，为防止敌舰闯入，又购买海船三四十艘，装满石块，沉于其间。为了利于商船进出，于木桩中间特留一口门，宽二十丈。在口门内，预置大船五艘，以备敌舰闯攻时再沉船堵口。木桩之外，又沉放水雷六排，每排八枚。江口两侧滩头阵地如布阵岭、孔峙岭、清泉岭、沙蟹岭、蚶子岭等处，又设置长墙卡门，门外各埋地雷。这一系列的战备举措，均意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免遭兵临城下这厄。
　　其二，加强镇海口外炮台的兵防战备。镇海甬江口外，北为招宝山，南为金鸡山，皆建有永久炮台。战前，刘秉璋命浙江提督欧阳见利率三千五百人驻守金鸡山，并指挥此山的“天然”、“自然”炮台，命记名提督杨岐珍率二千五百人驻守招宝山；命守备吴杰专职指挥招宝山威远炮台、金鸡山靖远炮台及小港口的镇远炮台，又命游击钱宝兴率三千五百人驻守梅墟，作为后应。因为中法双方已经公开宣战，所以炮台守军只要发现是法舰，即可开炮轰击，这便保证了战场的战术主动权时刻在我。
　　其三，主动拆除镇海口外七里屿虎蹲山等处的灯塔、标杆、浮筒，以迷敌舰之路。又以高价聘用洋人领港员，敛船入口，防止他们为法国军舰领港。甚至与长驻上海的外国领港员洽谈，许以重金，促其拒绝为法舰引水。
　　上述三项措施，都是吸取了马江之败的教训想出的，虽然有些笨，有些劳民伤财，却真的起到了御敌作用。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十五日（3月1日），孤拔率四舰逼临镇海。法舰炮轰招宝山，守将周茂训当即开炮还击，至使敌舰受伤而还。正月十七日（3月3日），法舰再犯招宝山，守备吴杰亲自开炮，弹中敌舰之尾。次日夜，法军趁风雨乘小船偷袭南岸炮台，副将贵金组命营勇屏息以待，及近突发，击沉二船，毙敌多人，敌退。正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3月13、14日），法舰遥对诸炮台开炮，炮台还击，敌不得进。
　　当时，法舰炮火远胜中国炮台，之所以没有对炮台守军造成在的伤害，刘秉璋的另一项部署起了作用。原来，中方炮台多用砖石砌筑，敌方的开花炮打来，弹片与石块横飞，伤害防不胜防。战前，巡臣命各炮台于砖石之外，加覆厚厚的“三合土”挡墙，敌方弹重虽二三百磅，插入“三合土”后，爆炸威力大减，故守兵伤亡极小。
　　小说家们，则哄传孤拔即受伤于镇海之役，不久死去。？輧？輯？訛　这或许仅是时间的巧合，孤拔镇海战后三个月死于疾病；或许是吴杰的一炮，或王立堂的奇袭，伤病交加，才断送了那位法国将军的卿卿性命。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将军孤拔确确死于他侵华的战斗岗位。
　　三看中越边界之役。
　　中国近代史典籍，述中越边界抗法胜利事最详。故本节文字并不准备详上加详地复述历史光荣。我们的关注焦点，仍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