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国无兵-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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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既未对入侵之舰提出外交抗议，也未作驱逐安排，反而承认了法舰“游历”的合理合法性，并给以“最友好的款待”。⑧
　　在愚蠢的朝廷之外，又出了一个愚蠢的海防大臣。海防要“防”，张佩纶却是开门揖盗。法国人不用“木马”包装，就成功部署了“木马计”。所以当法国军舰成群结队游弋于马尾港内时，张佩纶向中央的一次次急电，一次次先发的筹划，只显现了事后诸葛亮的小聪明而已。因为“大被动”、“大劣势”都是由他的姑息主义造成的。
　　潘炳年指责张佩纶初到马尾便享受起了“排日上谒，直如衙参”的官老爷清福，“竟未筹及防务”，这是一针见血、一箭中的的批评。历史留给张佩纶十天的“防务”准备，谁料他竟演起了空城计？
　　闰五月十三日（7月15日），孤拔率舰队（有军舰8艘，总排水量14000余吨）抵闽江口外，向张佩纶、何如璋提出须进入闽江马尾港区停泊。张佩纶只有外交忧虑而绝无防务意识，竟然允许了法方的要求，这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反常的、不可思议的。因为根据国际公法，兵船进入别国港口，不能超过两艘，停留也不准超过两个星期。而今，闽江口的海关大门，彻底敞开。放法国一个舰队进入，张佩纶又经过中央批准了吗？
　　你不能简单地谴责狼要吃人，谁让“人”先引狼入室的呢？
　　此后的二十多天，法舰时出时进，但集结的态势与日俱增。到了六月二十日（8月10日）前后，法舰集结于马尾港区及在闽江口外担负警戒任务的共有十二三艘。
　　中国当代学者对马尾海战前的双方力量多有总结性披露。
　　吴杰章等人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称：
　　到开战前，陆续驶入马尾港的法国舰只共有十艘：巡洋舰窝士达号、凯旋号、杜居士路因号、费勒斯号、德士丹号；炮艇益士弼号、野猫号、蝮蛇号；此外，还有45、46号两艘水雷艇。福建海军停泊在港内的军舰有巡洋舰“扬威”号，炮舰“伏波”号、“艺新”号、“福星”号、“飞云”号、“济安”号、“振威”号，蚊子船“福胜”号、“建胜”号，运输舰“永保”号和“琛航”号，共11艘……法国舰队无论在舰船吨位、马力总数、舰炮火力以及装甲防护方面都超过福建海军。除两艘鱼雷艇缺乏统计资料，其余八艘军舰总吨位约14500吨，最大吨位4100多吨；总马力至少约12500匹左右（野猫号、蝮蛇号、益士弼号3艘炮艇在外）；火炮72门。福建海军舰船总吨位仅9800余吨，最大吨位也只有1560吨；总马力2000匹稍多；舰炮42门。不仅如此，福建海军装备的11艘军舰有9艘是福州船政局70年代初的产品，早已陈旧过时……装备各舰的火炮多是前膛炮，也没有防护铁板，不仅火力小，射速慢，而且也很容易被击毁。法国舰队装备的则都是后膛炮并有重甲防护。此外，法国舰队还装备了当时先进的鱼雷装置和机关炮，而福建海军没有机关炮也没有机关枪。⑨
　　据张佩纶奏报，法舰初入马尾港时，马尾港内的福建海军仅有三艘船（一巡洋舰、二蚊子船）。当他千方百计集中到了11艘舰船时，其实是在给法国人创造了一个一举歼灭我有生力量的“人赐”良机！
　　开门揖盗错了。
　　匆匆集结兵力于一港又错了！
　　集结兵力而又不敢先发，则错上加错。
　　历史事实证明：张佩纶是典型的军事外行。
　　问题是，在与敌方零距离接触中，弱小的一方能否靠突袭获胜呢？
　　仍然是当代学者给以希望性分析。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指出：
　　一个多月中，福州船政局从省内及浙江调集了10艘军舰，加上张之洞派来增援的“飞云”，闽江上共泊有11舰。在罗星塔以西与孤拔的“窝尔达”等6舰对峙的，是“福星”、“扬威”、“伏波”、“建胜”、“艺新”、“福胜”、“琛航”、“永保”，8舰大致以单横队展开。另有3舰在闽江南岸，即“济安”、“飞云”、“振威”，监视着“杜居士路因”、“费勒斯”和“德斯丹”……就双方实力而论，悬殊并不大。尤其是在罗星塔以西水域，法舰吨位仅2694吨（不含雷艇），而中国军舰总吨位达6800余吨。此外，中国还有9艘旧式武装师船、2艘帆船、7艘载有鱼雷发射机的汽艇和若干装有杆雷的桨船，附近岸上还有7座新式炮台，为中国军队提供火力支援。孤拔舰队深入危地进行挑衅，可以说是一种冒险，他把希望寄托在突然袭击上。⑩
　　姜氏这一分析更具体、更深刻，因而更易于引发后来人的责任性反思。如果防备了敌方的“突然袭击”，胜负之势，正未可判。
　　严肃说来，孤拔亦并未“突然袭击”。他们是发了战书的。狡猾的是，他将战书发给福建总督何璟。何璟竟然误解了战书，致使他推迟一个时辰才向马尾方面传达备战命令，所以当法军升火发炮时，中方舰船一无所备。敌强我弱，束手挨打，岂有不败之理？
　　责任回到张佩纶，作为最高军政长官和前敌总指挥，他其实也是在战书到来之前就接获了英国领事及法国侨民透露的战争消息，但他囿于外交照会未到而犹豫不决。各舰将士，在与敌方对峙四十多天后，身心均已疲惫。畏于张佩纶“不准无令自行起锚”？輥？輯？訛　及“不准先行开炮，违者或胜亦斩”訛的军令，也大都处在委靡状态。尤其不能让人谅解的是，张佩纶自始至终都向福建海军官兵隐瞒了敌人业已宣战、战火随时都将燃起的消息。
　　以吾愚见，福建海军的力量是被中国学者缩了水的。因为败了，要找原因；因为要批判封建皇权，要找例证；所以人们已经习惯了将失败者说得不堪一击。这儿仅说一舰——“扬武”号，让今人感知一下失败的可惜。
　　“扬武”号巡洋舰，250马力，排水量1393吨，员额200人，装备十一尊惠物沃斯炮（150磅一尊，70磅两尊，安于斯可兹铁架上；另八尊为70磅齐射弦炮），另外船头还装有两尊黄铜制造、且有来复线的荷威泽24磅炮。这艘军舰被外国海军将领称为“同一等级威力非常强大的船舰”。
　　假设这一艘巡洋舰先发制人，孤拔的旗舰“窝尔达”大抵逃不脱或沉没、或重伤的结局。但是，“扬武”不武，法军46号鱼雷艇的第一发鱼雷就击中了它。在搁浅的状态下，“扬武”号的尾炮依然重伤46号鱼雷艇。后来，是大火烽起，战舰沉没，沉没之前，“扬武”号向敌人发出最后一发炮弹，并升起龙旗……
　　中国海军不是不能战，是“圣旨”与“军令”束缚了他们的手脚。
　　关于马尾海战的损失，张佩纶在奏报中有意作了压低：“七兵轮、两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烬。”其实，是全军覆没。张氏所奏“少受伤损”的“伏波”、“艺新”二舰，也先后沉于江底。对法方的损失，他又作了夸大：“焚一轮，坏一轮，沉一鱼雷。”战斗结束，法人仅沉一鱼雷艇！至于张佩纶托言“传闻异词”而宣扬的“孤拔受伤已死”、“鸟波管驾已死”、“法焚溺三百人”，那更是虚捏乌有，颠倒功罪的自饰之言。何谓文过饰非？张佩纶即为一例。惟一表示良知尚存的，是张佩纶没有埋没将士们的忠勇：“各船军士，用命致死，犹能鏖战两时，死者灰烬，存者焦伤。”当然，这一惨烈的结局也还是张佩纶一手造成的。
　　马尾之战的经济损失或可估出（如150马力的“伏波”舰造价163000两白银，80马力的“福星”舰造价106000两白银，250马力的“扬武”舰造价为254000两白银，马尾船厂的造价及历史累计投入更是高达千万两白银），但它对中国人自力更生办海军的负面影响、对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破坏，则又不是数字能够表现的。
　　马尾之战留下的另一假定性悬念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不抵抗主义”导致全军覆没，倘实行“抵抗主义”，胜算又有几何？
　　有一个终极性的结论是肯定的：决不至于“全军覆没”！回到光绪十年的历史时空，法国侵华军决然不是不可战胜的。在马尾，中国除舰小炮弱之外，主要的“缺项”是一位爱国的、尽职的、有勇有谋的“前敌统帅”。张佩纶乃夸口书生，何足道哉！
　　追溯到战场之外的政治博弈，问题的症结在于以层层效忠（即欺骗）为安定系数的专制权力，其运作程序恰恰是粉碎英杰、吸纳奴才的。黄粱偃武，残喘苟安，一旦有事，征召无人，在每一次军事失利后，都掩藏着一种政治绝症。西太后的临危授命，错点钦差，也真的暴露了朝中无人或肉食者鄙的严酷颓势。
　　张佩纶流放黑龙江，五年后刑满释放。因祸得福，被李鸿章选为东床快婿，且招为幕僚。张氏心里，有一份苍凉，也有一份委屈。以他的文才、诗才、议政才、监察才，周流于江湖庙堂，都是一把好手。可惜巧才拙用，误了清名。考究起来，他的性格残缺——得势膨胀，掌权混帐，则是他马尾覆舟的内因。
　　李鸿章在张佩纶处于人生低谷时，纳亲敬贤，表示了公开的肯定。考其前因，亦与马尾海战有关。海战前，即光绪十年四月，张、李之间曾有电稿往返，主要是张氏申请兵营月饷、军火费用及行馆经费，李氏公事公答。闰五月二十四日，张氏电告法军已有一轮闯港受损，以此为端，估计将有纷然杂至，据险索赔的可能。电文中，张氏希望李氏在天津与法人相约，禁止其船入口。李氏当日回电判断形势发展曰：“孤（拔）素勇敢，似我已允撤兵，彼当不剧动手。能否派员以此义喻之闻？”　语义虽缓，但和平解决中法矛盾的意向则十分明白。这不能不影响张佩纶的前线决策。
　　闰五月二十七日，即在法国人最后通牒期限将到的前一天，李鸿章电告张佩纶道：“二十八日三点钟限期已满，法船必大进。领事言：如不肯以船厂作押，我若拦阻，彼必开炮，则决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开炮，或尚可讲解。望相机办理，切勿操急。公屯马尾非计，北船已收入旅顺，断难在海外敌铁舰队。”
　　李氏的这通电报，等于借“领事”的口，下达了“不阻”法舰入港的命令。“公屯马尾非计”，超出个人关心，似已预见了马尾必有一战、必有一败、必有一险。
　　张佩纶虽身近士卒，驻节马尾，但面对失势被动之局——一不能封锁闽江口，二不能先发制敌，也只有空言“备战”，实等“挨打”了。六月中旬，张氏在估计了抵抗无胜算的前景后，曾有放弃船厂，任敌暂据的撤退打算。这办法本来得了李氏允诺，不知为何竟未实行。
　　在被动的相持中拖了一个多月，张佩纶也冒出了想阻河击敌的念头。闻讯，李鸿章于六月二十九日急电张佩纶道：“阻河动手，害及各国，切勿孟浪，须防彼先发、不发或渐移向他处。仆不以决战为是。”
　　“不以决战为是”，为李鸿章最后表态。张佩纶遂于“祸在眉睫”时放弃了一切努力。待法人进攻的炮声响起，既炸毁了马尾港内的中国船舰及马尾船厂，又炸飞了李鸿章的和谈梦。张佩纶的罪责里，早已埋下了李鸿章的诱因。
　　张佩纶作为清流大吏，还有临阵脱逃的污点。炮声一响，将士殉身，张佩纶则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溜之大吉。张逃到距马尾三十里的鼓山彭田乡，何逃至距马尾十余里的快安。帅逃将奔，一乱百乱，马尾的失败由水面扩大到陆地。战败有罪，逃逸有罪，张佩纶自知罪大难逃，所以在马尾海战次日电告军机大臣，表了一个颇为硬气的态度：“纶罪无可逭，请即奏闻逮治。”
　　或许是良知复萌，李鸿章向张佩纶伸出援手……但是他改变不了张佩纶的历史定位。惜哉！
　　张佩纶逝世，有人戏联相挽曰：“三品功名丢马尾，一生艳福仗蛾眉。”？輥？輵？訛　家国不两全，有得有失，谁也算不清爽！
　　

二、刘永福，一个被夸大的英雄
刘永福，黑旗军，被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宣传为爱国主义的抗法英雄。在本质属性上确乎如此，但他们的战绩，他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又确乎是夸大了的。
　　离乡背井，流窜境外，刘永福和他的战士，原本都是具有叛逆色彩的造反者。与现行政权对立着，游离着，即使逃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与帝王、与国家的敌意或疏离感，仍然是无法排遣的。
　　刘永福（1837—1917），祖籍广西博白，生于广东钦州，史书亦称其钦州人。因自幼随父迁居广西上思，故又有上思人之说。本名刘建业，又名刘义，字渊亭。自幼随叔父习武，武艺高强。父母亡故后，于二十岁参加天地会起义，率众隶吴亚忠部，任旗头。因以七星黑旗为大纛，且与“太平军”有联络，故其部被人称为“黑旗军”，或“黑旗长毛”。驻军归顺州（今广西靖西），抗击清政府军。后战况不利，率三百人跨界退入越南境内。其时，粤人何均昌占据越南保胜。刘永福黑吃黑，取而代之。在胜保，刘氏黑旗设卡厘税，俨然地方长官。但他的身份又是十分明确的，在境内，他是“造反者”；在境外，他是“流亡者”，如此而已。？輥？輶？訛
　　历史将刘永福推向前台，并成就了他“爱国者”的业绩，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此前，法国人开市越南西贡，并垂涎全越。为达目的，法人与越南贼首黄崇英勾结，欲以黄氏数万“黄旗军”为前驱，地毯式推进。到了同治十二年，法将安邺率兵攻破越南河内。越南国王遣使诏谕刘永福归诚，许以功成封爵。刘永福闻命，率黑旗军自保胜南下，越宣黄光大岭，绕驰河内，设伏突袭法军，一战而斩安邺。在战胜的形势下，法越和谈。议和成，越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辖越境北部的宣光、兴化、山西三省。但刘永福的根据地，仍然选在保胜。
　　中国的流亡者做了越南的官，矛盾随之产生。刘永福的对立面是越南驸马黄佐炎，他以大学士的身份，督师内外。对于刘永福剿灭土匪、安定一方的功劳，多匿而不报。有鉴于此，刘永福出师抗法时，亦负固自雄，六调不至，完全是一付独立王国、占山为寇的老脾气。
　　到了光绪八年（1882）春天，法国军队由西贡沿海北上，并于三月攻克越南东京、南定。占领东京后，法人日日增兵，悬万金购刘永福，悬十万金取保胜州。在这种压力下，刘永福坐不稳山大王了，于是向越王请战。光绪九年（1883），吏部主事唐景崧毛遂自荐，间道赴越，招抚刘永福。唐氏在越南保胜州见刘永福，自陈三策，让刘永福选择。
　　三策分别为：越南为法国逼迫，危在旦夕，诚能据保胜而传檄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驱法人，中国必能助饷，此中策也。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此下策也。
　　刘永福还算清醒，他说：“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事闻，清朝廷以十万两白银犒其军，刘永福则入赀清政府，捐了个“游击”（从三品）军职，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将军。
　　在中国军队越界屯扎（云南布政使唐炯率部驻保胜，广西提督黄桂兰屯谅山）的后援背景下，刘永福率部自保胜赴越南山西，与黄桂兰筹划御敌。他用的仍是老战术，奇袭河内纸桥，法军大败，法将李威利被斩。越王大喜，加封刘永福为一等男。黑旗军又追击法军于河内城下。法军决堤放水，越人具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