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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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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电影检查之滥觞期，有来自工商界的电影检查呼声，自此以后这种呼声则不多见，其间原因还待深入探讨。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开会，“曾议决取缔电影一案，所定积极消极两项审查标准，颇有可资参考之处”。1923年，江苏省教育会上呈江苏省省长公署，认为：“近年国内渐已自制影片，倘取材不慎，弊害尤多，即如阎瑞生、张欣生一案，皆已扮摄表演，此等影片皆取社会罕见之惨恶状况摄影流行，实不能收欣赏感化之效果，本此一推，对于制造影片一事，苟非加以取缔，亦将为导恶源泉。为敢呈请鉴核，并案办理，以维风化，社会幸甚，教育幸甚。”接着，上海总商会和五马路商界联合会亦致电江苏省省长公署称：“影戏为人民普通娱乐之需，欧美各国最为通行。近年以来，沪上此类营业日益加繁，而人民嗜此者亦日众，果能将影片种类，严加选择，去劣留良，则人民于淑性陶情之中，可兼收易俗移风之效。无如影片来自外国，纯驳既不一致，而营业者为揣摩顾客心理起见，又专喜寻取奸盗邪淫之事实，以博庸众之观听，其有裨风化者，转居少数”；“沪上为各省商市中枢，物质文明甲于他处，而风俗之颓靡，道德之堕落，亦属冠于全国，识时之士，咸切隐忧。商界子弟，血气未定，鉴别力本极薄弱，若再以此等影片日渐灌输，恐数年间所受义务教育之功用，尽为其摧毁于无形”；“且此项影片，日渐通行，将来受其影响者，不仅沪上一隅，应请钧署据情咨商内务部，迅订检阅取缔之章程，颁行全国，以挽薄俗，并请于专章未经订定之前，先由钧署令行淞沪警察及江苏特派交涉员，于内地及英法两租界内，将有碍风化之影片，先行分别设法取缔”。
综上所述，对于道德教化的关怀与民族主义情感是创立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两个基本因素，前者与各国电影检查制度的起源有着相当的同一性，而后者则源于中国近代的特殊环境。与宗教势力在美国电影检查中所起重要作用不同的是，中国要求进行电影检查的呼声首先来自于教育界。在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初创过程中，受命负责电影“审核事项”的通俗教育研究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于1915年7月，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受教育总长监督，经费由教育部支给，并由教育部、学务局、京师警察厅指派人员参加，另聘京师大学校教职员、教育会会员及其他对于社会研究事项有专长者若干人为会员，会长由教育总长指定，多少有些半官方机构身份。根据该会章程，该会戏曲股负责“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机片之审核事项”。由于该会成立时，电影的放映市场及社会影响尚不及20年代之广大，因此所谓“审核”云云自无从提起。而当电影放映逐渐普及，电影检查呼声渐起之后，由通俗教育研究会担当电影审查事项实为名正言顺。此外，由于该会在一些省份有分支组织，更便于其在广大地区内行使检查职能。1923年10月，通俗教育研究会因“电影一项，近来风行各埠，影响社会较戏剧为尤深，其中所映影片有裨世道人心者固多，而诲淫诲盗亦所难免”，因此“曾函警厅饬各影场，仿戏园之例，将所演戏目先期呈送”该会审核。1924年4月，该会在致教育部的正式呈文中，认为“近日调查，最近所演影片有为害最甚者二种，一为阎瑞生谋害莲英案，一为张欣生谋产案。二案虽系近年上海实事，然其人则流氓贼子，其事则残害杀伤，不知制造影片者何所取意，而必取此种材料，演诸广场，以淆惑心理简单之人民，智识粗具之学子。喜其新奇，争先快睹，使此等残忍惨酷之状日接于目中，于人心播为风俗，其贻害于社会教育实非浅鲜。本会为防止流弊起见，拟恳咨行内务部通令所属一律严禁。再查此项影片系在上海租界制造，并请转咨江苏省长转饬驻沪交涉员，请领事团查取此项影片，即行销毁，以禁邪恶，而维风教”。教育部主管官员收到呈文后，批称：“咨行内务部查照办理可也。”有论者称《张欣生》“遭到禁映”。1924年2月24日，浙江绍兴县知事接省长训示：“近日中国各埠戏园大都好为新奇，多演诲盗之剧以取悦庸者，图营业之计，展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妨碍，如张欣生之谋杀案之类，近经上海众团体提称禁演映影戏并经内务部核准通令有案。”故《张欣生》曾遭“禁映”的说法不为无因。但同时亦有报道称，由于《张欣生》“备受各界欢迎”，致函影院“要求续映者亦颇不少”，直到1924年5月，上海还有电影院在放映该片，并于是月运往武汉放映。同时，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对《张欣生》一片也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态度（详下文）。因此，该片是否确遭禁映或仅在部分地区禁映，尚待更多史料证实。
无论如何，自20年代早中期起，国内的电影检查呼声渐成潮流，而且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没有引起电影制作者的明显反对，其实行呼之欲出。在各地官府的参与或认可之下，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开始进入其创立时期。
二、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初创
从严格意义上说，电影检查是对电影完成片或电影剧本进行检查，然后决定其通过或不通过。但是，在这样的电影检查制度建立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对电影院的管制条令，此或可视为电影检查制度的雏形或变形。
还在清末，1906年11月，因“京师戏园向不准演夜戏，刻有西人在三庆园演电光跳舞各戏，因而各戏园拟禀请总厅援照开演夜戏”。警厅“对于此事并非骤然批驳，唯令各园均俟电灯全点之后，方可开办，以免往来马车时有冲撞拥挤之虞，致碍路政”。而民政部“以三庆园每晚开演电戏，前往游观者人数甚多，难免有滋生事端之患，故拟饬令停演，以期地方安靖”。次年，御史俾寿上奏，认为“近日各戏园夜间添演电影，男女均准入座，而电影又非将灯光全行收暗不能开演，流弊尤不可问”，而且“前者三庆园因电机爆响，男女逃避，倾跌奔扑，甚不雅观”，请饬令禁卖女座。警厅认为，影院男女分座于楼上楼下，各有出入途径，凡有伤风化影片一律禁演，且有巡警往来值勤，不可骤然禁止。此后，给事中王金溶再度上奏，要求对“外城戏园开演夜戏，着民政部即行禁止”。但外城警厅仍认为，“外城戏园所演电戏，本厅有规则以取缔之，有警员以监临之，有时间以限制之，尚无妨碍之处”。
第5节
上述要求禁映电影的最终结果如何并无定论，从现有史料看，实际禁映的可能性不大。由此可知，放映电影在“京畿重地”之北京有过争议，而要求禁映者的重点在于男女观众混杂于夜场，“甚不雅观”。这是对电影观众的限制，而不是对电影本身的限制，因此还不能称之为电影检查。但警厅称对电影“有规则以取缔之”，可见当时已有了某种对影片标准的要求，不过因为该条报道未予明言，我们尚不知这种要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还是在1906年，先后有希腊、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的商人，申请到吉林省放映电影，而吉林地方当局概复以“碍难照准”，理由是“吉林省城既非通商口埠，未便准外人演戏”，且“与地方情形有所窒碍，未便转饬准演”。1909年7月5日，浙江省垣警察局总办，因屡有人禀开影戏，便以“电影有涉危险，未便轻视”，出示禁止上演，规定“后有禀请开演电影，俟本总局订有专章，再行照准”。1911年6月，在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上海，上海城自治公所公布了有关放映电影的条例，规定“开设电光影戏场，需报领执照”；“男女必须分座”；“不得有淫亵之影片”；“停场时刻，至迟以夜间十二点钟为限”；如有违犯，“经查察属实者，将执照吊销，分别惩罚”等。上述各条，除“淫亵”一项关乎电影内容外，其余各条文均为关于电影院的管理规定，而当时电影的内容以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为主，此类禁令的实际意义尚未凸显。
自中国开始放映电影到清朝覆亡的10余年间，我们所见较为接近于本来意义之电影检查的有过一次报道。1910年底，“美国有一宗形容决斗之电影，美人因其易于诱发青年勇于私斗之恶习，悬为厉禁，不许奏演。迩来此项电影在上海各租界开演。近闻民政部已派人暗地调查，如果有二人决斗及各等坏人心术之电影，查有实据后，即禁其至内地开演，以维风化”。因为资料原因，此事的结局我们亦不得而知。因此，终清之世，电影放映虽然已经在大城市里开始流行，但严格意义上的电影检查尚未出现。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至20年代初，中国建立电影检查制度的条件逐渐趋于成熟。首先是电影放映市场的扩大，据统计，20年代中期，国内电影院总数已达到140余家（此数字不包括台湾、香港与澳门的电影院），其中上海、北京、哈尔滨、汉口、天津等大城市的影院数已超过10家。电影院的上映片目也日渐增多
20年代中期，估计上海市场全年放映片目可能超过300部，达到平均一日一部新片的水平。，除了进口影片外，2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事业大盛，风起云涌，一日千里，影片公司竟设至数十处之多”，1926年国产故事片出品数量首次超过了100部，出现了民国时期的第一个高峰。这样大的放映数量，使对电影的审查管理成为规范市场的一种客观需要。其次，由于当时放映的电影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反响，被国人批评为“能感化人之性情，刺激人之精神，改化一地风俗，助文化进步等之影片，竟如凤毛麟角”。因此，对电影进行检查的呼声日渐高涨，而且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因为“近来有一部分出品，简直太不像个样子了”，“审查一举，势不容缓”，“审查情节，所以维持国家底体面，和社会底风化；审查成绩，所以鼓励摄片者的谨慎，和保全电影界底信用”。这又使电影审查成为当政者顺应时势的主观愿望。正是在这样主客观结合的背景下，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开始浮出水面。
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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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各地电影审阅委员会均简称“电审会”）的成立可视为较具有本来意义之电影检查制度的开端。该会成立的确切时间现不可考，但该会活动初次见于传媒为1923年7月2日，而江苏省省长公署对上海总商会要求进行电影检查呈文的复文为当年3月间的事，因此该会成立时间当在3月之后，7月之前。该会由江苏省教育会组织，有委员10人，并首次定出了电影检查的具体标准：1。确合教育原理，能于社会发生良好之影响者，得加入“曾经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认可”字样，以寓表扬之意；2。通常影片，但为营业关系，可无流弊者，本会不加可否；3。如确系有害风化，曾经本会劝告，未经改良者，本会当请官厅干涉。江苏电审会的工作情况见之于报端者不过寥寥数次，因此其工作为按时进行或间断进行不得而知。
据报载，1926年12月，该会举行当月常会，似该会可能每月参见开会一次。但1927年3月，该会才召开第10次常会，如每月开会一次，与其成立时间不合。因此，该会实际开会时间以不定期最为可能。1923年7月2日，该会首次开会，审阅明星公司出品的《张欣生》，先由明星公司的任矜苹向审阅委员叙述拍摄该片之初衷，即“注意于遗产制度、家庭教育、社会环境三大端，使观者知欣生弑父之原因，而引起改革社会之意”。审阅委员“谓此剧以法律为归束，以报应为主旨，编制颇佳，惟间有一二处须加删改”，决定于日内集会讨论。两天后，电审会再次审查影片，认为《张欣生》全片均系演明事实，且属果报之意，尚无不合，惟以烟赌造成罪恶之原因尚少说明，应于三犯执行死刑时，补入忏悔语以表明之。如照改后，亦适合本会所定标准第二条。《张欣生》一片为电影检查呼声高涨的动因之一，而该会却未提出禁映要求，反予通过，在因果相报、“尚无不合”的表面原因之外，也反映出江苏电审会缺乏强制性禁片之权力。对于当时大热且受到观众和舆论一致好评的影片《孤儿救祖记》，则被评为“完善之片”，“取情极适国情，并合教育原理”。其后，江苏电审会又陆续推出符合该会第一标准予以表彰的影片计20余部，其中有1925年明星公司出品、洪深编导的《冯大少爷》，被评为“为有财产而不能教育子弟者当头棒喝，事虽平淡无奇，警世之意实深，艺术亦佳”；1926年民新公司出品、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的《玉洁冰清》，被评为“志趣纯洁，描写黄伯坚处势利社会中，独能抱定富贵不淫之精神，历尽艰苦，以与环境相抗，钱孟琪虽出豪家，独能不染尘垢，处处为伯坚谋，为老父计，用心良苦，于二房东之厄于经济时，又能以恕道待人，尤足风励末俗，艺术方面，亦多可取”；1926年神州影片公司出品、万籁天编剧、李萍倩导演的《难忘了妹妹》，被评为“艺术优美，剪接合宜，
亦觉无懈可击”。
第7节
江苏电审会名为江苏省属，实际其检查所针对的主要是上海电影公司的出品和上海的电影市场。上海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多、工商业最为发达、平均经济文化水准最高、对外交往最为密切的大城市，有着最为兴盛和成熟的电影市场及制片业。20年代中期，上海的电影院数量已近40家，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影片公司数量也在市场利好的刺激下暴增至一百数十家，出品数量一跃而过百部。
上海的电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票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50％以上，一部投放市场的影片能否收回成本直至盈利，基本依赖于上海市场。上海电影业的这一至尊地位，历整个民国时期从未动摇。而江苏电审会成立时，江苏全省（不包括上海）的电影院数量尚不超过10家，同时没有一家电影制片机构。上海的各种社团组织化程度较高，传媒也较为发达，要求进行电影检查的呼声基本上通过它们而公之于众。与江苏电审会成立的同时，淞沪警察厅制订了《取缔影戏园规则布告》，规定电影院开演影戏前，须将剧本或说明书送警察厅审核，“如有奸盗邪淫妨碍风俗之影片，应即禁止开演”，至于全部还是部分禁映，由警察厅“按其体裁临时酌定”。同时规定，影院男女宾座位不得紊乱，放映时间以晚12时为限。警员可随时在场监视，凡违背本规则者，依其情节轻重，分别依法处罚，或勒令停演闭业。1米1花1书1库1 ；http：//__
限于资料，此布告执行的具体情况尚不详。该布告的基本点仍着重于电影院的管理，且并无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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