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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边上的思考-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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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恪薄Ｕ庵帧扒啡庇谰眯院臀匏槭舻母芯酢保沟们嗄耆瞬瞬话踩小Ｎ耍ǜ媸榻ㄒ椤肮睦侨衔愀凼撬堑募蚁纭保奔忧扛髦肿谇住⒔址换岬幕疃⒁幌睢案憷闹艺晷拍畹幕 薄Ｈ欢凸膊辰还值拇笥⒌酃钌钜馐兜剑黾痈廴硕杂⒐送持蔚南愀鄣墓槭舾校タ勘┝φ蜓埂ⅰ坝南茨浴惫こ毯汀靶姓烧巍辈⒉荒芡耆〉酶廴说闹页希胱笈烧∪褐诨。捅匦虢饩鋈褐诿媪俚纳缁嵛侍狻Ｓ谑牵塾⒄桓摹巴扯恢巍钡闹趁翊常扇』稍ふ撸贫舜罅勘；すと烁＠姆伞Ｓ绕湟痪牌咭荒曷罄砗疲∕urray McLehose）出任港督后推行了全面的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屋改革。
香港土地属港英政府，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土地拍卖，由此导致香港地价飞涨，普通人根本无力购买私房，只能由政府提供廉租房。随着香港工业化和人口的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屋远远赶不上实际需求，据统计当时大约有近百万人居无定所，香港变成“流民社会”。香港市民的流民心态，不可能认同香港法律秩序，更不可能忠诚于港英政府。“有恒产者才有恒心”，麦理浩深得其中奥妙，认为住房不足是政府与人民之间发生摩擦和不愉快的最主要的、最为持久的根源之一。为此，他提出了“十年房屋计划”，计划到一九八二年用十年的时间为近一百八十万人提供住所，使港人不再觉得他们是流浪到香港的中国人，而是长久在香港生活下去的香港人。同时，麦理浩利用“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将普通市民组织到形形色色的地区咨询组织中，通过参与地区事务培养他们的归属感。
因为历史上港英政府是依赖贩卖鸦片起家，贪污腐败成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尤其殖民政府依赖警察管治，警察为非作歹、贪污腐败到了半公开化的程度。为了增加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认同，港英政府在镇压左派的抗议运动的同时，提出建设“好政府”的口号，以强化港英政府的道德形象和正当性基础。为此，打击香港政府和社会的贪污腐败成为政府的首要目的。麦理浩在伦敦的支持下，于一九七四年成立众所周知的廉政公署，肃贪倡廉，成效卓著。这迅速改变了港英政府的形象，获得了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认同。由于廉政公署只对港督个人负责，大大强化了港督对整个官僚体系和社会的控制，也增加了香港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在采取“行政吸纳政治”模式时，还推行政府体制改革，重建公务员体制，大大增加港英政府的效率。
一九七九年，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香港的前途命运已提上了大英帝国的议事日程。麦理浩回港后，公布了邓小平所说的“让香港人放心”这个好消息，但没有公布一九九七要收回香港的消息。麦理浩意识到大英帝国从香港的撤退已不可挽回，便悄悄地启动了港英政府一直未能实施的撤退步骤，把代议制引入香港，让香港人自己统治自己。如果说从 “杨慕琦计划”开始，港英政府担心推行代议制会让香港左派势力乘虚而入，那么，经过麦理浩的十年治理，香港中产阶级已形成，香港人的自我意识也已出现。一九八○年六月六日，港英政府发表《地方行政模式绿皮书》，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建立“区议会”，选举产生区议员，香港的代议政制正式拉开了序幕。同时，紧急修订了“国籍法”，防止港人将来涌入英国，大英帝国已做好了撤离的全部准备。
“我们的海军威名已陨，/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看那，往日的盛况，/全跟尼尼微和蒂尔一样湮没无闻。”（《退场》）“帝国诗人”吉卜林这首诗道尽了对大英帝国解体的伤感，而这伤感难以掩饰对帝国昔日辉煌的自豪。如果说历史上的帝国都以创造辉煌文明作为自己的目的，以荣誉和荣耀作为自己动力，而唯有大英帝国是个另类，它以赤裸裸的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以狭隘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作为自己的动力。以至于大英帝国跨越全球，但英国本身从来没有超越狭窄的英伦三岛，英国与大英帝国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人对帝国臣民没有关爱，自然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以至于大英帝国的精心撤退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自相残杀，印巴分治、巴勒斯坦问题、土耳其的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以及香港问题，可以说大英帝国是历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帝国。然而，由于冷战背景，由于内地的“文革”，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种种历史机缘成就了香港奇迹，使大英帝国可耻的没落最终上演了“共荣撤退”的一幕。阅读香港这十多年的历史，我每每感觉到英国人的政治德行也许在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英国人那样把政治变成赤裸裸的商业操作，看来亚当·斯密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才真正反映了英国人的民族性，说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显然是一个误会。
（《大英帝国的瓦解》，张洪顺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阅 读殖民地》，王慧麟著，香港：Tom出版公司二○○五年版）
在大陆思考海洋——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四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7年第12期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争论，最后发展为公开论战。这在国际政治史上也属罕见的举动。至今有许多人对这段历史感到难以理解。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也表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句话一半是肺腑之言，一半是外交修辞。肺腑之言是因为主张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开始领导中国走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再纠缠“姓资”、“姓社”这些意识形态争论；外交修辞是因为邓小平将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外张转向内敛，关注国内实力的增长。其实，邓小平当年直接参与中苏论战并颇得毛泽东的赏识，因为他深刻领悟到这场论战的性质。用英国艾德礼政府的话说，这是一场争夺人心的领土的战争。
在这场论战中，香港、澳门问题成为苏共及其追随者（如美国共产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理由。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为了套取外汇，“同英美的资本和平合作，共同剥削劳动人民”；“在殖民主义的基础在全世界崩溃的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还继续存在着诸如香港和澳门这样的殖民地”（《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七月十三日）。对此，中国共产党重申了香港、澳门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主张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反问苏共：“你们提出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不平等条约问题统统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这无疑是说要清算俄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割让中国领土的不平等条约。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主张反帝、反殖民的中国革命，竟然要保留香港、澳门这块殖民地？“二战”结束后蒋介石通过罗斯福试图让英国归还香港但被丘吉尔断然拒绝，而此时毛泽东在延安对三位西方记者表示：“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四卷，207页）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革命理论，还是从民族革命的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
其实，早在一九四七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之前，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就在思考着“天下”，思考中国在未来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位置。延安在历史上一直地处大陆帝国的心脏地带，南边西安是十朝古都，北边榆林是辽、西夏、金、元等各个少数民族与汉人进行政治交锋的边缘地带，而明、清两代使陕北从薄弱的边疆变为稳固的内陆，从而奠定了大陆帝国的基石。而身居内陆心脏地带的毛泽东早已把目光从香港、台湾这些海岛投向更远的世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不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未来，而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思考着中国这个大陆国家与海洋的关系。而香港，无论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上，还是在陆地与海洋的地缘政治意义上，都处在关键点上。当毛泽东一九四五年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香港政策时，表明对中国未来在世界政治和地缘政治位置有了清晰的思考。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在即，斯大林派人来听取毛泽东对中国局势和未来走向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大陆上的领土解放比较好办，比较麻烦的只有西藏，但西藏问题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墨斋 。。≯真正比较麻烦的是台湾，因为国民党会撤退到台湾，并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保护。因此毛泽东认为：
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380页）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深刻地从陆地和海洋的关系中来看待中国的政治，因为他深知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如何面对海洋“发展海外关系”，是未来的难题。更重要的是，海洋世界被资本主义世界所支配，美国支配着国民党台湾，英国支配着香港，所以香港问题不是单纯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问题，而且包括中国“发展海外关系”的地缘政治问题，包括统一台湾所必需面临的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的这些思考预示着中国共产党解决内陆、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将采用不同的灵活策略和手法。
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央高层已形成了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基本看法，即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美苏主导的两大阵营不可避免；而在地缘政治上美国从韩国、日本、菲律宾和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构成了海洋封锁。基于这样的形势，新中国高层领导人形成了稳定的国际战略：向苏联采取“一边倒”以稳固大陆的后方安全，选择西方世界海洋“封锁”中最薄弱的链条——香港，来突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因此，把香港留在英国的手中，等于揪住了英国人的一根辫子，等于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加入了一个楔子，等于打开了西方世界封锁中国的缺口，等于为中国从大陆国家跃向海洋世界提供了跳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抗日战争和反殖民运动的兴起，东南亚的华人开始政治觉醒，而香港地区又是东南亚乃至全世界华人与中国大陆建立联系的通道。
只有在这样的全球的战略中，我们才能理解整个中央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形成的香港政策：“维持现状。”这个政策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演变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香港政策上，毛泽东是政策制定者，而周恩来则是执行者，廖承志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直接负责香港问题。为此，一九五一年，周恩来通过廖承志给香港新华社直接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解放全国之前已经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个更积极努力的进攻和斗争。（金尧如：《香江五十年忆往》，4页，下引此书只注明页码）
在此，我们必须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与地缘战略放在一起来考虑。在一九四八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第一次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功夺取政权的政治经验，即“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三大法宝。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冷战格局中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中国共产党很自然将这三大法宝运用到国际政治领域，将武装斗争转化为“保家卫国”，为此被迫抗美援朝、击退印度在西藏的入侵和苏联在黑龙江的入侵；将统一战线转化为分化英美联盟、团结第三世界人民；支援第三世界的共产党。这时，香港在地缘政治上是中国在东南亚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基地。香港问题与中央的统战策略结合在一起。
首先，把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中，是为了在政治上分化美英势力，利用美英在远东利益上的矛盾以及对华政策分歧，最大限度地团结英国，反对美国这个主要敌人。“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其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4—5页）果然后来在东南亚支持中国的万隆会议阵营和美国的东南亚联防条约国家之间，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柬埔寨等在英国的影响下保持了中立，既没有参加万隆组织，也没有加入美国的东南亚联防条约组织。
其次，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中，可以利用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展侨务工作，最大限度地团结东南亚的华侨，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可以一切团结的人，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反美斗争。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地，他们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谋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又积极支援祖国的现代化建设。香港在地缘上正好能满足他们两方面的需求，由此在美国封锁中国的过程中，香港是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现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大量的物资和外汇源源不断地从香港运往内地，爱国商人霍英东就是在此时与中央高层建立了深厚友谊，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与此同时，中央通过侨务工作，争取华侨对北京的支持，并通过华侨与东南亚各国政府之间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比如香港著名侨领徐四民就帮助中国政府与缅甸之间建立良好关系。
最后，就是香港经济上的利用价值。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在上海和工商界人士座谈的时候就指出：“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352页）因此，周恩来要求香港新华社对香港的资本主义，“要好好保护它，不要破坏它”（5页）。
从对香港、澳门的政策上，我们看到共产党理论中的最核心的要素不仅是阶级和民族，还有“国家”和“天下”这样的概念。而这个“国家”也不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的民族国家，而是传统儒家的家—国—天下秩序所形成的差序格局。这种理论被周恩来概括为“爱国一家”，即在爱国的最高原则下，形成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爱国者、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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