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木棉-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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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大妈眼含热泪，提着一篮染红的鸡蛋，每一个战士都塞上两个：“孩子们，你们辛苦了，赶快趁热吃吧！”

　　一群美丽的女中学生呼喊着如今天那些明星们的粉丝一样，把绣有“献给最可爱的人”的手绢使劲扔到车上。

　　…………

　　我和战友们都被眼前的热烈所感动，大家都含着激动的泪水，不停的敬礼，不停的弯腰握手，不停的“谢谢！”　真的是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啊！

　　从县城到州府，再从州府到我们临时的驻扎地，一路上我们驶过无数到凯旋门，一路上有无数的百姓在欢呼雀跃，一路上我们都在心潮澎湃。没有哪一个战士会在这种燃烧的激情中不感到骄傲和自豪。

　　这种动人的场面随着战争的结束总归会有停止的时候。不久，我把军人的激情藏在心里，带着军功章退伍回到家乡。

亲情似酒
回到熟悉的县城，办完报到登记手续，我立马做的第一件事，带上买好的礼物：妈妈和妹妹爱吃的糕点糖果，爸爸爱喝酒，给他买了两瓶老酒，一条大重九。　　

　　车子在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的乡村公路上停下，远远看到梦中常常见到的村落，我开始激动起来。快三年了，我没回过一次家，虽然作战前有信件联系，但爸妈是否真的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小妹的学习成绩是否还好，今年高中毕业了，考个中专没问题吧（当时我们这边能考取大学的不多）？

　　弯弯曲曲的田边小路边，田地里三三两两有几个劳作的乡亲，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我最熟悉、最牵挂的父亲的身影，他正低着头，弯着腰一锄一锄松土。看他挥锄的动作，已经不是以前身强力壮时的有力，爸爸苍老许多了。爸爸忙于干活，没看见我，还是我以前的伙伴李秉光看见，大叫一声“洪超”，爸爸听见了，才停下手中的活计，慢慢地直起有些佝偻的脊背，回过头看看我。我的心里一阵发酸，扔下手里提着的大小袋子，跳向地里。

　　爸爸看清眼前的是他的儿子，嘴角抿了抿：“你回来了！”接着露出一点笑容。爸爸虽然只是简单的质朴的一句话，但已经让我知道平素不爱讲话的父亲见到阔别已久的儿子时慈祥的父爱。我尽量控制已经冲到眼眶的眼泪，不让它流出来。旁边的伙伴、乡邻围过来问长问短时，我发现父亲脸上充满了得意。

　　回家的路上，我帮父亲扛锄头，父亲抢了几个包提在手上，问了几句我的情况以后，就说一句：“回来就好！”

　　才到家门口，家里厨房的烟囱正在冒着缕缕青烟。爸爸忙着去水井边洗手，我径直走到屋前的厨房，妈妈正在土灶边添柴，呛人的烟雾从灶膛里回冲出来，妈妈被呛得“哐，哐”咳嗽。“妈，我回来了！”妈妈转身看到我，似乎有些不相信，揉揉不知是被烟雾熏出眼泪的眼睛，还是被我的叫声唤出的热泪，扔下手中的柴火，朝我走了两步，“洪超，你回来了？”眼泪跟着就流出来。　　

　　“妈，我回来了。”我疾步走过去，扶住身体颤抖的妈妈，“妈！”　

　　妈妈用手摸摸我眼眶上的伤疤，再像看一个陌生人似的上下打量我，“你还活着？！”再摸摸，确定了，马上对着门外大声喊：“老杨，赶快杀鸡！”　

　　我帮父亲杀鸡时，爸爸告诉我，虽然我由于部队要求没有写信回家告诉他们我上前线了，但他们隐约猜到一些情况。从家里的收音机里知道开战的消息后，妈妈天天都在给我烧香，求菩萨保佑我平安。“每天你妈一边烧香一边哭呢”，爸爸说。

　　我终于理解那句俗语“儿挂娘，扁担长；娘挂儿，挂断肠”。晚上吃饭时，我喝醉了。既是因为村里的乡亲们都来看我，更是浓浓的亲情让我酒不醉人，人自醉！　。　想看书来

爱情创伤
在家和父母团聚的日子里，每天都有儿时的伙伴、小学中学的同学、亲戚朋友到家里来，看看我这个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听我讲难忘的战斗故事。村里的干部还专门办了两桌酒席，把我和我的父母请去，把我当坐上宾，因为在我们村出去当兵的人中，当时唯有我一个参加过这场战争。他们在不停地对我说“你是我们的自豪”、“你为家乡争得了荣誉”、“全村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等等称赞的话语中，自己先喝醉了。我也被他们的热情忘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迷醉在喝彩声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一天早晨八点多钟，我带着昨晚残留的酒气，被妈妈从昏头昏脑的状态中叫爬起来。母亲乐呵呵地看着我吃完面条，然后拿出一张照片对我说：“你看，喜不喜欢？”

　　照片上的女孩确实漂亮，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介绍的。但我看照片时，照片上的她的脸总是被兰英甜美的笑容所覆盖。我决定去找兰英！我对妈妈说：“等几天，我再给你答复。”

　　我向父母说去看一个朋友，便踏上去兰英家的旅途。人未到，心早已飞向南方。

　　来到熟悉的小镇，看到那些曾经留下美好日子和刻骨铭心的痛楚的地方，无法抹去的回忆便一段段跳到眼前。马上要见到兰英了，心情却变得矛盾复杂，在车上想好要跟她诉说的话却不知道该如何表白，我的脚步也变慢许多。

　　走到兰英家门口，杨大爹抱着烟筒坐在屋檐下吸烟，看见我，楞了一下，终于记起我来，急忙放下烟筒，走下石梯迎过来：“小杨家门，你还活着，可想死你们了！”

　　进到堂屋里坐下，杨大爹告诉我，虽然只和我们相处短短的一段时间，但已经把我们当一家人了。开战后，他们天天从报纸上、收音机里了解战况，当运送伤员和烈士尸体的车经过时，他和大妈都要去打听有没有我们的名字。“部队有纪律，我们也无法认得（知道的意思），只有干着急。你大妈看见那些伤兵就要淌眼泪。”

　　“你活着就好，”大爹又一二三四的问我其他战友的情况，我说到牺牲了的呆子、王红生等人时，大爹的眼泪在眼圈里转了一圈，还是滚了出来，“哎，他们都还是小娃娃呀！”

　　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大妈抱着一箩青菜回来。大爹吩咐她炖油浸肉，炒鸡蛋，炒花生，然后对我说：“你还记得来看我们，今天叔侄俩好好喝几杯！”

　　吃饭了，大爹把兰英的哥哥叫来陪酒。不见兰英回来，也不见小弟回来，我的心咯噔起来。一直不好意思打听，现在得问问了。

　　大爹先和我干了一杯，才告诉我，小弟到县城一中读高中了。兰英远嫁到浙江去了。“其实你们的事我知道。我也看得上你。但我认为不现实。你以前有工作，现在也有工作，我家兰英是个农民呀，你们不可能的！”

　　已经人去楼空，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手臂上兰英留下的齿印在隐隐作痛。我强忍着痛苦，嘴上说没什么，只能与大爹、大哥一杯接一杯的喝酒。

　　在大爹面前，我一直控制住我自己，兰英大哥把我送到镇上的旅馆走后，我冲到卫生间哇哇大吐，躺到床上，呼唤着兰英的名字，泪如泻水喷涌而出。

永记真情
我在这样的状态下度过至少一年的时间。以酒消愁，特别是政府安置重新回到县食品公司上班，重操“杀猪匠”职业后，基本上每天在酒坛里泡着。酒量一天比一天下降，半斤会醉，三两也醉。只有烟瘾比以前增加了。

　　“英雄”的光环还没有从我身上消失，单位上的领导职工见到我眼中都还在透出敬慕的眼光。县里的中学、小学经常请我去给学生们讲战斗故事。戴着大红花坐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一双双随着我的故事跳跃的眼睛，我觉得我还是或曾经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久经沙场的战士。

　　但每天睁开被酒精熏肿的双眼，看到镜子中那满脸胡茬，目光无神的面孔，我就在问，这是我吗？

　　一天，父母来看我，妈妈见到我的样子，泪水不停的往下留。爸爸把烟蒂使劲地在我用罐头盒做的烟灰缸里摁个粉碎，愤怒的骂道：“你还是不是我儿子？当兵白当了！狗屁英雄！”

　　在我记忆中，爸爸对我从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我被爸爸的震怒吼醒了一半。

　　“是男人，拿得起，放得下，”平时沉默寡言的爸爸激动起来居然道理一大套。他把妈妈支出去，喝口水，语气缓和一点，“你是我儿子，我知道你为什么。为一个女人值得吗？”

　　我从没有在父母面前提过兰英，姜还是老的辣。我把我和兰英的事托盘告诉爸爸。爸爸听完后，想了半天才说：“人家都结婚了，难道你还放不下？重新考虑吧。你妈妈为你可伤透了心！”

　　是呀，我和兰英的故事是不可能有中国小说的圆满结局的。她也许只能是我情感中的一个中转站。我该改变方向了。但兰英永远会在我的心中打下一个结！

　　半年之后，一个女人走进了我的生活。我们单位的，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她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我的手臂上齿印又突突的疼痛起来。

　　过了许多年，我理解了“男人拿得起，放得下”的含义。不过，能完全放下的就可以抛在脑后。有的还是只有放在心里。

　　结婚后，我认认真真工作，认认真真做丈夫，认认真真做父亲。我对妻子说，我还有许多事得去做。妻子问我，是不是你每天睡觉时，都听见你在模模糊糊大喊大叫的原因，你还没有忘记当兵的日子。

　　我点点头。能忘记吗？杨波的“兄弟，带我回家”，小马的“班长，再见”，还有呆子他们死了也没有闭上的眼睛。我还是他们的班长！　。。

悲情承诺
春节快到了，我翻开心中的记录存档，有许多事要办，首当其冲的是到杨波家探望杨波的父母。杨波人回祖国，但已永远留在南疆的土地上。两年了，我还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呢，虽然他那句：“兄弟，带我回家”常常在我耳边响起，我有深深的负罪感。

　　我对妻子说明情况，妻子通情达理的表示支持，我临走时只交代一句，记着春节前赶回来。

　　我又一次踏上去云南的火车。火车的轰鸣声让我回到当年我们奔赴前线时乘坐的闷罐军列。时光能否倒流，再让我像以前一样和战友们一起聊天，再像以前一样雄心壮志，报效祖国。但泪水冲开紧闭的双眼时，身旁只有一个个陌生人，我也只是他们身边的一个陌生的过客。

　　到了杨波家，我轻轻敲开家门，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拉开门缝，憔悴的脸上写着悲痛，他侧身走出来，在楼道问：“请问你是？”

　　我说明身份和来意，老人显得有些激动，眼圈红了。“活着，好呀，”他回头望望屋里，然后小声交代我：“不好意思，不是不想好好接待你，是怕杨波他妈伤心。”

　　我明白了老人的心情，我把带来的礼物递到杨叔叔的手里，说：“那我不进屋了，看到你就行。”

　　“不行，你陪陪我，聊聊天，”杨叔叔坚决地拉住我的手，“在杨波妈妈面前不要暴露你的身份，也不要提杨波的名字。她问你，你就说找我办事的就行。”

　　我和杨叔叔走进家门，只见客厅正中挂着披着黑纱的杨波的遗像，遗像下面的桌子上摆着一碟水果，一碟糖果。

　　杨叔先去旁边的卧室看看，再关上门，回到老式的弹簧沙发上，看看我，看看墙上的杨波，掏出手绢檫檫眼睛，轻声的说：“快两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过。”

　　我才知道，当杨波阵亡的消息传回家里时，杨叔一直瞒着杨妈妈。他把痛苦一直埋在心里，所以才近五十岁的人看上去象个六十出头的老人。“我的头发也是知道小波牺牲以后才变白的。”我内心震撼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其痛苦就印在杨叔这满头的白发之上呀。

　　后来部队首长来慰问，再也无法隐瞒了。杨妈妈才确定儿子真的牺牲了，没哭一声，人就晕过去了。送到医院抢救一个多小时，醒来才终于哭出声来。但人已经神志不清了。回到家，每天抱着杨波的照片就流泪，杨叔把照片藏起来，她就红着眼睛骂杨叔：“你把儿子藏哪里去了？”只有让她看见杨波的照片，她才会踏实安静一些，但看着照片，她又每天以泪洗面。吃饭的时候，她都要求摆上三套碗筷，吃一口，嘴里嘟噜一句：“小波，吃饭，”眼泪接着又流下来。只要有人到家里来，提到杨波，杨妈妈又得哭昏过去。见到和杨波年龄不相上下的年轻人，她就要拉着人家：“麻烦你，给我找小波回来！”

　　“你来之前，才哭累了，刚休息一会呢，”杨叔叹口气，“家里已经没有笑声了。”

　　杨叔告诉我，杨妈妈已经办了病休，他也向组织提出病休申请，回家好好照顾杨妈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向杨波的遗像鞠了个躬，又向卧室里的杨妈妈鞠了个躬，对杨叔叔说：“我会再来看你们的！”就告辞冲下楼，我再也无法控制眼泪了。

　　后来，还没等我再一次来看他们，杨叔叔就来信告诉我，为了让杨妈妈摆脱悲伤，他们已经搬到省城。他说，你来看我们，我很高兴，但也痛苦，你的好心我们领了，以后就用信件联系吧。

　　我理解杨叔叔，虽然经常想去看两位老人，但还是忍住了。杨妈妈一年之后带着对杨波的思念去世了，我赶过去，代替杨波行了孝礼。再过一年，杨叔叔亲情未了，也去找寻杨波、杨妈妈，一家人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

　　（笔者注，杨波为作者的表哥，至今躺在麻栗坡烈士陵园里）

英雄母亲
我从杨波家返程的当晚，我就给自己下一个命令：在二年内探望完我们班牺牲的弟兄的亲人，代弟兄们尽尽孝心。

　　开始，妻子还很支持，她和我是同龄人，知道我们流血流汗、抛家舍己为的是什么，也懂得九死一生铸就的兄弟情谊是丢了生命也不会放弃的。但我每次出去，单位上要请假，家里要跟她伸手要钱，回到家多半是两手空空。她不高兴了：“你到底为什么，他们又不是你杀死的？”

　　我没有和她争论，我必须完成我既定的任务，他们是我的兄弟，他们先我而去，而我苟活着，不这样做，我一辈子会于心不安。就这样，在两口子磕磕碰碰中，我只剩下王红生家没去了。清明将至，我又起程前往王红生家。

　　王红生家在河南一个贫困的小山村，经过几天的颠簸，我踏进他家的院子。他家的两间平房已有些破败，只有一间可能是正屋的大门上挂着横匾上的“烈属光荣”四个字还是新的。一条小狗“汪汪”地从屋里冲出来迎接我，随着狗吠声走出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相貌近似红生的中年妇女，她惊疑的看着我这不速之客。我想，她应该是红生的姐姐。

　　我赶紧主动自我介绍，她也确实是红生的姐姐。她把我让进堂屋，一个两鬓斑白的六十岁左右的老大娘正坐在炕上纳鞋底。大姐大声的说：“娘，红生的战友来看您了！”

　　大娘抬起头，嘴角微微发颤：“孩子，你是红生的战友？”

　　我奔上去，搀扶住准备起身下炕的大娘：“大娘，是，我是红生的战友。”

　　大娘颤抖着双手，从炕沿放着的一个木箱里拿出一张用红布包着的照片，眼泪一滴一滴打在照片上：“红生啊，你的战友来看你了。”我一看照片，心里更感悲伤，那是我们开赴前线前每人留下的半身照，照片上的王红生是那样的稚气，我不仅想起红生照完像后的那声“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