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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狂欢-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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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玩具的理想（5）
正是一位“身份”不明的艺术家，他在四处散布着一种新的阶级划分法——他说整个人群大致可分为三等：衣冠禽兽、禽兽和禽兽不如。他有他的道理。他说现在人的阶级地位是不稳定的，今天的经理明天一破产可能就变成了打工仔，也可能走上黑道。一个学者今天决定下海，如果顺利，明天就成了资本家。不论社会身份怎么变，他说，按他的划分法就比较稳定。而且，他通常让被试者自己认领自己的成份，对号入座。
我被要求认领身份时，着实费了一番脑筋，因为这三种似乎都不怎么样：衣冠禽兽有假善人之嫌，我自愧没做过什么大善事，所以肯定不能冠善人之名，我也肯定没有干过披着人皮的狼干的缺德事，所以也无所谓假。禽兽不如？我也不甘。我好像没那么不堪。我尽心尽意地从劳动中得食，尽心尽意地养育我的女儿。对同类抱有同情之心，遵守群体的规矩。那就只好自认禽兽了。如果按照动物保护主义或泛灵论的立场来看，这倒也不是贬义。不论人，还是禽或兽，都是地球上的生灵，人不也是动物的一种吗？在动物这个大概念下，人和禽兽的区别就没那么多高下悬殊。虽然我穿着衣服，但我把衣冠理解为人这种动物的特点。不能因为有衣冠就是衣冠禽兽，就像不能因为大象有长鼻子就叫它长鼻子大象。
下一次问到了一个报纸主编，他的小九九没打够，稍稍犹豫了—会儿就自认了衣冠禽兽。这位朋友当然不是披着人皮的狼，一向挺义气。但是他过于附庸风雅，常常干下了禽兽该干的正当的事，还要向人声明，“我不是故意伤你，这是竞争嘛”。被他战败的对手可能早就说他“衣冠禽兽”了。狮子是不会在咬杀角马时说这种话的。然而狮子吃饱了就睡，不会吃饱了还故意欺负角马，不许角马吃草。
在我所知的被试者中，大多数人选择了“禽兽”，和“衣冠禽兽”，只有一个很失意的人选了“禽兽不如”，那时他真的禽兽不如了。他说他尽拣人剩的吃，没劲。可是秃鹫也拣剩的吃，它不也活得挺壮实，生活得很有序？还有一位作家拒绝选择，他思来想去，觉得哪项都不甘。
开始这只是一个笑谈，被试的人多了，竟有了心理学试验的味道了。
（）
“凡·高本月疾病俱乐部”
∷∷ 施武
弗洛伊德之所以载入史册，我想是因为他善于并且敢于发现病人。史册上当然不这么说，而是说他把潜意识收进了分析的视野。既然他说人有潜意识，并且有临床病例为证，那么分析分析它肯定会增加对人的了解。可是，经他一分析，病人就多起来了，几乎凡是做梦的人都有病，至少是心理障碍。我们崇敬的艺术家都成了被无法排遣的情欲所驱使的人，他们的作品不过是些被“升华”的扭曲的情欲。连伟大的悲剧“俄底浦斯”也简化为一种“情结”的代名词。
现在似乎由于各种禁忌的解除，医生们不大说情欲的压抑了，来了个“凡·高本月疾病俱乐部”专事画布诊断。这是个有“美学思想”的医生们组成的小组，他们通过画家画出的人形估计某种疾病对人的侵袭时间和范围。比如，1800年以前欧洲艺术品中没有肢体变形的形象，所以那时候欧洲还没出现风湿性关节炎。或者他们通过画画指出画家有什么疾病，比如印象派大师莫奈的画面模糊，细节甚少，那是因为他有白内障。德加也有眼疾，所以画面中间没有焦点。凡·高的画都泛黄，因为他患有洋地黄中毒病。
No。7 玩具的理想（6）
如此看来，我们还需要认真对待他们的作品吗？我倒是宁愿认真对待他们的病，也让我得上这么一些病，我不也成大师了？其实，这个想法很狭隘，因为这些病都不是大师们的专利，其他病人并没有成大师。但是，弗洛伊德和这个俱乐部的结论有误导人这么想的倾向。
除了医生，这种误导人的说法还有。我崇敬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聚精哲学，性格极端，不知什么原因终生未娶。这有什么呀？运气不好，或眼光挑剔，或工作太忙，原因可以很多，可是有人对这些都不满意，非说他是同性恋不可。
除了疾病论证，德行论证，还有资格论证：前几天看到一篇批评文章，批评的对不对我不了解，但是文中说那个被批评者是个外行贸然闯入一个很专业的领域，这是典型的资格论证。要说某人“牛”，就一定得说他是哈佛毕业的。
反正不管做出了什么伟业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唯独不提智力。
我一直记着孔圣人说的“君子三畏”中有一畏就是畏大人。我喜欢对那些伟大的人保持敬畏之心，他们的智力高度让人的生命有层次感，有故事性，让人不那么像零件。
（）
做梦
∷∷ 王刚
第一个让我记住的有关梦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对夫妇正在睡觉，女方在梦中自言自语了一句：“生肉直接放在锅里炒，能熟吗？”男方虽然也在熟睡，但居然听见了，翻过身回答了一句：“能熟。”
原来我一直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上大学之后我信了。有一天半夜我听见下铺在窃窃私语，凑过去一听才发现是我的下铺和对床的下铺正在梦中互相背新学课文中的对话。
住得时间长一点之后，我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个在睡梦中极富创意的宿舍。由于我“夜猫子”的习性，我经常可以看到同屋人的各种表演。有一位老兄爱打呼噜但死不承认，我只好开着录音机守了半宿捕捉证据。另一位老兄学过几件乐器，一天半夜忽然把手伸出被子手舞足蹈地打了半天拍子。最热闹的还是一个擅长说梦话的家伙。大学4年期间，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晚上像收听广播一样不时地听见底下冒出几句诸如“XL，大号的”之类的胡话，其中最经典的一次“演出”是一场“感情戏”。那家伙一会儿装出发嗲撒娇的女声，一会儿扮作义正词严的大男人，半个多小时下来轰轰烈烈的程度不亚于一场琼瑶戏。
大学期间我晚睡早起的作息习惯使别人很难了解我在梦中的举动。其实我的梦境也很值得编出几场戏。不用说情节，光是剧中的人物就值得一看。我在梦中当过好几次莫扎特与福尔摩斯。我甚至还当过一次周恩来去看望鲁迅。
不过那些梦境都太复杂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很短促的白日梦。那通常是在上课期间、困得实在不行了、坐在第一排对着老师的讲台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在上化学课，忽然觉得各种方程式都飞了起来，然后听见我的大舅喊我去动物园玩，醒过神来发现自己在化学笔记本上一本正经地写了行“Made in China”。
对于讲究释梦的人来说，我这些梦可能毫无价值。如果遇见他们，我会排出一串我做过的杀人放火、毁尸灭迹的梦。但我不感兴趣。还有一些人喜欢研究梦的预见功能。当初刚接触到—些似曾相识的场景时我也感到很惊奇，可如今我已经见烦了，每次只是像面对一部已看过多遍的电视剧一样无聊地等着下一个场景：现在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种梦：我与我的熟识在某个尴尬的梦境中同时出现。第二天遇见这位熟识时，我会有一种面对同谋的感觉。那时我最希望，也最害怕的是听见我们之间出现这种对话：“生肉直接放在锅里炒，能熟吗？”“能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No。7 玩具的理想（7）
（）
T型人格
∷∷ 布丁
作为智慧的象征，爱因斯坦被《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的“世纪人物”。对于爱因斯坦的理论，我是一点儿也不懂，但另一位科学家曾如此评价爱因斯坦：“他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的人。”这句话很打动我。
我知道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许多领域都有了不起的贡献，任何一个方面的功绩都可以使他列入伟大科学家的行列，对此，唯一让我辈俗人信奉的解释是“天才”，他是天才，许多物理学家也都承认这一点。
我听到另一种对爱因斯坦伟大成就的解释与物理学无关，而是与极限运动有关。这里所说的极限运动绝不是滑轮、滑板之类，甚至也不是蹦极跳，而是极限跳伞，从悬崖或摩天大楼上纵身跳下，眼看要摔死之际打开降落伞，10多年来，这项运动已经摔死30多人。当然，还有极限滑雪，找一处70度、80度接近90度的陡坡去滑雪。
不管是跳楼、跳崖，都有点儿寻死的意思，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踢两脚球、游泳10分钟乃至抽一根烟都可以获得极大的满足，而这帮不要命的孙子非得玩极限跳伞、极限滑雪？
生理学家说，这是多巴胺的问题，多巴胺是一种化学物质，它决定人是否感到快乐和满足。有些人抽烟、*、踢球就能分泌出足够的多巴胺，有些人就得玩更刺激的运动。
心理学家说，从事极限运动者属于T型人格，这种人天生异于常人。寻求刺激，有的人表现在体力上，玩跳伞滑雪，有的人表现在智力上，如爱因斯坦。
心理学家给出的这种解释属于归纳法，跟没有给出什么解释差不多。我身体上差劲，智力上差劲，就因为我不是T型人格。为什么我体力与智力都差劲呢？
不从事极限运动，未必不能享受极限运动的乐趣。有人在纽约帝国大厦玩过极限跳伞，没准儿哪一天就有人到上海金茂大厦玩一把，到时候我们去看热闹，不也是个乐子。
但观赏一个人的智力活动却费了劲，苹果砸在牛顿头上，他想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牛顿力学我们在上高中时学过，算是观赏过了。爱因斯坦的学问却令我们连观赏的资格都没有。有一本书，叫《费马大定理》，据说是用最流畅的语言讲述了数学家求证费马大定理的戏剧性的故事，可惜我还是看不明白。
（）
就怕人比人
∷∷ 孟湄
搞比较文化的人爱说：欧洲的文化是以个人为本的文化，而中国的文化是以群体为本的文化。更有人说，欧洲文化走入现代，就是个人的发展，由此，才有现代的哲学，艺术，建筑，音乐，小说。应该承认，人家自战后以来，确实很灿烂了一段时候。
要是今天走在欧洲的一个城市里，你会发现，人们的衣着和咱们没什么大的不一样，与咱们同类型、同阶层的人比起来甚至常常还要随便些，不起眼儿些。可是要看神态，眼神，举止，那就相差了不少，怎么说呢，人家那模样，一人一个，咱们的模样，好像都差不多。漂亮的法国妞儿，好多也不打扮，就是有种味儿。心里头有过生活的那种味儿，咱们的漂亮姐儿，各个零配件都好，但更多地是一副布娃娃脸蛋。还没活过什么。
当然了，一种是一个人独自选择，经历，承当，一种是众人一起，爹娘兄妹姨舅，单位公司同事，老乡阿叔表姐。有个法国人对我说，你们爱说你们吃的苦多，受的罪多，看起来也是。实际上，不一定。你们活得人挨人，一件事分到每人头上，就变得分量轻多了。而我们，虽然看上去条件舒适，但人之间关系不一样，每一步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经验，自己担当，我们比你们承受的也多很多。
No。7 玩具的理想（8）
人一比，就有意思了。
最近去法国，发现朋友之间聊天，时常冒出一句：“我要去看我的PSY”，意思是指精神分析医生。琢磨起来，这事儿有意思：闷闷不乐，心情忧郁，可以去找；孩子不喜欢学校，成绩恶劣，可以去找；得了重病，无从吐口，可以去找；夫妻不和，发生危机，也可以去找。有的公开地去找，有的背着丈夫和妻子去找，也有带着孩子去找，或夫妻双双去找。打听一下，医生的治疗又神秘又简单，听说是你坐在那儿，他问，然后你说，然后你问，他说。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就闲扯。一个小时一场谈话。谈完后，一个开收费单，一个交钱。
细问过一个朋友“为什么”？“找个朋友聊聊不就行了么？”人家却说，“现在都这么忙，好朋友一年也见不上几次，怎么好回回打扰人家。再说了，私生活的事，自家的事，哪儿能随便跟人说？”
西方的个人主义到了今天，问题多了：每个人的空间大了，机会和可能性多了，跟着来的是人之间距离遥远了，大概因为这个，精神分析成了普及疗法。
咱们中国人一听就觉着逗了，毛主席早就教导了我们：“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在中国，事儿不管大小，门里门外都知道得快。我们人口多，空间小，人之间比较爱说。有个朋友说起他在德国的生活，说他永远不明白德国人，他们坐长途大巴士，面对面一坐几个小时，竟是互相不说一句话。德国人在欧洲人中也算太沉重了一点儿，但总的来说，个人主义文化中生活的欧洲人，的确拿着个劲儿，自己的事不那么容易吐出来，别人的事也不好随便多问，所谓教养。
凡事就怕比，单说人家的好，或单说我们的好，都意思不大，失之于简单。不过看看比比，还是有意思。
（）
一只棘手的玩具熊
∷∷ 刘慷
许多事情都已证明，快乐是一件不大可能轻易享用到但却可以随时破坏掉的东西。换个角度说，通常我们并不具备快乐的能力。
某日，我们几个去郊游，上到半山腰有个射击摸奖的地方。A君并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上去二话不说，照靶子“叭”的一枪，打了个满环。这显然是意外之喜，及至看摊儿的喊他回去，塞给他一只玩具熊做奖品，这事就更像是天上掉馅儿饼了。接着，又一次不征求意见地，A君把这只玩具熊塞给了我。
罗兰·巴特说，礼物不是被用的，而是被分析的，所以它无法不因某种缺陷而产生预期的效果。果然，还没容我因A君的举动而生出某种愉悦，B君已经发现这是一只尼龙化纤质地的，也就是说粗制滥造的玩具熊，并且坚信一个有品位的人应该对它不屑一顾。C小姐则直言不讳地认为一个成熟的人怀抱一只（姑且不说它是劣质的）玩具熊招摇过市令人尴尬。尽管我竭力想臆造某些步骤来使这只玩具熊摆脱被分析的命运，让它被用起来，比如我提议把它抛向天空，看谁抛得更高，但这种低级趣味令A、B、C君一齐倒了胃口，并且在爬山的过程中开始和怀抱玩具熊的我保持适当的距离以表明各自的立场。而我，显然也不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因为我终于决定把这只熊倒提着，俨然一个有环保意识的人到处在寻找垃圾桶。
这种情况在我们遇见两个四五岁的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时有了暂时的转机。我灵机一动把这只玩具熊递给了那个穿红裙子的年龄较小的女孩，她欢呼雀跃像是与那玩艺儿久别重逢，而陪着孩子的大人则连连感谢我的乐善好施。正当我自鸣得意于自己这种一石双鸟的举动并开始产生一丝解脱的*时，穿运动衣的另一个女孩一把将玩具熊抢了过去，并开始抚摸之。红裙子在目瞪口呆了片刻之后，迸发出一阵号啕大哭。这一切发生之快以至我未及抽脚走远，所以愕然站在原地觉得没有摆脱干系。那大人抱歉地冲我挤了一个笑，然后搡了一把红裙子说：“哭什么！”接着又对运动衣女孩吼道：“俩人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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