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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山登陆大血战-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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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山抓到救生圈，抬了抬手，大声说：“别管我！你们赶快登陆要紧！”
当203艇的官兵完成了运送陆军战友登陆的任务，返回张义山落水的地方寻找他时，却只见到海水中一片鲜红的血迹，根本见不到张义山的踪影。只有一些来自海门的妇女端着一盆盆温水擦拭着烈士遗体上的血污，一些部队工作人员则忙着清理战友们的遗物。一位大娘将一名烈士遗体紧紧地抱在怀里，用粗壮有力的大手，轻轻摩合着烈士那尚有余温、瞪着的双眼和张开的嘴巴，这是他在牺牲前双目圆睁、振臂高呼“冲啊！”时令敌人胆寒、令战友敬仰的最后一刹那的遗容。大娘流着热泪说：“就让孩子永远地长眠在妈妈身边吧！”……大家沉痛地摘下军帽，这些烈士、也为自己不幸“牺牲”的战友张义山抛泪默哀。
战后，203艇及大队根据张义山冲锋在前、负伤后坚持战斗、不幸落水身亡的事迹，上报领导为他“追记”了一等功，并将他的遗物寄回山东老家。
212艇的枪炮班副班长魏福根也因在战斗中腹部重伤，在战后被送到临海医院治疗。然而当他走进病房时，却被迎面而来的一个人吓了一大跳：“咦？张义山！你究竟是人还是鬼？”
拄着右拐的张义山被老战友魏福根问得莫名其妙。原来，他负伤落水后，因有203艇上战友扔下的救生圈而死里逃生。他被寒冷的海水冻僵了身体，又被激越的海浪推向远方。直到一艘陆军的机帆船发现并捞救起他，才有了上面与魏福根在医院里邂逅的一幕。
与命大福大的张义山不同的是，206艇年轻的水兵马同德确实在海战中腿负重伤，英勇地牺牲在战斗岗位上。马同德的未婚妻是一位对部队极有感情的姑娘。她就读的学校和206艇一样，都为马同德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按照姑娘的要求，马同德生前写的日记、书信等遗物，都被送到了她手中。姑娘还要求未婚夫所在部队的水兵继续与她交朋友，最后，她成为马同德一位战友的妻子。
比起马同德，第60师突击营长孙涌的爱情生活就幸运多了。尽管由于严格的保密规定，在整个战前、战中孙涌都没有给未婚妻王彬写信，弄得王彬误以为他不是因当了“大官”而“变心”，就是在战斗中“光荣”了。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结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闻，提到了孙涌的名字。王彬高兴地说：“孙涌没有死，广播里说的就是他！”
最初，孙涌的母亲还半信半疑：“会不会是同名同姓的呢？”
然而王彬却凭直觉，一口咬定：“不会错！一定是他。”
果然，庆祝一江山岛战役胜利的锣鼓，也成为孙涌和王彬“百年好合”的《结婚进行曲》……
解放大陈岛不久，张爱萍、王德等军区机关的同志就从宁波回到了南京。在家的军区司、政、后首长和机关处以上的领导都到机场迎接，那位苏联顾问也去了。他紧握着张爱萍的手说：“欢迎你这位凯旋的英雄！”
凯旋余音（2）
平心而论，在张爱萍相当丰富的军事指挥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件作品应当说就是三军联合攻占一江山岛的战役。在他担任“浙东前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期间，可以说是真正放开了手脚，真正独当一面地导演了一出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没过几天，周恩来总理到南京视察工作，陈毅自上海返回南京迎接总理。
一天， 张爱萍和华东军区其他领导与高等军事学院的院长刘伯承一起去晋见周恩来总理。在闲谈中，刘伯承问张爱萍：“你怎么还在南京？不到北京去上任？”
刘伯承说的去北京上任，是指张爱萍就任副总参谋长之职。
其实，自从1954年10月命令颁发之后，粟裕总参谋长已经几次电话催张爱萍尽快去上任了。然而，由于大陈列岛战役正在准备之中，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战在解放军作战史上还是第一次，而在一江山岛这样特殊的地形登陆作战，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属首次，张爱萍作为“前指”的总指挥，组织部队已经精心准备半年多的时间，很想从这次战斗中摸索出一些经验。
在有些人看来，能当副总参谋长是件梦寐以求的大好事，然而颇有思想与个性的张爱萍却与众不同。他从内心来讲，实在不很愿意到总部工作，总认为总部范围大、权力大、能人多，担心事情难办、关系难处，倒不如“小和尚住小庙敲小钟”。因此他在每次表明“等打完仗再去”的态度之后，往往都要再补上一句：“如有合适的人选，就别让我去了。”
张爱萍的这种想法，也向陈老总谈过。陈毅总是说：“去，还是要去的。”
见张爱萍总不大积极，刘伯承接着说：“爱萍，当心现在正反‘闹独立性’！”
刘伯承这句话当然是一句玩笑话，同时也蕴含着一片善意。它使张爱萍琢磨良久——可别将来真的弄上个“闹独立性”的问题！
于是，张爱萍就把手头上的工作做了个简单的交代，整治行装准备上任。
后来，已经到了耄耋之年的张爱萍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经谈到：当时简单交代工作，其实只是一个，就是对一江山岛登陆战参战部队的善后问题。诸如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经验总结、参战部队及指战员的立功受奖、牺牲烈士的安葬及对其家属的抚恤，还有伤残人员的待遇、工作安排，以及英模事迹的宣传和优秀指战员的提升，等等。按说，这都是些最正常、最常规的事情。然而，后来这些事情还有许多没有能很好地落实。只是军委嘉奖了登陆部队。据说，有的领导讲：“仗打得不错，但伤亡太多。”还有的讲：“这一仗是彭德怀支持打的。”庐山会议之后，彭老总遭到批判，境遇窘迫，这一仗也就当然地不再提起了。究竟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不得而知。但我们所清楚地知道的是：在海外都引起很大反响的这一两栖登陆战，有一段时间在国内官方却很少有人提起了，就连中央电影制片厂抢拍的只有5分钟长的新闻纪录影片，也极少露面。就我个人的性格来讲，这些对我都无所谓，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我向来不主张宣扬自己及自己参与的事情。打了败仗承认错误，打了胜仗也不请功，只如实汇报。也许是我的这一性格所致。对某些人对此战不公正的看法及未完全落实的善后工作，我也就没有去说明和争取，以致遗留下了一些问题。现在想来，作为战役指挥员，这也是一种失职。只是“廉颇老矣，补牢无力”了。只能向没有得到公正待遇的参战部队及其指战员、向阵亡烈士的亲属，还有伤残人员，表示一个老兵的深深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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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回声（1）
1月18日凌晨，台北下了一场大雾，介寿馆的红瓦上结下了一层白霜。
蒋介石清晨起床后感觉这一天特别寒冷，虽然侍卫给他加穿了一件外衣，他仍觉得寒意浸骨。不知是天气的缘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蒋介石自起床后就觉得心绪不宁，精神颓靡。就在他心神不定之际，传来了人民解放军向一江山岛发起攻击的消息。蒋介石深感意外，急忙下令召集国民党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和一些高级幕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一江山战事。会议内容严格保密，就连一向以“消息灵通”自诩的美联社记者也没有能够从参加会议的将领和高级官员嘴中掏出片言只字。
当天晚间，台湾当局“国防部”办公大楼，彻夜灯火通时。国民党陆、海、空、勤各部门的军事将领全都到齐，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研究一江山岛丢失后的军事形势及应对办法。与会的将领们七嘴八舌，一人一个主意，谁也不服谁，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案。
1月20日上午，台湾当局“行政院”举行第382次会议，检讨一江山战事之教训。会上首先听取了“国防部副部长”黄镇球关于一江山战况和当前军事形势的报告。主持会议的“行政院院长”俞鸿钧以悲观绝望的腔调说：“*这次进攻一江山，标志共产党想要打开台湾本岛北面人口的跳动岛作战的开始。我预料，共产党下一步会进攻大陈岛，大陈岛若失，则台湾本岛危矣！”
与会的官员们眼望着俞鸿钧颤抖的嘴唇，听着他报丧般的声音，个个吓得面无人色，心里面“扑通扑通”直跳，似乎人民解放军马上就要打到台湾来了。
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占“钢铁堡垒”一江山，给签字不到50天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以最有力的回击，不仅使台湾当局上上下下心惊肉跳，而且还使得华盛顿当局也惶惑不安起来。1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共和党在议会中的领导人诺兰等人到白宫，向他们通报了一江山的战况，研究了对此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举行记者招待会，表明了美国对此事的看法和对策，其要点是两条：第一，一江山岛对于保卫台湾并不是很重要——这个守军不多、易受攻击的岛屿，对于蒋介石的台湾防务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第二，如果联合国出面调停，促使国共双方停战，美国政府将不表示反对。
对于杜勒斯的这个谈话，敏感的西方记者立即发表评论说，第一点表明尽管美蒋之间有“共同防御条约”，但杜勒斯的这个讲话明白表示，美国没有意思保卫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沿海岛屿；也就是说美国第7舰队不会出动去参加一江山岛或大陈岛方面的战斗；第二点更应特别注意，美国企图通过联合国出面干预国共之间的这场内战。
在杜勒斯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更加明确地告诉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们：“我希望联合国能作调停人。无论世界哪一处发生战事，终归是一个火药箱，是有爆炸的可能的。联合国对于此事，能否尽力，我不能够确定。因为双方均将认为此事系属彼等内政，而拒绝调停也。”
美国当局的这种言行进一步加深了台湾国民党官员们的苦闷和恐慌情绪，他们认为，杜勒斯的讲话无异于告诉共产党，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向大陈列岛发起进攻。原本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抱有很大信心甚至是迷信态度的国民党官员们，开始对这个“条约”的作用产生了怀疑。
胜利的回声（2）
合众社1月19日从台北发出的消息称：闷闷不乐的国民党领袖预言，共产党的行动将发展到最高点，那就是不久将企图全面进攻主岛大陈，以及台湾以北250英里的这个有战略意义的前哨群岛中的其他岛屿。一位国民党领袖在表示个人意见时说：“共产党将一个接一个地占领我们的岛屿，美国第7舰队在这方面将屁事都不做。”
蒋介石对于美国政府让其从大陈岛撤军的暗示，佯装不睬，置之不理，故作姿态地声称“对任何岛屿都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坚持”，“大陈岛将准备作最后的战斗”。蒋介石虽然口头上强硬，但事实无情地摆在他面前，如果继续顽抗下去，大陈岛上的守军将会遭受与一江山岛同样的命运。一江山岛距大陈岛不远，解放军的榴弹炮可以控制整个大陈岛，封锁住港口和机场，岛上的2万余名国民党守军马上就要面临着补给方面的困难。最后，蒋介石只好屈从美国第7舰队司令蒲立德的建议，同意在第7舰队的协助下，从大陈列岛撤军。为此，2月5日，蒋介石召集手下的将领们制定了一个秘密撤军计划——“金刚计划”，并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亲自到大陈岛指挥守军撤退。
其实，在一江山岛被人民解放军攻占后不久，蒋经国就奉父亲的命令来到了大陈岛。蒋经国十分了解父亲的心思，一上岛就开始秘密做撤退的准备。1月26日，在蒋经国的授意下，大陈岛行政专员沈之岳发布公告，要求岛上的老百姓向外岛疏散，“以策安全”，并且规定在2月2日前“至各该县政府登记，以便准备交通工具”。对于“疏散”的理由，公告中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最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这是为“确保民众生命”所采取的应急措施。
布告张贴出去后，在大陈岛上引起一片恐慌和混乱，许多人常常无数次地在梦中惊醒，惊慌不已，大汗淋漓。这是蒋经国始料不及的，他急忙开始在大陈岛到处巡视，安抚人心。
但是，大陈岛上的居民还是不愿意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在没有人“自愿”去台湾的情况下，国民党大陈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对大陈岛上的居民采取了严密控制和武力威胁等暴力手段。他们以原保甲组织为基础，成立了所谓“大陈民众疏散指挥部”，沈之岳任总指挥，大陈本岛2个乡，1个镇各成立“疏散”总队，各保成立“疏散”大队，3个或4个甲为“疏散”中队，自上而下地对全岛居民进行严密的控制，强制撤离。他们还派出特务到处散面谣言说“共产党来了，要把大陈岛的人全部杀掉，大陆的人都快要杀光了”。还说：“美国舰队快要来了，一个大兵舰能装7000多人，上有飞机，下有兵舰，不去不行。不论什么人，不能哭，只准笑，哭就是脑筋不清楚，谁不愿意去台湾，谁就是共产党”。
无论是这些国民党保、甲长和特务们如何地恫吓，还是有许多居民不愿离开自己的乡井。于是，国民党特务和警察机关便开始拘捕居民，借以威慑所有不愿离开的人。渔民王守鉴等19人就是因为不愿去台湾而被特务抓起来关到了洋岐岛。王守鉴的儿子王其昌觉得父亲不愿去台湾没有错，当居民集合时，他借口肚子疼想躲藏起来，结果也被警察给逮捕了。
被强迫“疏散”的居民们哭哭啼啼，都很担心一家老小抛家舍业后到台湾如何生活？蒋经国故作一脸沉痛状的解释说：“我们*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痛，是不能避免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胜利的回声（3）
蒋经国自到达大陈岛后，下榻于岛上的渔师庙里。他在这座四处透风的破庙里住了近10天，日夜忙着布置、检查撤退事宜。当时最使他担心的还是撤退用的船只问题。在他到大陈岛来之前，台湾方面究竟能派来多少船只？什么时候来？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蒋介石也未向他作过这方面的任何交代。为此蒋经国在大陈岛上急得团团乱转，一直等到2月6日，他才接到台北的电报，通知他“金刚计划”开始正式实施，台湾将派出大批船队于2月8日抵达大陈岛，帮助撤退岛上的军民。蒋经国接到这封电报后，才稍稍安下心来。
为了帮助蒋介石撤退大陈列岛上的国民党军队，艾森豪威尔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下令第7舰队和空军第5航空队为撤退的国民党军队提供掩护。以第7舰队为主，美蒋双方共调集了132艘舰艇、500多架作战飞机、万名海军人员、3000名空军人员，参与执行“金刚计划”。2月7日，这支庞大的舰队抵达大陈岛。
为了协助蒋经国实施“金刚计划”，蒋介石可谓兴师动众。美国第7舰队司令蒲立德、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美国驻台湾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国防部长”俞大维、海军总司令梁序昭、“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蒋纬国等大员们都同时来到了大陈岛、“执行华盛顿和台北的联合命令”，督察撤退。
据西方通讯社透露，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爆破组也登上了大陈岛，帮助岛上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所谓的“坚壁清野”破坏活动。他们破坏了大陈岛上的水库和水井，炸毁了所有不能带走的渔船。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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