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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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了利于实际工作，内参和报道都先不发表，等你们有了一个新的处理结果之后，连同你们的结果一并宣传报道。您提出的不同意见，我一定向编辑部领导汇报。”
　　艾丰回到北京，新的处理结果一直没有消息，但另一方面的消息却不断传来，交通局和公司党委对夏任凡的整治反而变本加厉，不仅加强了监视和歧视——谁和他说话都得向公司的领导汇报，而且声言要对夏任凡加重处分！
　　艾丰心情很沉重：问题没解决，反而害了人家，这岂不是一件太遗憾、太令人不安的事情吗？有良心的记者，不能就此撒手不管！
　　于是艾丰决定二下沈阳。他事先把报道写好，打印了三份小样，公司送一份，市委送一份，交通局送一份，并做了一个简单说明：请你们过目，事实有无出入？观点有无问题？如无意见，本报拟发表。沈阳市委主要领导换了新的人选，委托宣传部门领导审阅了稿件，认为事实无误，观点没问题，但还是不同意公开发表。
　　于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稿件经过审阅后艾丰回到北京，当天下午，就有五位沈阳的同志赶到人民日报社。传达室的同志告诉艾丰说，沈阳有人来找。艾丰感到很奇怪，刚从那里来，怎么就有人来找了呢？一问原来他们是拿着艾丰写的稿子的小样来找报社领导的，来人不知道报社领导的名字，所以就出示了小样。而传达室一看小样上有艾丰的名字，以为是找他的，就给艾丰打了电话。艾丰立即明白了他们是来“告”自己的，不过艾丰认为他们是为公事而来，于是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随后还把他们引见给报社领导，请他们直接向报社领导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最后，报社领导根据全面情况还是决定公开发表，于是《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夏任凡免职前后》在1986年6月16日见报了。此报道在当地以至全国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读者来信，热情拥护和赞成报道提出的正确对待改革者和爱护改革者的问题，以此报道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也形成了保护改革者的舆论氛围。经过半年的时间，在中央的过问下，夏任凡的处理问题得到了解决，取消了对他的撤职处分，将其换到另一个单位——沈阳长途客运汽车公司担任同级别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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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任凡浮沉（4）
尚未结束的争议
　　对于如此艰辛产生的作品，艾丰在《经济述评自析集》中回忆了写作这篇《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的构思：
　　就本文来讲，其实质性的意图，是通过说明对夏任凡处理过重这一事例，告诉改革者在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更要告诉各级领导，为了不断推进改革的事业，要十分注意慎重地对待改革者的问题，要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待他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但是，报道并没有只是就写这一面，仅仅说夏的“好话”。全文分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说夏的成绩。第二部分说夏的缺点和问题，这一部分的长度和第一部分差不多。按说本文是为夏说话的，还说夏本人那么多的缺点和问题干什么？按过去单侧面报道的思想，是不会这样写的，但根据多侧面报道的思想，我这样写了。这样写才是比较客观公正的。第三部分写主管机关对夏的处理，既写了他们处理对的一面，当然更指出了处理不恰当、不对的一面。
　　艾丰认为，这种多侧面的写法，有三方面的好处：对广大的读者来说，他们觉得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全面的情况；对被批评者来说，他们也会觉得记者是真正为了搞好工作来进行批评的，即使是要批评某一个人，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对记者基本肯定的报道对象来说，既有保护他的作用，也有提高他的作用。
　　事实表明，这一多侧面的报道无论在作品本身的宣传效果和实际工作的改进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写完《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后，艾丰觉得还不过瘾，1987年再下沈阳采访夏任凡，并于12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追踪夏任凡——沈阳采访札记》一文，借此来进一步深刻剖析社会该如何看待时代改革者的问题。文章开头第一段就说：“曾被免职的改革者夏任凡，终于走出了前进路上最狭窄的夹缝。改革者气候正好。但千千万万个企业家，仍面对着新旧观念、新旧体制的夹缝。”在报道中他还精心拟制了发人深省的小标题。
　　“上次采访中，见到一些材料，听到一些谈话，曾把夏任凡勾勒成一个‘私心很重’又很
　　‘狂妄’的角色。猝不及防的脏水，曾泼得这个年轻汉子发烧到40度……夏任凡有个贬多于褒的外号：‘夏大白话’。整夏任凡时，就有这样的指责：好吹牛，对电车公司职工讲话，说‘将来我们的工作服要比空中小姐的还漂亮’。夏任凡还有个别称——‘夏大胆’。用东北话说，‘他什么都敢造’。就是那些宽容的人，也把它作为‘不稳当’、‘不可靠’的代名词。
　　“改革者常处于两难之地。传统的道德、旧的体制，不容、不喜欢‘锋芒毕露’的人。而要刺破旧观念、旧体制的‘厚皮’，不露点锋芒又不行。”
　　文章在最后激情洋溢地继续为改革者鼓与呼，他说：“吹散旧观念的阴霾，扒开旧体制的僵土，让千万企业家幼苗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成长。‘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形成之日，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之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世人用这个成语比喻人的成败或事的好坏都由同一人造成。《中国青年报》不提名地指出“某中央大报的一篇宣传文章彻底改变了夏任凡的命运”，似乎颇有暗示“成也萧何（艾丰），败也萧何（艾丰）”的味道。
　　成也“艾丰”，说得不为夸大，客观上来说，如果不是艾丰的报道，夏任凡可能很难有出头之日，但是15年后发生的事，难道真的是“败也萧何（艾丰）”吗？
　　现在再来翻看艾丰有关夏任凡的这两篇报道，文中确实有对夏任凡的肯定甚或溢美之词，现摘录如下：
　　夏任凡，这位青年经理，在改革中表现出自己的魄力。他按“严、细、实、新”要求，处理了一系列问题。他主持制定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贪污票款的现象；他破天荒地部分解决了早班职工吃早点的问题；他倡议建立了无线电指挥调度系统；他起早贪黑在线路上“摸爬滚打”……
　　

夏任凡浮沉（5）
但实事求是地讲，艾丰当时说这些话完全是基于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而且他运用多侧面报道的思想，分析夏任凡的缺点和错误似乎更加透彻和诚恳。比如：
　　夏任凡确有缺点、错误。他像一个不老练的船工，顺流而下、春风得意之时，忘却了“险滩”。夏任凡承认自己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他对记者说：“作为改革者，我缺少免疫力和防御力。”他也曾多次表示：“要总结经验教训，重新上阵。”
　　怎样正确对待有缺点、有错误的改革积极分子？怎样才是真正关心、帮助改革者？怎样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矛盾，特别是人际关系方面的矛盾？怎样警惕看人问题上的“先入为主”、“以偏概全”？怎样防止下面的矛盾到上面找“根子”，上面的矛盾到下面找“靶子”的现象？
　　艾丰说：“我报道夏任凡这一人物，当时主观上是想为中国的改革鼓与呼，夏任凡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改革者中的一分子，他改革遇到的非难和挫折带有时代所具有的普遍性，所以这也是我把关注的焦点对准他的根本原因。这篇报道的实质是就事论理，希望通过个别人的遭遇让大家认识上面说的这个道理。”
　　何以面对
　　15年后夏任凡的结局，这是事先谁也难以预料的。艾丰知道以后非常痛苦：这个自己当初曾经倾注过心血，费了许多周折而重新站起来的人物，为什么多年后竟得到这样的结局呢？因为此后他再也没有深入了解夏任凡的情况，只是作为老朋友偶尔相遇，他说不出其中深刻的原委，而只是陷入深思之中。
　　艾丰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闻人物本身是具有多面性的，所以报道也必须以多侧面报道作为指导思想，从夏任凡身上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在为夏任凡说话的报道中，我用很大的篇幅写了他的缺点和错误。后来他恢复了工作，我见到他的时候，总是嘱咐：‘任何时候，都不要否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对他最担心的，是我在报道中说的那句话：‘他像一个不老练的船工，顺流直下、春风得意之时，忘却了险滩。’”
　　对夏任凡这个人物的最终下场，我们仍可以用艾丰的一段人生感悟《好人和坏人》去体悟。艾丰是这样说的：
　　坏人的误区：执迷不悟。
　　人犯错误，不见得都知道。糊里糊涂犯错误是常见的。
　　人做坏事，常常是明知故犯。贪污不对，受贿不对，盗窃不对，踩着别人向上爬不对，谁不懂？
　　有些犯罪的人，你会觉得他很蠢。难道你做这样的坏事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会把你抓住吗？有人拼命搞钱，难道你要那么多的钱，不怕一花就露馅吗？
　　不是他们智力低下，而是“执迷不悟”。“迷”上了某个东西，便连常人的智力也没有了。
　　迷什么？权、钱、名、色。这四样东西，应该说都是好东西，但就是好东西也不能迷，一迷就完了。
　　

“高官”艾丰：走向总编辑的历程
第一节锤炼“权术”
　　“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你们本着对党的忠诚向党交心。”
　　——陈毅
　　“权术”这个词汇，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贬义词。说谁搞权术，等同于说谁搞阴谋，这样的人是不可交往的人。艾丰对权术原来也是这样理解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有了新的理解。他认为，权术和学术一样是一个中性词，本身不应该有褒贬。搞学问有学术，学术有高低和对错之分，权术也同样有高低、对错之分。掌权是不容易的，它必然有术可言，做一个好的领导人，应该对权术——也就是掌权的规律有所了解。
　　有一次，艾丰与一些省级领导吃饭，他讲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任何人要掌好权，不讲权术是不行的。一位省级领导说：“这个观点比较新鲜，但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不过，一般人可能这样想、这样做，但不会这样说。”
　　艾丰笑着说：“这是我多年走了不少弯路，有了不少教训，才悟出来的体会，自己做得并不好。”
　　

陈毅的报告
艾丰永远牢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听的一场报告。
　　当时，按照惯例，每年大学生毕业的时候，都有一位中央领导给大家做报告。
　　1961年给大学毕业生做报告的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元帅。
　　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坐满了即将走入社会的年轻人，在主席台上做报告的陈毅元帅，态度诚恳、平易，语音亲切、洪亮，声调时而委婉、时而激昂，讲到激愤之处，击案而起，全场为之震撼、为之折服。
　　这一期毕业生赶上了好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学校里还有“红专辩论”、“双反——向党交心”等。在这些运动中，特别是在“双反交心”运动中，同学们都写了不少所谓的“向党交心”的大字报，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这些材料挖空心思揭露甚至编造自己的问题，并且无限“上纲上线”地进行自我批判。这些材料都存放在每个人的档案中，成为大家心中的一大政治包袱。
　　记得陈毅老总在台上充满感情地说道：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你们本着对党的忠诚向党交心。那里写了不少过头的话，这些东西放在你们的档案里，将来到了社会上，谁还敢用你们？这些材料，要统统烧掉！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落了泪。
　　后来，艾丰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实事求是，仗义执言’，陈老总的性格，成了我终生追求的楷模。‘实事求是，是为人之道、为事之道、为官之道’成了我的终生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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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1）
在中国，有正义感不怕吃亏的人不少，而吃了亏能屡挫屡奋，葆有正义感的人却不多。
　　为人家说话让自己倒霉，艾丰一生中有过多次。艾丰不以为悔，还总觉得自己比较“皮实”，一生吃亏也很吃得起，吃了亏还能往前走。
　　1971年到1972年，“文化大革命”中要把艾丰打成反革命，“罪状”很多，列几条看看：
　　一条主要“罪状”是“炮打江青，死保走资派丁莱夫”，另一条“罪状”是“给叛徒翻案”，还有一条“罪状”是“反林彪”。
　　在两年多的“审查”中，艾丰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身体折磨和精神折磨。他说：“那个时候，人们想自杀，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这个飞来的灾难、天大的冤枉，艾丰也有另一个角度的积极总结：“对我来说，这两年‘反革命’当得很有价值。小时候看电影，我就想，如果敌人把我抓起来，我会不会成叛徒？能不能坚持原则？而当了‘反革命’后，我认识了自己。当‘反革命’受的罪挺多：6点半干活，干到12点；中午拔草，下午继续干活，干到晚上6点；晚上7点半开批斗会，批到11点；人家睡觉了，我还要写交代材料，经常要交代到第二天凌晨3点，然后第二天6点再爬起来干活。经过了这两年，我确信自己还是有骨气的。无论怎么整我，是我的我全承认，不是我的我一律不承认，也不乱揭发别人。别人揭发我，我也不害人家，还帮人家说好话。原则都是实事求是。”
　　这些事，真实深刻地反映了艾丰的本性。有的人认为艾丰是“傻子”，有的人认为艾丰“聪明”。艾丰宁愿把自己归入“傻子”行列。他告诉别人，如果有一天他写回忆录，定名就叫《我一生做了哪些傻事》，书的序言是《我的墓志铭》，开头第一句话是“在这里埋葬的是一个被大家都认为十分聪明的大傻瓜”。
　　用人有方
　　聪明也罢，傻瓜也罢，一转眼，疯狂的年代过去了，青年时期的风风雨雨，都已经沉淀，变成了厚重的生命积累。时代在酝酿着下一出戏，在那出戏里，他在自己的领域成了真正的“领导”。
　　艾丰在这个角色上演得十分出彩，让观众受到感染，为之赞叹。
　　1986年底，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和工商部合并组合成经济部，艾丰出任主任。刚上任，他就发表了本书前面章节引用过的那篇就职演说，认为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对中国经济全局有总体把握，在某一个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用这三个条件来衡量，他只具备半个条件，但他表示要尽快具备这三个条件。其实，除了研究经济问题和具体的新闻报道内容，艾丰还以很大的精力来探求领导艺术——“权术”。
　　艾丰几乎日夜都待在办公室，白天完成公务，晚上写作看书、找人谈话。
　　这时的经济部，是由50多个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艾丰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了一份全体员工名单，连续半个多月每天晚上研究这份名单。他点着烟，眉头微皱，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面做些记号，然后再誊写在自己特意准备的小本子上。他在研究什么？他在研究每个人的特长、每个人的需求和每个人的发展前景。目的是什么？他认为，当部主任不仅是让人家干活，更要关心人，努力满足他们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