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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咒富士康:他们为什么自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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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肖水源，曾赴富士康对坠楼事件进行调研，他认为：通过富士康的案例报告可以判断，至少一半的自杀者患有精神障碍。但目前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很难形成员工之间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
卢新死后第二天，包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长吕秋云教授等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空降深圳，会诊富士康。
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由于时间仓促，自杀的原因还无法明确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
2008年，中国大陆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
但是，这样的数据是冰冷的，解释也是牵强的。代工厂在深圳如此多，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富士康事件？富士康事件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发生？
专家们的言论一出，立即受到了公众的指责。大家都认为是郭台铭请来的专家必然会有某种内幕或偏向。
自杀原因，疑云重重（2）
就事实而言，郭台铭请心理专家会诊自杀事件并不能让人诟病，应该算是积极的应对措施，同理，就专业而言，心理专家的言论也只是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调查。
但是，无论调查的结果如何，员工的心理如何，许多疑问让富士康无法逃避和推脱自己的责任。
自杀事件跟富士康的企业文化和它的军事化管理是否有直接关系？为此，媒体开始做好了深入报道的准备，甚至有媒体把富士康事件按照血汗工厂的思路展开调查。网上有人指责是富士康的管理将人逼死。
早在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因为报道称富士康为“血汗工厂”，披露了富士康公司剥削员工的内幕，富士康向该报两名记者索赔3000万元人民币，最后迫于舆论压力撤回起诉。
但是这次媒体最初的思路和后来呈现出来的报道完全不一样。从严格的理论层面上来说，这个假设被否定了。至少富士康的工作时间是受到认可的。
不过，公众对于富士康内部的管理却疑虑重重。
在网络上，从孙丹勇的遗言中也可以看出，富士康内部存在暴力管理。
自杀？他杀？社会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富士康一连串的员工自杀案件发生后，尽管媒体和有关方面都低调处理，但是有关内幕消息还是不断有人透露。有说富士康的保安经常打骂员工，有说某个员工是被逼死的。这些消息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但是，不管是真是假，有关部门都应该加以澄清。毕竟，小道消息也是弄清真相的重要线索。
在外界对富士康“N连跳”的评论分析中，诸多是对于员工自杀原因的一种猜测，其真正病症其实并不清楚。当然，我们都怀有一颗对于生命的敬畏之心，没有人愿意看到一个个生命在瞬间离开尘世。因此，我们讨论的最终目的，实质上应该是希望这种跳楼怪圈能早日化解。
在面对员工不断跳楼自杀的疑云时，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委托副总裁何友成请来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祈求公司平静下来；并且引入心理专家对员工进行心理疏导，以避免悲剧的再次上演；同时表示对员工自杀事件进行调查，也或多或少地找到了一点所谓猜测中的原因（真实原因很难考证）。但从结果看来，公司所做的措施并没有收到想象中的效果。自杀阴魂不但没有在法师的驱散下远离富士康，反而招来了更多的冤魂。
我们一直都在担心着，在“12连跳”过后还会不会有“13”、“14”甚至更多，你我都很难说得清楚。也许要看富士康的“诚心感化”，也许要依靠“社会阳气”，又或许需要员工增强“自身抵抗力”，或者三者兼顾。不过，要做到这些，又谈何简单？
正如富士康发言人所言：“这已不单是富士康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所以，要驱散这个自杀疑云，让富士康走出跳楼怪圈，或许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责任。那么，我们的社会又能否承载起如此重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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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连跳”，员工背后的“平静”（1）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心各异、明哲保身，流动频繁，害怕伤害，出门求财，少惹是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企业员工的潜规则生存模式在这个巨大的代工工厂潜行。面对如此密集的跳楼，富士康员工表现出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平静”。
他们之间是“熟悉的陌生人”
在平方公里、40万人的深圳富士康，“熟悉的陌生人”是媒体自认为对富士康内员工关系的贴切描述。然而，他们似乎互相之间并不熟悉。
今年5月中旬，富士康举行的一场励志交流大会上设立了一个游戏，谁能说全同一个寝室的室友名字，可以拿到1000元奖金。遗憾的是，没有人拿走这份奖金。
从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发生至今，尽管逝者家属、个别员工情绪激动，但富士康整体员工在表面上似乎是比较平静的，这是富士康内部管理有方，还是员工们之间的漠不关心，还是事件另有跷蹊。
富士康跳楼事件，并没有造成企业停工整顿，有关部门也没有要求富士康整顿，园区依然和往常一样，机器依然在轰隆着。
富士康员工之间都是“熟悉的陌生人”这个定义论证了现有员工的反应平静。他们之间无暇彼此交往，亦无心与别人深交，他们都是打工赚钱的匆匆过客，依然忙碌在生产线上，为了自己多一份回报，依然选择了加班。
正如郭台铭先生说：“我们的现象是在正常范围的下限。”
“如果我把公司拆成90多份，你们就不会说富士康过于集中了。”
“我们现有的员工，他们虽然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他们仍旧正常地工作，正常地生活，正常地享受人生……”
郭台铭先生如是说。
富士康的员工宿舍是随机安排的，进来一个安排一个。在富士康，同一个宿舍有一部分人上白班，一部分上夜班，所以经常的情况是说话都要压低嗓门，哪里有彼此认识的条件？“这里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员工们说。
宿舍从早到晚都异常安静，每天24小时，看不见任何人在走道里奔跑或者大声喧哗。“舍友之间基本不会说话。”员工们说。
“我们同寝室的舍友平日基本不会交流，在不同的班组，加上上班时间又不一样，所以大家不仅不交流，感觉都很少见面。”有一位员工说他来了近一年时间，从来没有和一个宿舍的人出去玩过。
没有人有工夫去关心别人，在这个地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漠。“如果不是做笔录，我们都不会知道他（马向前）的名字。”员工们说。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淡在富士康被发酵到了极致境界。“员工就像机器，流水线上单调枯燥的动作要反复不停地重复。”已经离职的张金对“13连跳”的看法认为不奇怪，“在电视里面已经看到新闻了，这是迟早的事，光在我们组，很多同事都做得很郁闷！只是没想到跳楼这么密集。”
“货如轮转”，愿打愿挨
5月23日，深圳龙华富士康南门，几十名年轻人聚集在路边一处小广场排队。路边的屋子里不时有人拿出话筒喊话，随后排队的年轻人便进入房间接受面试。长长的队伍逐渐缩短，间歇有其他人补充上来。
这里，便是富士康最大的招聘点，此前曾经出现过数千人竞聘的壮观场面，平日每天的排队量也一般在几百人。在近日连发“跳楼事件”背景下，这个招聘点的应聘人数已经有所下降。据悉，因为流失率太高，人力严重不足，导致生产线上的人均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提高。 。。
“N连跳”，员工背后的“平静”（2）
富士康新闻发言人曾反问提问者：“如果我们是血汗工厂，为什么每天会有这么多人排着队要进来？”——有人就给予了很好的回答：“富士康同样每天都有大批人排着队选择离开。”
对于每年高达50％的员工流动率，在富士康可以用“货如轮转”来形容。
富士康人员流失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缺乏归属感、缺乏凝聚力。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让这种问题得到一个舒缓，把自己从一个机器人、一个赚钱工具变回一个人，那就会有心理、生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出现，就会发生极端事件。
对于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失，即便富士康可以洗脱“血汗工厂”的嫌疑，即便申辩“亡人事故”与企业管理方法无关，这仍然属于非正常现象。
为何在打工者心目中“富士康还不错”的企业内，面对图书馆、网吧、咖啡厅、游泳池等设施一应俱全的优良环境，还是有人选择了放弃？“以死抗争”的跳楼者，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或者说他们到底向谁抗争？不否认自杀员工本身的精神问题，不过，富士康也不能证明自己的无辜。
富士康员工从进入的那一刻开始，就启动了这样的程序：厂房—食堂—宿舍；上班时，眼前是冰冷的机器；下班后，身旁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周而复始、单调乏味生活所形成的生态，隔断了厂区与外面的社会。
对于想提高收入的员工来说，途径只有加班，特别是周六的加班。由于“机器一关一开的损耗极大”，为消除白班和晚班之间的时间空当儿，大多数时候厂方会通过工人“自愿”加班来填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人是被机器挟持的，进而变成了机器，一个工人做一个简单重复的工作10个小时。我们知道人会有七情六欲，一旦七情六欲被压抑下来，我们在心理、生理上都会高度紧张，最后爆发。”
现在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的流动性很大，跳槽现象频发，企业有时更像一个农贸市场，不少新工人是来了干了没几个月，压力很大，于是就又离职了。“周瑜打黄盖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也没逼着谁。
生产线上的普工，很多都是中专毕业甚至没毕业就被学校整车拉到富士康了，这里不乏中专教师与富士康内部人员的金钱黑幕。
他们几乎都是农村来的，不会像网上所说的那些“90后”那样风格迥异。他们身上基本上都有思想纯朴、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本质。离开了家到了工厂，条条框框的约束以及程式化的生活方式自然比在学校和家里乏味多了，时间一长也就会觉得生活索然无味。
从个体户变成小企业，再从小企业变成大企业，他们所借助的引以为豪的最重要手腕就是“效率”——华为的打地铺文化没有造成太多的“跳楼”事件，或者缘于华为员工素质高，而富士康是“代工大鳄”，用人的素质当然不能与华为相比。其实，跳楼的事，在华为更早就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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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媒体的关注（1）
富士康的“每一跳”都牵动着公众的心，刺痛着关注者的神经。于是，有关富士康的消息时刻充斥人们的眼球，作为新闻报道的国内各大媒体也蜂拥而至，来向我们展示我们不知道的富士康。
经济类报纸
据2010年5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翟敏的报道《富士康与员工签“不自杀协议”》，文章指出，“网络惊现富士康发放给员工签署的‘不自杀协议书’，并附有截图。富士康要求员工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若遇到问题或困难，一定及时向‘员工关爱中心’进行反映或求助，以求得到帮助。”另据报道，“随后，记者向富士康内部员工了解情况，签订‘不自杀协议’的消息得到确认。”
但是，随着“富士康事件”社会关注度不断扩大，作为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先生被抛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他一边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一边对公司制度作出重大调整。
根据2010年6月8日《环球时报》一篇报道《郭台铭：富士康已停止发放所有死亡抚恤金》，文章说，“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今天鸿海股东会上证实，已停止所有死亡抚恤金的发放，他说最近虽有自杀者家属要求高额赔偿，但轻生绝对是最笨的方法。富士康之前对员工死亡的抚恤金极高，几乎是一位员工10年的薪水。”
对于郭台铭停止发放所有死亡抚恤金的事件，国内许多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和评价，其中2010年6月9日《东方早报》记者何三畏的一篇报道《给郭台铭先生教一点做人的道理》，文章指出：
“这话不好懂。如果此前披露的‘自杀死亡’者，已经按以前宣布的办法‘抚恤’了，如果这期间再没有人‘自杀死亡’，怎么存在‘已停止抚恤’呢？难道郭先生或者新闻媒体不知道这样的语言会引起歧义吗？郭先生说，‘最近虽有自杀者家属要求高额赔偿，但轻生绝对是最笨的方法’，这似乎表明，‘已停止’是针对‘已死亡’的案例，即不仅对‘要求高额赔偿’的部分不赔偿，而且对以前承诺和宣布的赔偿‘已停止’？”
作者对此事义愤填膺，还对郭台铭的为人作出了指责，提醒他应学会做人的道理，文章指出，“我觉得郭先生忘记了做人的一些基本的东西。首先，一个国家的劳动法，不能随便违背，加班时间不能突破法律规定（当然，这一点没有人追究你，对此我很惭愧，但这不是你的胜利），一天24小时，不能两班倒而必须三班倒，这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芝加哥工人争取来的胜利。
我愿意着重说一下，一个人在12小时连续处于同一个动作的机械操作下会出现什么状况。这是自然的。打个比方说，我在媒体上看到郭先生与某女明星跳拉丁舞的图片，我想，跳舞那个动作对于郭先生来说是愉快的吧。但是，请你保持12小时试试看。所以，我对媒体上说工人‘弯腰去捡掉到地上的东西就不想起来’的情节印象深刻。
工厂不能军事化，保安不能随便打人，工人寝室的钥匙不应该交门卫，而要自己保管。再就是，在这种工作强度下，工人的‘基本工资’不能按在深圳市2008年公布的最低线上（这等于软暴力强迫加班啊）。郭先生甚至说，他的管理目标是要让工人成为‘聪明的机器’。这话说明，郭先生真是一位戴眼镜的原始人，他还不知道，工业文明早就在反对把人变成机器了！” 。。
国内媒体的关注（2）
该篇报道除了对郭台铭的为人大加批评，还在报道最后正告郭台铭公布死者遗书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逝者长已矣，惟愿他们安息。你想以此证明，人家是以死来骗取你的抚恤。这个立论也许不是你的发明，我也看到有别人提。但是，我要说，这还是太过分了。我就没有看出那封遗书会支持你的冷血论点，而是看到了真正的法治不健全、资本太强悍、工人太弱势的时代悲剧。”
对于此类事件的发生，郭台铭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他的富士康集团曾是深圳市的明星企业，曾经辉煌一时。只是此事弄得郭台铭措手不及，那么富士康该如何应对此事呢？今后该怎样发展呢？
对此，2010年6月8日《证券时报》记者刘丽，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富士康加薪与产业转移提速》，文章指出：
“富士康昨日宣布，自10月1日起，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上调为每月2000元。
这将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第二次大幅度提高基层员工薪酬水平，加薪幅度达到66％。大幅加薪引得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一片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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