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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咒富士康:他们为什么自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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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康，高收入的代价就意味着出卖更多的自由。而富士康的“优势”恰恰在于作为高效率的制造业企业，对工人的劳动潜力开发得淋漓尽致。
正如未满18岁的跳楼女工饶乐琴所说，要不停地看显微镜，将小物件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每天10多小时重复快速做着一样的工作。
饶乐琴们在显微镜下遗忘了他们的高强度劳作，一心想着放大他们的劳动所得。
追忆凋零的生命
自2007年6月18日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至2010年5月26日第12跳止，先后发生过16起员工突然意外死亡事件，其中最大的为28岁，最小的仅有17岁。
16个正值青春年华的青年在一家全球500强企业内部竟然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鲜活的生命，究竟是什么让他们难以承受继续活下去之重？
他们的入职时间不长，进厂工作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只有28天。但是，富士康这个地方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他们对生命的选择。
他们的同龄人，或许在父母的膝下撒娇，或许正在上着大学，或许刚刚开始接触新鲜的社会，沐浴着生活的阳光，享受着社会进步带来的美好。
当然，这些只是同龄人的生活，他们跟同龄人在出生之时就划分了界限。
这些孩子多数来自农村，在天然朴素中成长，但是也跟快速发展的城市有些脱离。在努力的路上，他们都选择了深圳，选择了富士康，但最后的选择让人不胜唏嘘。
他们曾经是一群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孩子，曾经是有着理想和憧憬的年轻一代……如今他们一个接一个离我们而去，追忆凋零的生命，让人掩卷沉思。
开朗的卢新
在好友曾红领眼里，已逝者卢新是一个开朗的人，唱歌、跳舞、旅游样样喜欢，和同事关系也不错。
“那天他说到那儿去看看风景，讲完这句话之后站了一会，很快的速度，把窗户拉开，跳到阳台上，再从阳台上跳下去，犹豫都没有犹豫。当时我们马上起身拉他，拉到他左臂的一点衣服，被他甩掉了。”
开朗的他在生死时刻竟然是这样的决绝！
24岁的卢新，2009年8月进入富士康工作，是富士康09菁干班的成员之一，也就是干部储备班。这个喜欢音乐，曾经参加过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比赛的卢新，有个梦想就是能当一名歌手。
卢新留下的几张工资单：2009年12月，2781元；2010年1月，2240元；2010年3月，3541元。卢新的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会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在他入职的8个月里，一共向家里寄过13000元。
“我记得第一次发工资，他好像就发了1800还是1900，他寄了1500回去。我感觉到很了不起，很不错的。”同事回忆道。
在卢新生前的博客日志上，有这样一段话：
“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了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刚开始根本就不应该看重钱，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茫。”
重感情的小祝
“她把感情看得那么重，又对人那么好，怎么会舍得离开我们呢？”
“她身高一米七四，以前还学过模特儿。以前说是要出国深造的。”
2010年5月11日，18点36分。一个女孩儿从一栋楼的604房间走出，直奔顶层，走路有些摇晃。18点37分，这个背影消失在顶层平台上。
这个女孩就是祝晨明，身亡租住房屋楼道里的摄像头记录了悲剧发生的瞬间。
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这个花一般的姑娘把自己生命的最后瞬间定格在这样一个极端的场面呢？
孝顺的孙丹勇
成功应聘到富士康时孙丹勇笑得很灿烂，他对父母说，“以后你们两个不用辛苦了，该享享福了。”
在孙丹雄看来，弟弟从小就不孤僻，会讲笑话，很活泼，不过只在朋友和熟人面前是这样，在陌生人面前话很少。但不至于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差而自杀。“我没有女朋友，他有，我不算孤僻，能说他孤僻吗？”哥哥孙丹雄说，弟弟在家里坐不住，很小的时候就想要一辆自行车，喜欢骑车带着哥哥去兜风，一兜就是十几公里。
孙丹勇的遗物并不多，家属只带回了两个箱子的物品。大部分是书，其中有一本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写的《世界是平的》，还有一个电磁炉和一台海尔笔记本电脑。电脑是两个月前哥哥孙丹雄寄的3000元买的，不久前，孙丹勇坚持把钱还给了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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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的剪刀差（1）
一批又一批充满激情的年轻一代，带着最初的理想从偏远的乡村来到五光十色的城市。本该美好的生活从此开始，但现实是残酷的，拿着屈指可数的微薄收入，夜以继日没头没脑地劳作着……
渐渐地，理想与现实巨大反差越来越远，感情得不到宣泄，情绪得不到排遣，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生不逢时”的“新生代”
这是一代区别于父辈打工者的年轻人，他们被称为“新生代”。
“新生代”员工就其个体素质特性而言，普遍接受过比父辈相对良好的中、高等教育，怀揣美好的理想与抱负。
然而“新生代”又不约而同地被打上了“早熟、张扬、叛逆、自我”的个体特质，与父辈们相比，他们是“被呵护成长的一代”，是“缺乏生活磨难的一代”。由于绝大多数“新生代”都是独生子女抑或是有过“留守儿童”的成长经历，与其说是相对缺乏自我生存技能尤其是人际沟通的一代，倒不如说是宁愿与小猫小狗为伴或是宁愿与陌生人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畅谈”，也不愿与现实中的人沟通的“自我”的一代。
当他们满怀激情踏入社会，美好的理想与抱负被现实击碎之际，当他们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时，当他们不得不要独自处理曾经在学校或是家里由老师或父辈们替他们处理的困惑而无助之际，当他们不得不承受着来自生活上或工作上或是情感上的压力之痛而不知所措之际，他们脆弱得似乎不堪一击。
相对而言，社会对“新生代”抑或是“穷二代”的关怀相对欠缺。
众所周知，当下之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双转型之际，社会分配体制不公平的矛盾日渐突出，随着“贫富差距”的日渐拉大，房价的高居不下，“买房难”成为社会的普遍难题。
“80后”“90后”的“新生代”们，更为准确地说，“新生代”中的“穷二代”们面临诸如购房难带来的生活压力，理想与现实出现巨大落差带给他们的工作压力，个人情感突变所带来的内心焦虑与情感纠结等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不良情绪在其内心深处聚集纠结。原本相比父辈而言就缺乏生活磨难与抗挫折能力的“新生代”们，当他们不堪内心的焦虑与纠结之重时，又无法从组织、团队甚至社会上得到慰藉与舒缓。
来自全国各地的“80后”“90后”，为了各自的理想与追求齐聚在富士康，各人的条件不同，各人的想法也不一样。富士康工厂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讲了他眼中三种典型的富士康年轻的“新生代”。
第一种是家庭条件较好，出来不是为了挣钱，主要是看世界，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转过一圈后，再回去成家立业。有个富士康员工，月工资只有2000元，但愣是从家里要了4万元买了辆小车开。
第二种是家庭条件差，出来打工，把每年挣的钱都攒下来，3年攒到五六万，回家盖房结婚过日子。
第三种有理想，有事业心，能吃苦，利用富士康提供的从专科到博士的培训，实现自己的理想。目前富士康在企业课堂“充电”的就有8000多人。
这几类人多来自偏远农村，突然来到城市生活，面对摩天大楼、灯红酒绿，很容易产生失落情绪。
陈宏方说，有个自杀者，就是这类情况。刚来时连冲厕所都不会，一出门就不认得路，生产线上工作也跟不上别人，到哪里都要排队，觉得自己特别没用。巨大的心理落差冲击着他们的梦想，个人力量抗衡社会发展的无力被发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理想与现实的剪刀差（2）
在记者眼中，生活对他们是那么真实：
“‘工作最卖命’的王克柱总抱怨工资太低，想去外面报名学点东西却又‘听都听不懂’，还是放弃了。”
“他说知识太少，就只能干最初等的活，这是注定的。他有时候说头很痛，有时候又瞬间精神焕发。拉货的时候他总向前飞跑，仿佛那两板24箱货物根本没有多重。每天他都会爬上两三米高的货箱去盘点账目，也会钻到夹缝里去检查标志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卖命，他并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声：‘救命！’”
“他大约也不知道刚才自己说了什么。”
“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卧底记者感受到了真正的无奈。
1996年美国杂志《生活》刊登的一张照片：
一名12岁左右的巴基斯坦童工蹲着，正在手工缝制精致的耐克足球。他每天的工资仅为2美元。在网上搜到的相关报道说：“昨晚你可能花150美元买了耐克鞋，做鞋的人是12岁的巴基斯坦童工，他每天只赚2美元。”
一向光鲜的耐克公司被爆出“童工门”后，全球兴起拒买运动，舆论一致指责耐克压榨童工。由此，耐克公司遭受了沉重打击。此后，耐克脱胎换骨，成为最热衷于公益活动的公司之一。
而富士康里面的员工正在接受着巴基斯坦童工的薪酬待遇，900元的工资甚至都不能够达到深圳的最低工资水平。
甚至为了维护企业的利润，富士康的福利在执行中会被削减。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富士康科技集团2004年在烟台经济开发区筹建科技园区，2005年7月正式投产运营，当前园区内员工总数高达8万人，是山东省产出规模最大的外贸企业。如果为所有员工缴存公积金，根据山东省烟台市的一般标准，烟台富士康每年需要支出资金2亿元左右，这将对作为上市公司所属企业的烟台富士康形成不小的盈利压力。
据悉，有员工曾向公司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公司能帮他们补缴公积金，但得到的答复是：要住房公积金，还是要工作岗位？
他们不是“杜拉拉”
在富士康事件发生的同时，当红女星徐静蕾自导自演的电影《杜拉拉》也正在热播中。电影的光影效果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杜拉拉也是一个打工者。她从为民企打工转战世界500强跨国企业，几年间历经职场磨炼，在求取生存、提升的路上努力奋斗，终于在30岁出头时就爬上公司高管职位。
富士康的打工者或许连杜拉拉都没听过，更没有想过这样的打工生活。
而对于千万身处富士康相类工厂的打工者来说，何曾没有梦想？当初满怀憧憬走进大都会大工厂，期待的绝不是无休无止的加班，拥挤嘈杂的集体宿舍，单调枯燥的机器人生活。也许，偏远家乡还有贫病的父母，幼弱的弟妹，积欠的债款，正寄望那来到大都市的支柱，而他们抬头却看不到一丝日光。于是，越是挣扎、恐惧，越是无助、害怕，当他们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原动力时，别无选择。
这是出产巨量廉价劳动力的中国的现实，不止富士康独有，不止深圳独有。杜拉拉们为时下中国描绘了一幅幅绮丽美景，引诱无数青年竞折腰。无数来自远古野火丛林的年轻人，却在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中轰然裂成碎片。
透视都市里充斥着的打工仔身影，不同的是出身、学历，相同的是无所不在的竞争，无处遁形的压力。当自我价值失去方向、无从寻觅，其实，身心早已陨落。富士康诉说着决绝的宿命，他们不是一个层次的打工者，注定命运也将走向两个轨迹。
在深圳高楼大厦的背后，是一群迷惘焦虑的年轻人。
2009年，“中国工人”入选《时代》杂志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他们制造了光鲜，但是他们却从来都无法享受光鲜。
新开的手机店门口，销售员洋气地向围观的员工们展示着iPhone，事实上，那“新奇”的机器每个部件都来自这些工人之手，只是他们从未想过拥有最终的成品。现在，这些成品就以略高于他们一个月工资的“惊爆价2198元”出现在眼前。这是一笔昂贵的购置，所以他们只讨论着怎样花几百元去买山寨手机。
自杀原因，疑云重重（1）
从今年1月23日到5月27日，在短短的4个多月时间内，富士康已经连续发生了12次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其间，还有一名员工割腕自杀未遂。这一连串的恶性事件，别说在国内，就是在当今世界上也不能说是一件小事。然而就是这样大的事件，至今富士康集团和警方也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各大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些事件时，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失去了以往在报道重大恶性事件时那种义愤填膺的鲜明态度。从主流媒体目前透漏出的信息来看，确实疑云重重，让人不得不进行深思。
自杀事件为何频繁发生？
在一连串的恶性自杀事件被众多媒体报道以后，富士康受到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各种质疑接踵而来。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些年轻员工自杀的原因。
为此，富士康向媒体提供自杀员工的工作记录并表示，自杀行为与工作压力可能并无直接联系，轻生员工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也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造成情绪低落。
有人认为，是代工模式瓶颈和成本压力导致了富士康目前的困局；有人认为，是制度执行有余，关怀教导不足，导致了富士康员工选择以这种极端方式进行表达；还有人认为，是巨大型企业管理机制不能有效传导，使得上下级管理脱节进而产生了误解和伤害……
“除最近一位坠楼员工警方还在调查外，前八位员工的加班记录和考勤记录良好，也没有发现向工会投诉和向‘关爱中心’求援的记录。所以，员工坠楼和企业管理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认为坠楼者主要问题出在自身。”富士康的管理层如是说。
曾红领（第7位坠楼者卢新的工友）：我觉得企业不好可以走人，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卢新太要强，因为家里困难，父母借钱供他上学，他常说要赚钱回报父母，想法也很多，但是都不太现实，所以没有方向感，后来就说总感觉有人在追杀他。我觉得他跳楼还是个人原因。
程林（富士康员工）：富士康讲的是“速度”和“效率”，在生产线上，员工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而且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对普通工人很不客气。一个人如果心理受到创伤、工作上又有压力，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如果再挨到主管骂，很容易想不开。
作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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