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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的故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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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楼也没辙了，只有向板桥区委汇报。林兴甫和王从全当然知道小岗队的包干到户是曾经得到过县委书记陈庭元支持的，陈书记虽为这事作了检查，但到底事关重大，不能只靠强迫命令，更不能再搞“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阶级斗争的那一套，于是二人跑了十多里的黑路，赶在严宏昌还没起床就上了门。
本来二人打算亲自登门，耐住性子说服严宏昌，好让他回心转意，却不料，二位区委领导的到来，正好给了严宏昌一个申诉的机会，他一夜没合眼想到的那些话，终于被派上了用场。
他说：“分田到户，不能因为它在安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现在再搞，就认定是倒退。我们包干到户是进步，还是倒退，客观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它是不是能把小岗人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你们也应该做个调查。”
他说：“虽然把田分到户了，这并不等于小岗人就只要小家不顾大家了，我们会首先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再说小岗人这样干也不用再愁到处去讨饭了，这有什么不好呢？过去的二十年中间，你们能够想到的办法不是也都试过了：学习大寨，定额记工，死分活评，死分死记，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割资本主义尾巴，啥招数没使过？结果呢，社员一年忙到头，还是连穿衣吃饭都解决不了。为啥？就是全离开了农民切身的利益。历史上那一次分田到户，也只是让农民干了一年，中国就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为啥？就因为包产到户把生产的好坏和农民的实际利益绑在了一起，它让农民重新找回了对土地的感情！”
他说：“党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公社所有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实际上，这些自主权，我们一点没得到。现在仍然是‘有权的不搞生产，搞生产的没有权’，要解决这些问题，领导机关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放手让农民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大胆实践。”
区委书记林兴甫一直都在认真地听严宏昌的倾诉，这时他打断了严宏昌的话，说道：“既然中央文件一再强调，明令不许，咱就要自觉自愿地把已经分到各家各户的田地收回来才是。”
严宏昌马上说：“那我问一个问题。*说，‘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明知这是个能让农民增产增收又增贡献的好办法，为什么不让搞？不是要搞‘拨乱反正’吗？农民不懂大道理，只认实理，就信服小平的话，是猫，就要能逮老鼠！”
没有不透风的墙（5）
作为区委书记的林兴甫和王从全，毕竟不同于公社书记张明楼，二人见说服不了严宏昌，就让严宏昌再多想一想，改天再谈。
其实，从板桥到小岗，一来一去便有二十多华里的路，为动员严宏昌把小岗生产队分掉的田重新并起来，林、王二人竟来来回回跑了多趟。
最后一次来找严宏昌时，林兴甫感情复杂地望着严宏昌，说：“你就不要再跟我们申辩了，‘要想富，包到户；不到户，稳不住。’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这事的问题不在梨园公社，不在板桥区，不在凤阳县，也不在安徽省。”
林兴甫这时充满感情，更充满信赖地说道：“我和从全同志支持你上北京直接向中央反映下情，让中央能知道中国的农民和绝大多数农村干部，都希望党中央能收回‘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两个不许’的成命。我们也想不通啊，现在全党全国都在批‘两个凡是’，而‘两个不许’维护的正是‘两个凡是’。农民穷怕了，干部整怕了，现在是谈‘包’谈‘户’色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
听着区委书记这番话，严宏昌傻住了。
他几乎不敢相信，这些话竟是从林兴甫的嘴巴里说出来的。十多天里，林书记来回跑了这么多趟，来说服他，动员他，原来竟只是在例行公事。
严宏昌的心中顿时奔涌起感激与崇敬之情，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此前，他对他们的一次次上门，是怀有敌意的，但是此刻，设身处地替对方想一想，能够这样坦然地说出真心话，确实不容易，这是需要无私无畏的呀！当然，也许正是自己这种“一条巷子走到黑”，“杀头也要支持小岗人包干到户”的决心感染了他们，因而消解了官民之间心理上的块垒，赢得了信任，才出现了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
林兴甫这时把手伸向口袋，一边解释道：“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三块，从全同志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我们毕竟都还有一家老小要生活，但不管怎样讲，我和王书记决定拿出这一百块，算是帮你凑个路费。”
听林兴甫这么一说，严宏昌慌忙按住他拿钱包的手，激动地说：“钱，我不能要你的；有你们刚才那些话就行了！”
林兴甫临走时，有力地握着严宏昌的手，充满感情地望着严宏昌，没再说一句话。然后，就匆匆出门了。
送走区委书记林兴甫后，过了很久很久，严宏昌都难以平静下来。
打那以后，严宏昌就开始了上访。不过，他没有去北京，经费困难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他相信，小岗人是能凑齐这笔路费的，问题是这样做惊动太大，说不定会给暗中支持自己的县区领导惹来意外的麻烦。更主要的是，他最想去找的其实是*，可*是想见就能见到的吗？与其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在北京乱撞，不如写信，更让他感到踏实。
于是，他就把小岗人为什么不怕杀头坐牢也要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以来出现的喜人情景，小岗人为什么不愿再回到人民公社集体化的道路上去，以及小岗人今天强烈的吁求，全坦率直言，一一道来。
信写好之后，他一式两份，分别寄往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厅。
他担心这种“人民来信”会被本县的邮局扣压，每次都跑到嘉山县甚至蚌埠市去寄。
就这样，隔几天他就寄出一次，前前后后寄出了几十封。他想，寄了这么多，总该有一封两封能转到中央领导的手上吧？
然而，他寄出去的那些信，有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
“削职为民”（1）
万里后来在回顾中国农村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一次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所以，那段时间，万里一直在思索着、寻找着可以突破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凤阳县本来就是万里最关心的地方，这时听说他们正在全县农村推行一种“大包干”，他对凤阳出现的这种新的承包责任制便十分关注，就决定到凤阳去做一次调查研究。
在听取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汇报时，万里忍不住打断陈的话，首先询问：
“什么是‘大包干’？”
陈庭元于是解释说：“按照省委‘六条’规定的精神，我们把一个生产队划小成若干个作业组，将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应向国家上缴以及向集体提留的各项任务，都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剩下的就归小组分配。因为这中间不需要生产队统一管理、统一记分、统一分配，一切自主权都给了作业组。农民就把它概括为‘大包干’。还编成了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听到这里，万里的眼睛亮了。他十分赞许地说：“好啊，概括得好！这是把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都考虑到了，而且，朗朗上口，一听就记住了，既形象又生动。”
其实，陈庭元这是受到了小岗村“包干到户”办法的启发。很显然，“包产到户”，甚至连“包产到组”，一直都遭到严令禁止，而小岗村搞的这个“包干到户”，不仅区别于大家十分敏感的“包产到户”的提法，还避免了历史上“包产到户”本身就存在着的缺陷，比如，“包产到户”虽是把田分到各家各户了，但在管理、经营、记工和分配等等许多重要的环节上，还得由生产队统一进行，这“四个统一”仍把社员捆在了一起，不利于更彻底地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却是一步到位，已不仅仅是“包产”，而是在“包干”，尽管看上去只是一字之差，却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现在陈庭元把“包干”的办法借用过来，将省委‘六条’的精神发展成了“包干到组”，并又起了一个普遍可以接受的名字：“大包干”。
万里饶有兴趣地问：“实行的效果如何？”
陈庭元接下来的回答既简洁又形象，他借用了严宏昌的“农民语言”，说道：“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也有个顺口溜，说，‘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听到这些来自民间的乡谚俚语，笑得十分开心。他从“大包干”几句精辟的概括中，从农民们对“大包干”的喜爱中，看到了“凤阳经验”的可贵与高明之处。尤其是在当前这种形势并不明朗，甚而是错综复杂的情势之下，革故鼎新，就不光需要胆识，更需要政治智慧，凭匹夫之勇是不足以成就改革大业的！
万里高兴地对陈庭元说：“那好，干上三五年，个人和集体都变富，我就批准你们的‘大包干’干它三五年！” 。。
“削职为民”（2）
陈庭元也汇报了自己的顾虑：“干部群众都热衷于‘大包干’，但就是心有余悸，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很严重。”
“错不了，错了我负责！”万里鼓励道，“问题是看你们能不能把生产搞上去，社员能不能真正富起来。”
陈庭元说：“现在仍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 ”
万里知道陈庭元指的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张浩来信，就坚定地说：“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照样是社会主义。家庭也是要搞经济核算的，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什么是核算？核算就是算账，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搞经济核算。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
万里最后说：“我最关心的，就是你们凤阳县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讨饭的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回到省城后，万里即派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会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人去凤阳总结经验，写出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凤阳农村‘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的调查报告。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虽经省委认可，却一直是在秘而不宣地试验，可是，凤阳“大包干”的这份总结报告，由万里定稿后，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在*安徽省委机关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予以发表。
这是安徽省首次借用传媒公开地推出“大包干”的“凤阳经验”。
凤阳名声为之大振。
此前，安徽农村搞包产到组，甚至搞起了包产到户，这些虽已令人瞩目，都只是在静悄悄地搞，各地也只是跟着安徽偷偷地学。现在，安徽省委高调推出了“大包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明确表示：“凤阳农村‘大包干’的办法值得提倡”。强调说：这是“一项重大改革”，可想而知，顿时引起全国各地广泛地注意。就是这“大包干”的提法，也让人耳目一新啊。再说，概括“大包干”的几句话，又是那样的经典，它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都作了具体而睿智的诠释。更何况“大包干”三个字里就含有一个“大”字，这对那些习惯并热衷于“一大二公”的人来说，也比“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更易于接受。尤其是广大农民，甚至比搞“包产到户”还受欢迎，因为“大包干”“包干”后不再需要由生产队插手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记工、统一分配，社队干部想多贪多占，想瞎指挥都没有了机会。因此，“大包干”的经验一公之于众，各地纷纷公开地效仿。
当然，这种还只是包干到组的大包干，周曰礼和陆子修在总结出它突出的优点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时的“凤阳经验”，仍存在不少需要研究的矛盾。报告中指出：“在作业组内部不很好实行定额管理，劳动计酬不合理，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持久”，“作业组的规模一般不宜过大；但有的作业组太小，搞得不好，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
两人凭着深厚的农村工作经验，他们已经从理论上清醒地看出了，作业组的规模不能过大，规模过大，定额管理和劳动计酬的难度就大，不能做到按劳分配，大家的积极性就不能持久；但规模太小，又势必“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削职为民”（3）
无论周曰礼还是陆子修，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从理论上揭示的，“包干到组”的“大包干”存在的问题，小岗人其实早在大半年之前，就已经深刻地体验过了，感受到了就发生在亲情之间的这些矛盾，并寻找到了彻底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大包干必须“包干到户”，最后搞家庭经营责任制。
始于包干到组，终于包干到户，这就是“凤阳经验”的必由之路！
实行了“大包干”的凤阳县，一九七九年夏秋两季迎来了历史性的大丰收。全县粮食产量达到四亿四千多万斤，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九；人均收入一百五十元，比一九七八年的八十一元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
一年“大包干”，凤阳人民就结束了六百年来讨饭的历史！
小岗村一年的变化更大，更是惊人。
严宏昌给我们算了几笔账。
他说：“凭良心，过去那些年也亏着政府。”打从一九五六年高级社起，小岗队的生产和生活就主要靠救济；仅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三年的一百五十六个月份中，小岗吃国家供应粮就多达八十七个月，吃了二十二万八千多斤，占到这十三年总产的百分之六十五，占到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此外，国家还无偿供应各类种子六万五千多斤。就是原先队里的那十条牛，没有一条不是国家花钱买的；社员过去使的犁耙锹锨，也没有一件不是国家掏的钱。但是一年“包干到户”，全队打下了十三万两千三百七十斤粮食，几乎相当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小岗人不仅没吃国家的供应粮，而是破天荒向国家上缴了两万四千九百九十五斤“爱国粮”；收获油料三万五千二百多斤，在人民公社二十年也没收过这么多，油料的统购任务统计表上从来是空白的，这一年，一次就卖给国家花生、芝麻两万四千九百三十三斤，是公社下达统购任务的八十多倍！生产发展了，社员的收入也大大增加，最好的人家总收入可达五六千元，最差的农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二百五十元上下。
严宏昌说，他弟弟严付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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