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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的故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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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楼盯着县委书记要下文，也是吃苦头吃怕了。社员怕饿，干部怕错。他解释道：“我看到的文件都是不允许这样干的；你同意干，不给我个字据，你今后拍拍屁股走了，我们就要坐蜡。这么大的责任我哪担当得起？追查下来，不是支持他们搞资本主义吗？”
陈庭元笑着说道：“他们已经穷得‘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就是想多打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
他见张明楼嘴上不再说，却并不代表真正被说服，才透露说：“省委正在肥西县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的试点；既然小岗田已经分开了，春庄稼也都是各家各户种的，这时要求他们并起来，许多账也不好再算，就让他们干着看看。反正种的庄稼跑不到哪里去！”
县委书记透露肥西县有公社已在省委的支持下搞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让张明楼感到意外，不知上面在坚决反对的事，安徽省委却为什么敢搞这方面试点？既然有省委在支持，他终于松口了，说：“那就叫他们干吧。”
陈庭元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全县所有的生产队都基本包产到组了。但据我所知，就一个小岗队包产到户了。凤阳毕竟有两千五百五十六个生产队，一个小岗生产队就是干错了，对全局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严宏昌一直在认真听着二位书记的谈话，听到这儿，他激动得不行，马上冲着陈庭元，向县委保证：“感谢陈书记对小岗队的支持，我们一定会把生产搞上去！”
不过，他解释说，小岗目前搞的是“包干到户”，和历史上搞的“包产到户”不完全一样。为此，他把小岗队分田前自己在“秘密会议”上说过的那番话，又说了一遍。
陈庭元听得很认真，若有所思地点着头，说：“你这比‘包产到户’更彻底，也更聪明！”
严宏昌趁这空儿不失时机地提到稻种，希望公社帮助解决一点。
陈庭元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就对张明楼说：“稻种还是要给他们吧。”
张明楼只得应允。
严宏昌万分感激陈书记，第二天就带人找到公社去办手续，很快从板桥粮店弄到了稻种。虽说当时依然缺水，小岗人却硬是打旱秧把水稻栽了下去。
这边稻种刚下地，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就响起了张浩的来信。这信，被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信中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是不得人心的。”说这“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
这封来信还被加了一个长篇编者按语，按语的口气很强硬，完全是命令式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那时还看不到电视，国内国际上重大的新闻，大家全靠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那天，电台是在收听率最高的时段连续播放的，大喇叭哇哇直叫，不仅让人感到很有来头，而且大有要在全国搞一次运动的气势。
听到张浩的来信，严宏昌直发愣。他蹲在地上，连吸了两支烟。由不得心里一阵阵发紧，他想，连“包产到组”都批了个狗血喷头，小岗搞的是比“包产到户”还要彻底的“包干到户”，岂不大逆不道，问题更加严重？
他预感到一场风暴将要来临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1）
这场风暴的中心在北京。严宏昌当然不可能知道，在高层，“包产到户”，甚至连“包产到组”，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被认为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集体化道路的背叛。*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以及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都是态度鲜明地反对的；*中央秘书长*和严宏昌崇敬的*，对此均没有明确表态，这就使得安徽省当时的农村改革险象环生，如履薄冰。
万里听到张浩来信的广播时，正在合肥。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他回忆道：“听到广播后我说糟糕了，这跟我们的‘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
张浩来信及《人民日报》编辑按语对包产到组大加*，那么，安徽省委支持的肥西县山南农民正在搞的包产到户，岂不更是大逆不道，问题更大了？现在安徽农村改革的发展势头很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的地方都在热火朝天地忙着春耕春种，指望秋后有个好收成。由于在农村责任制的问题上，安徽就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许多人依然心有余悸；现在突然冒出个张浩来信，还是由党中央的机关报以罕见的规格推出的，这一下就把干部群众的思想搞乱了，给春耕生产造成的危害将是灾难性的。
震惊之余，万里当机立断，要办公厅以省委的名义向全省发出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了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下来，集中精力搞好当前的春耕生产。接着，就与生产责任制搞得一片红火的滁县地区通话。
在电话中，万里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不受干扰”。他明确要求：“不要管报纸和广播的话怎么讲，我们不能听他们的，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他同王郁昭通了话，依然不大放心，第二天又亲自跑下去，一路之上，他反复对大家说：“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问题省委负责。”“我看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一动就乱。管它《人民日报》怎么说呢。”
他差不多是在大声疾呼，奋不顾身了。他问当地的县委领导：“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他问社员群众：“《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
当万里了解到王光宇书记正在与凤阳县毗邻的定远县检查工作，就要他代表省委立即赶到凤阳去，迅速果断地排除干扰，让广大干部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因此，张浩的来信，虽然声势浩大，可以说它当时对凤阳的影响并不大。然而，*中央紧接着就下达了一个“三十一号”文件，再次向全党发生最严肃的警告：“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且明确指出其性质“是一种倒退”，这在凤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这时候，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已成公开的秘密，凤阳县许多社队都跟着把田偷偷分到了户。此前，这些社队的干部知道“责任田”的好处，所以大多还是采取宽容的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中央以最权威的“红头文件”形式，向全党发生了最严肃的警告，明白无误地强调“不许包产到户”，他们一下感到问题的严重。
不过，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的感受，会与众不同，他感到的或许只是侥幸，因为他当初对小岗的处理和对严宏昌的批评被证明是正确的，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他是清醒的。小岗不并起来，他扣除他们的牛草，化肥、种子、贷款一样不给解决，这些，都并没做错。虽然后来他为严宏昌解决了稻种，那也是县委书记陈庭元要他办的，上头追查下来，他对此是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没有不透风的墙（2）
因此，张明楼觉得这时梨园公社党委需要说话了。
梨园公社党委要说话，并不等于一定要他张明楼出面，他让公社党委副书记马德全，派人把小岗队的三个队委一起喊到了公社来。
那天，严俊昌家的草屋因为老漏雨，就找了一个大晴天，准备把房顶上的茅草翻新一下，小岗历来就有一家有事众人相帮的习俗，严宏昌和严立学听说了，自然是会不请自到的。小岗人望着自己生产队的三位当家人，是那样情同手足，团结得像一个人，虽明知分田到户风险太大，但有这样亲密无间的三副肩膀为大伙担着责任，还是很踏实，甚至从中看到了小岗人可以期待的明天。
三人有说有笑地干着，他们从下午就开始忙活了，一直忙到天黑了还没收工，就是打算全部完成后再吃晚饭，因此公社来人时，虽然已到了晚上八点多钟，他们都还空着肚子，严宏昌当时正站在屋顶上。
“严队长，”来人冲着房上喊，“马书记叫到公社去一趟！”
严宏昌问：“就叫我去吗？”
来人说：“你们三个人正好都在，都要去，现在就去！”
严宏昌不清楚什么事这样紧急，却预感到凶多吉少。尽管，这时他并不知道中央又有新的文件下来，但张浩来信的广播他是听到了。于是简单洗了一下手，连脏衣服也没顾上换，就和严俊昌、严立学跟着来人上路了。
出了村，来人才小声向三人透露：“县委陈书记为你们包干到户的事已作了检查。”
三人听了，吓了一跳。
想不到事情来得这样快，而且，又是这样糟。
到了公社，才知道张明楼、马德全几位公社领导早等在那儿，一个个铁青着脸，像看异物似的看着他们进门。
马德全出面谈话，开口的第一句就直奔主题：“你们必须回到集体来！”接着，便是斥责。“昨天陈庭元书记已经在全县公社书记的会议上作了检查。他说，全县都在实行包产到组，你们小岗队的包干到户是他同意过的，他承认这是违背了中央文件精神的，他有责任叫小岗退回来；其他跟着小岗搞了包干到户的社队，都要退回来。你看，你们小岗这次不拢起来还行吗？”
接着就宣布了公社党委的决定：“你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把属于生产队的耕牛、农具、牛草以及还没播下地的种子，全都集中上来！”
当然，马德全也作了说明：“我们不要求你们回到原来的大集体，起码得回到作业小组。虽然中央这次转发的农村工作的《会议纪要》，有着不许划小核算单位的要求，《人民日报》发表张浩的来信也批评到了‘包产到组’，但是当初我们批准你们小岗成立作业组，是按照安徽省委‘六条’的规定，同时又有凤阳县委的正式决定，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可是你们别出心裁，搞什么包干到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三个人木然地听着，谁也不说话。
马德全把这事的严重性又讲了一遍，要求三人：“你们现在必须明确表态！”
问题的严重后果，从张浩来信被反复广播就能看出来了，如今县委书记陈庭元都扛不住，也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严俊昌和严立学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觉得无路可走，同意回去做大家的工作并起来。
马德全显然很满意，转过脸又问严宏昌：“你的态度呢？”
“我想不通，”严宏昌直言相告，“要我说，包干到户哪一条都比拢在集体里要强得多。我相信，要是*、列宁还活着，看到了，也会说这样干得好。小岗人也都是这样认为的。你硬要我表态，我只有照实说。”
没有不透风的墙（3）
马德全很是惊讶地问：“这是政策性很强的东西啊！我们这是为你好，你就不知道？”
严宏昌说：“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但我既然这样做了，就不后悔。”
马德全严肃地指出：“你难道要和中央的政策对抗吗？”
严宏昌毫不示弱，他说：“我光知道，中央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告诉我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包干到户比拢在一起‘大呼隆’好，为什么你们就一点看不到？”
坐在那一直没有说话的张明楼，这时，再也忍不住。他一下站起来，盯着严宏昌怒斥道：“你好像还很有理？县里陈书记、我这个公社书记都替你们作了检查了，你就这么牛啊？！”
张明楼说罢，摔门而去。
张明楼书记走了人，马德全也就失去耐心，他最后问严宏昌：“你说，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并？”
严宏昌的回答很简单，他说：“这要问大家。”
从公社回到小岗后，三人再没心思上房苫草，饭也没吃，便各自回家了。
严宏昌这一夜没合眼。
他真的是想不通啊。一边是小岗人多年的热望，一边是中央的农村政策，他都不能违背啊！
在公社，他其实无意要和书记们过不去，他说那些话，更不是想顶撞公社领导，他知道领导们也确实是为他们好，但是*要求大家实事求是，我这正是实事求是呀！分田到户就是好，它不仅已被历史所证明，今天摆在眼面前的事实也再一次证明，它是能够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是能够让农民增产增收的好办法，可为什么就是不许干呢？
这一夜，严宏昌想得很多，他把公社领导今后可能会再提出的一些问题，全打好了腹稿。但是严宏昌唯独没有想到的是，从那天以后，无论是张明楼还是马德全，有事就只通知严俊昌和严立学去公社，公社党委已经对他采取了组织措施，不仅免掉了他小岗生产队队长的职务，连个队干也不是了。也就是说，在小岗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中，再没他的事了。显然，他寻思了那一晚上的各种理由，再没有领导愿听他的申辩了。
刚开始，严宏昌很纳闷，也很恼火，但是他很快也就想通了，并且，颇有些自得其乐。不是么，在这之前，他躲还躲不赢呢，现在上边没人再找他，岂不更好，既然自己已经“削职为民”了，只要大家不愿并，他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站在大家前面；形势如此严峻，他必须比过去的态度更鲜明，才能给大家以勇气与信心。
可是，祸不单行。严宏昌被“削职为民”不久，父亲严家太就去世了。严宏昌在家是长子，又只有他成了家，办丧事的担子自然落在他身上。他正为这发着愁，严俊昌挺身而出，以严家兄长的身份，更以生产队长的名义，领着全队所有的男人，都停下手里的事情，帮助严宏昌料理父亲的丧事。
严宏昌在外承包工程多年，积攒了三千多元，这在城里普通工人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的年代，他这些钱是可以盖出三间像样的大瓦房的。住上大瓦房，一直是严宏昌的一个梦想。但是现在，为办好丧事，他拿出了全部的积蓄。
由于有了严俊昌的鼎力相助，严宏昌把父亲的丧事办得相当隆重，轰动了四邻八乡。小岗村严俊昌和严宏昌堂兄弟二人亲如手足共献孝心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自然，丧礼隆重和热闹的代价是，严宏昌准备盖瓦房的3000多元花了个精光。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严宏昌的解释是：这是下人对上人必须要做的。村民们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是严宏昌要面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没有不透风的墙（4）
这样过了不少日子，忽然有一天，天刚亮，严宏昌还没起床呢，他家的门就被人有力地敲响了。当时，严宏昌很奇怪，谁这么早就上门了呢？
他眯眯瞪瞪地打开门一看，不觉吃了一惊：站在面前的，居然是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区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王从全！
严宏昌忙问：“有什么事劳驾二位书记亲自跑来？”
林兴甫说：“你倒是心安理得呀，我们为啥来你真的不明白？”
原来，公社撤了严宏昌的职，找了几次严立学和严俊昌，要他们俩负责把小岗生产队已经分到户的田立即拢起来，二人当面答应得好好的，可回去就是拢不起来。这才知道，当初小岗队包干到户是严宏昌牵的头，虽然公社不让他干队长了，大伙却还是听他的。严宏昌不松口，这事找谁也没用。再说大伙压根儿就不想再回到“集体化的道路”上去。
张明楼也没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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