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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的故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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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他甚至相信，他的一个多年的夙愿，即将要实现了。他把自己的入党申请书，珍重其事地递给了严岗大队书记崔志祥。不久，公社党委分管组织的周善忠就找他谈了一次话，严宏昌激动得不行，他等啊等，等着批准他入党的消息快点下来，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入党的消息却没有了下文。
到了一九八六年，中央的第五个“一号文件”，再次重申：“一定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批判了“平均主义的办法只会抑制生产发展，导致共同贫困，是不可取的。”强调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在农村允许它存在并有所发展。”
读着这些为农民松绑，替农民说话的新的政策规定，严宏昌打心里往外地感到提神，长劲，顺心，痛快。他知道是万里在主管农业，这些好政策都是在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制定出来的；想到万里来小岗时，他同农民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党在他的心目中就一下变得十分具体而亲切。
他提笔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次不光交给了大队，还交给了公社党委。
从此，严宏昌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躲躲闪闪了，也不再怕有人背后告他“不务正业”、“一心只想发家致富”了，他可以堂堂正正地把安徽凤阳县周边农民的粮食，长途贩运到浙江的温州去。
这以后，他不光想把粮食的生意做大，又有了新发现。他发现南京和合肥，两地的老百姓都爱吃烤鸭；南京烤鸭和合肥烤鸭，都成为各自城市著名的土特产，对鸭子的需求量极大。他找段永霞商量，能不能养点鸭子。段永霞是个又能干又能累的女人，她说试试，头一次就试养了五百只。望着一只只刚出蛋壳的“鸭苗”，可爱极了，她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地圈养那些欢蹦乱跳的小生命。起初没有经验，不知道小鸭什么时候该吃食，她就想了一个笨办法，夜里，干脆睡在小鸭边上，抓一把食物，将一只手伸到笼子里。到了半夜，那些“苗鸭”围着她手臂拱来拱去，把她惊醒了，她就知道它们饿了，赶忙爬起来，给它们添食。天道是公平的，有付出，就会有收获，“鸭苗”在她手里，一般喂上四十五天到五十天，就能长到五斤、六斤，有的甚至长到七斤，可以出笼了，严宏昌就把它们卖到南京或是合肥去，卖得十分抢手。。 最好的txt下载网
祸不单行（3）
就这样段永霞由开始的几百只，喂到了两千多只。严宏昌也就从自己家试着喂，后来发展到大家跟着喂；不仅带动本村严立学、严立华、严金昌、严付昌、韩国云、关友章家都喂起了鸭子，连大严村有的也成了他的养鸭专业户。
仅贩鸭子一项，仅南京一处，严宏昌一年少说也卖过去一万多只。
那几年，严宏昌的日子过得很开心，他终于能够无忧无虑地，一边种地，一边搞他的“商品经济”。自己没少赚钱，又带动小岗、带动邻村许多农户“发家致富”，可以说，他心满意足。他的确很少过问队上的事，再说了，也没谁要他问，他也问不了。当然，各地来参观小岗的人，依然不断，但给慕名前来学习观摩的人留的印象却是：江山依旧，旧貌犹存；几乎全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严宏昌也感到无奈。
那几年，严宏昌在公众场合似乎淡出了，虽然有不少来访者，指名道姓要见他。却往往被告之：他家太脏，那不是人能去的地方。说得来访者莫名惊诧，这才解释：他家喂鸭子，脏得下不去脚。
有一次，日本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乔木一男来到小岗，要见严宏昌。严宏昌这已不是头一回接待外国的客人了，但县有关方面事前为了这事，一再叮嘱他接待时不要随便说话。严宏昌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怎么才叫不“随便说话”？既然这样不信任自己，为什么又要找他呢？他一赌气，走了。
那天，段永霞正在喂鸭子，就见一群人说笑着冲她家走来。她迎了过去。一个五十岁上下，在她看来和宏昌一样中等个头的男人，发现院里院外遍地尽是肥嘟嘟的鸭子，十分兴奋，问这问那，段永霞接待的人也已经不少了，就镇定地问啥答啥，彼此谈得很投缘。
段永霞原以为这是地区或是县里来的干部，便问：“不是说马上有外国人来吗，什么时间到？”
这一问，把对方问愣了，很快笑起来，说：“我就是，我就是，日本人！”
段永霞一听，被闹了个大红脸，这才知道，日本人跟中国人长得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对方是日本人，她就开始不讲话了。乔木一男问她：“为什么小岗村不能家家户户都养鸭子？”她不答。随行的县干部急了，要段永霞还像刚才一样回答客人问题。
段永霞于是直话直讲：“小岗很多家还很穷，没钱买这么多的鸭苗呀。”乔木一男明白了，点点头，当场表态：“大家都养，我来出钱。”
段永霞高兴地说：“那太感谢你们了！”
乔木一男接着又说：“大家都来养，村里还可以建一座加工厂，建一座冷库，很多工作村里都是能做的。”
段永霞后来把这事告诉严宏昌，严宏昌也替小岗人高兴。他想，如果小岗家家都喂鸭子，又有冷库存，又有加工厂，这事就可以做得很大，真是那样，小岗村真的将“鸟枪换炮”了。想到这里，他又不免敲起了心鼓，就怕村里的当家人好事办不好，自己这两年莫名其妙的遭遇，就足以让人乐观不起来。
谁知，事情说来，就来了。段永霞养鸭子已经养出了一整套的经验，严宏昌的鸭子生意更是做得得心应手，县里又来人了。
这次的态度很强硬：“鸭子不许喂了，你们这样干严重污染了小岗村的环境，群众意见很大。”
严宏昌问：“你说的‘群众’，具体是谁？”
来人不耐烦，只是说：“必须停！”
无论严宏昌怎么说明，怎么保证，但来人一言九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严宏昌真的是寒心透了。
他和段永霞只好“金盆洗手”。已经尝到了养鸭子甜头的小岗人：严立学、严立华、严金昌、严付昌、韩国云、关友章以及大严村的几家养鸭专业户，也都只有停下来，老老实实去种地，安分守己地当农民。
鸭子不准喂了，不过，严宏昌毕竟在贩粮食、贩鸭子的生意上赚到了一笔钱。*年秋后，他终于张罗着要盖“大瓦房”了。
那时，在凤阳，有了一点钱的农民，一般都在拆茅屋，盖瓦房，现在严宏昌却要将多年计划中的“大瓦房”，一步到位，盖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他要彰显自己的能力与实力，以及与众的不同。
他把新房的地点就选择在茅屋的东面。为什么选在那儿，他的理由是：当年万里来他家作客时，就曾指着那个地方说，希望他将来盖上瓦房。他认为，这是万里“确定”的地点。
虽然他还只有盖出一层楼的钱，但他却是打出了足可以盖上三层楼的地基；他还把客厅盖得很大，比城里的任何一个干部住宅的客厅都要大，就是村里来个几十口人开会，也坐得下。
据他介绍，盖那一层楼，他花了九万元。可村里人说，他这是今天的价格，实际上也就五万多。但这在当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严宏昌对这房子十分满意，他说，今天的农民就应该住这样的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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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上了大房子（1）
严宏昌就是严宏昌。毕竟，他曾是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带头人；毕竟，他还是小岗村知书达理有文化的农民。《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朱文轶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表述：尽管不断地抛头露面给严宏昌带来了一些麻烦，遭到村中其他家族的忌妒，尤其一直是队长的堂兄严俊昌对这位堂弟的敌视越来越强烈，不过，外面世界的大门，毕竟向这个家庭打开了。
一九九一年三月初，严宏昌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振民教授的一份电报，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关于恢复上海主人印刷厂改革试点暨搞活城乡合作经济理论和实践研讨会”。
此前，上海主人印刷厂，严宏昌连听也没听说过；城乡合作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更不知道。好在现在新盖的房子已告一段落，田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活，闲着确实又没什么事，就准备去看看。
去的那天，他已回忆不起具体日期，段永霞却记得十分清楚：农历二月初二。小五严德锦生下就是个“病秧子”，为求吉利，自小就在后脑勺留下一撮胎毛，乡间叫“后拽”，这一天，他正满十二岁，按老话说，二月初二要找人将那撮胎毛剃了，而这一天宏昌正好出门，日子就这样记住了。
“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更寓含着中华民族一个美好的传说。相传冬眠了多日的龙，在这一天，会凌空跃起，然后腾云驾雾，游之于四海了。
这天严宏昌赶往上海，被安排住在华东政法学院留学生楼。在王振民教授那儿，严宏昌才清楚，这个研讨会，源起于上海六个大学生，带头人叫毛来，早年辞职下海，办起上海主人印刷厂；小岗村的“大包干”进了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也先后出现了许多私人商业网点。前些日子，上海主人印刷厂和上海所有的私人商业网点一样，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无一例外地被上海市工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这事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都掀起了轩然大波。上海社科院和有关方面于是组织了这次研讨会，其实，它只是正在席卷全国的姓“资”姓“社”大讨论中的一部分。而作为这场争论的“源头”，小岗村大包干的带头人严宏昌，当然也就在被邀之列了。
研讨会的级别很高，但会上的发言各执一词，并且言辞激烈，这使得严宏昌见识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他是应邀者中唯一的一个农民，却丝毫没有一点怯色，显然这得益于他多年作为小岗村与社会各界沟通的“外交代表”，介绍“小岗村大包干事件”的民间发言人，场面上也是久经历练了。他发现许多人在抨击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私人商业网点时，都联系到了中国农村出现的“家庭联产经营”，而且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他当然接受不了，就主动要求发言。他说，今天许多专家在这里就农村中的家庭承包经营是姓“资”还是姓“社”，争论不休，其实早在十年前，中央就已经说得很清楚：这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并不可怕。”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开始的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就已经明确地指出：包括我们小岗村大包干到户在内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
住上了大房子（2）
严宏昌的口才早已是上乘了，他的发言又是有理有据，而且旗帜鲜明。他说：“农村中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都不可怕，上海的私人商业网点和个体性质的主人印刷厂，就那么可怕？就一定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我认为这是自欺欺人，耸人听闻！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应该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只要群众欢迎，对群众有利，群众希望他们存在，就应该支持，强行吊销他们的执照，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最后，他坦率直言：“我不客气地说，把个体经济看作资本主义性质，这是你们站错了立场上，个体经济的发展，与国有利，与民有益，不容许它的存在与发展，是绝对错误的！”
严宏昌的发言，引起强烈的反响，有人问他：“你毕业于哪个大学？什么专业？”
严宏昌幽默地笑道：“中国农村大学地球系，正在学习。”
当天晚上，上海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以及上海一些报纸，都将研讨会召开的新闻，以及严宏昌在会上的发言作了及时报道。
会开到第三天，上海市人大主任葛修璐和上海市经委主任汪其，都出席了会议。二人握着严宏昌的手，高兴地说：“你就是小岗村的严宏昌？”招呼他坐到前排去，并请他再作一个发言。严宏昌也没推辞，爽快地又向大家报告了小岗村所以闹起包干到户的原因，和这场改革给小岗人带来的变化。他结合自身的体会，把话题引入到上海市工商局对个体经济所采取的错误的做法，指出这种做法是违背了群众的意愿，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也是不符合今天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时代大趋势。
他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就如此严肃的课题，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平生还是第一次。他甚至对自己的勇气，以及口才，也暗下感到几分惊奇。他的发言反响之大，更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
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热烈，有人竟当场拉出了大幅标语：“强烈要求恢复上海主人印刷厂！”散会后，由上海一家仪表厂党支部书记辞职下海、领着学友创办主人印刷厂的毛来，开车把他接去看厂，当时的工厂，还正在被封。
第四天，严宏昌被请上了主席台，大会安排他同上海市工商局长直接对话。
这个对话，被上海媒体看作“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同上海“吊销事件”主政者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工商局长首先强调：上海是一座大都市，是社会主义的大都市，决不能允许像私人商业网点和像主人印刷厂这样的资本主义产物，在上海蔓延；取缔并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是必要的，也是无可非议的，这是为了维护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健康地发展。
工商局长说到激动处，还拍起了桌子，表现出无比的义愤。
严宏昌发言时，却显得颇为冷静。打从小岗村包干到户走到今天，遭遇到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已使他修炼得“每逢大事有静气”。杀头坐牢都不怕，同上海一个工商局长当面对话，好大个事！
当然，他没忘记自己的农民身份，他的话题，自然是从农村改革切入。他首先提到五年前，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中央下发的第五个“一号文件”。那个文件中已明确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农村允许它存在并有所发展。”由于在办塑料制品加工厂以及长途贩运粮食和鸭子的那些日子里，他一直就被人指责那是“资本主义性质”，因此，上面的这句话，他记得十分清楚，而且刻骨铭心。他对这位局长说，个体经济在中国农村允许存在并希望有所发展，上海个体经济同属此理，它一样地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仅应该让它们存在，更应该为它们提供发展的空间。吊销，封闭，都是不利于上海市经济发展的，是不理智的。事实证明，小岗人当初搞的包干到户，已经受到各地农村的欢迎，并被广泛地推行；历史也将证明，上海市工商局局长强行取缔个体经济是极其错误的，是不得人心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住上了大房子（3）
他问工商局长：“你说它们都是资本主义产物，你可以告诉我，在这件具体的事情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的鉴定根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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