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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的故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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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不响,办厂需要的八十万元,已经解决。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啊!
生产队长严俊昌一听,是这么大个事,不敢做主,于是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喊到严立坤家门口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
严宏昌没想到,大家坐下后,分析来,分析去,七嘴八舌,一连开了三个晚上的会,也没得出一个统一的认识。
有的说:“宏昌,你这是好心,替大伙着想,可咱小岗人才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一不愁吃,二不愁穿,折腾那个干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农村改革宣言书(4)
有的说:“盘古到今,农民都是土里刨食,种田过日子,办啥厂呀?火烧烟熏的,不说这是糟蹋土地,再讲也危险不是?”
有的说:“我们人老几辈都是老实的庄户人,决不能干那种眼只望着钱的事。”
更多的,还是担心:“乖乖,要花这么多钱?八十万?贷款只是借给你用,到时要归还的,有个闪失,砸了,怎么办?”
最后,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干,庄稼人不能趟这浑水!”
严宏昌一直认真地听着大家的意见,耐心地听了三个晚上,可是,他越听越失望。自己掏腰包,辛辛苦苦把办厂的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完了,县委书记也满意,还亲自帮助解决了贷款,这对小岗人来说,等于是“打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们却不接受。他给他们耐心解释,说建窑厂又不是造导弹,需要啥高科技,而且啥原材料也不用备,小岗有的是荒地,不愁办不好,可大家就是不信。
他直感到一腔热血泼到了凉水上,难过极了。
其实,会场上出现这种场面,严宏昌本应该有心理准备。现在的小岗人已不同于几年前了,那时他们是走投无路,为大旱之年不被饿死,所以不怕杀头坐牢也要团结一心跟着他把田分了。现在不同了,大家都有吃有穿了,办企业肯定会有风险,谁还愿意冒这个风险呢?再说八十万,这数字也太吓人了!当时一个万元户就很稀罕了,就算是富得流油了;八十万,那岂不是天文数字?小岗人何曾见过那么多钱?正像一个村民讲的,万一办砸了,还不了,怎么办?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也还都是纯朴本分之人。
最后,严宏昌退而求其次,他说:“大家担心窑厂由生产队办,怕土地会像过去在集体里一样谁都不爱惜,干起活来不出力,结果将熟地整成了生地,把肥地种成了瘦地,干到最后大家没饭吃,我理解。这样吧,窑厂由我个人来承包,我每年向队里上缴二十万元纯利润。”
严宏昌觉得工作已经做到这个份上,可以说,万事俱备,其实就只欠大家言一声“同意”。大家真的可以不用操一点心,所有责任由他一人承担,凭他多年承包工程的经验,办这样的窑厂,等于三个指头拣田螺——十拿九稳;窑厂建起后,不但能够解决队里一些富余劳动力的工作,每年保证队上有二十万元的收入,这些钱也能让小岗村每年办成一两件集体事业上的大事。
严宏昌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严俊昌身上,因为他是队长,大家在大事上还是听队长的。但是,严俊昌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办窑厂是以生产队的名义贷的款,就算他严宏昌个人承包了,但如果出了问题人家还得找生产队,他承担不起这份责任。
大家不认可,严俊昌也不支持,讨论办不办窑厂的事,就这样不欢而散。
严宏昌沮丧极了。多好的项目!多好的机会!改革出了大名的小岗人,有了几天饱饭吃,就不敢大胆想,大胆地闯,不敢冒点风险,干点大事,这还配当年的名声吗?
虽然不少村民有顾虑,但在严宏昌看来,办窑厂是个稳赚不赔、毫无风险、可以说有百分之一百把握的事情。何况,会上还有严立学、严立付、韩国云、关友章这些人在支持。如果今天队长还是他严宏昌,只要有三分之一的村民赞成,他就敢拍这个板。小岗人既然包干到户敢为天下先,他相信,窑厂办起来,不往大处说,他和小岗人至少会成为全省最早住进砖瓦房的农民。到那时,多风光,前来参观的人走进村,眼睛也会为之一亮。
严宏昌越想越痛苦,他待在家里几天没有出门。
他没有勇气再到陈庭元书记那里去,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向陈书记去解释。他确实是以小岗生产队的名义向县里申报项目的,队里不愿意干,他就干不成。
这天他正待在家里纳闷,听到有人走近的脚步声,这才慢慢地抬起头,竟发现是陈庭元主动找上了门。
那两天,陈庭元一直在为小岗忙着轮窑的贷款,贷款的事落实下来了,却不见严宏昌的影子,他很奇怪,就亲自下来看个究竟。
“窑厂的筹备工作怎样了?我已把你们需要的贷款办妥了。”陈庭元乐呵呵地说。
严宏昌闷哧了半晌,不得不据实相告,把生产队开了三晚上群众会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介绍。
陈庭元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直叹气,说:“宏昌啊,算了。群众的事,群众不同意,你也不能勉强。”
温饱之后的小岗人(1)
一九八四年,中央下发了第三个“一号文件”,严宏昌发现,这次中央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要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并要求各级政府逐步把精力转向领导农民发展商品生产,认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性任务。”
为了这个“历史性任务”,严宏昌想了很久。他更加坚定地相信,上年准备办轮窑厂的想法是正确的。问题是,大伙不同意,他也拿不出多少理由去说服大家。外地的农村都在怎样“发展商品生产”,富裕起来的农民又是个啥样子?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也就在那一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被宣传开来。这话,正对严宏昌的心思。他认为,后一句话就是说给农民听的。农民当然要种地,要种还得种好,因为一个国家农业不搞好,国民经济基础就成了问题;但农民只知道种地,仅靠种地,你把自己脑袋栽进地里去,也不可能富到哪儿去!
他坐不住了,就决定到外边去跑一跑,看一看。小岗人包干到户搞改革,领先全国,带了头;新的“历史性任务”来了,也不能落伍。
出去跑就要花钱。当时,妻子段永霞最大的心思也就是建房子。最小的孩子已有四岁,五个孩子都同他们挤在一间茅草屋里,早就转不开身,夫妻俩没办法只能在墙上打出两个洞,搭了个小阁楼,每天爬上去睡。严宏昌要动用盖房子的钱,只得谎称去买收割机,他向段永霞要了三千元。
他首先去了河南郑州。原以为那里是中原重镇,又是农业大省的省城,肯定有看头,但在郑州郊区跑了两天,觉得同安徽差不多,这才猛然想起一句老话:“宁向南走一千,不向北走一天,”于是又掉头南下。
到了上海郊县,竟也看不出什么头绪,乘车便去了福建。结果发现福建农村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山区还很苦。
这天晚上,他住进一家私人小旅社,住的是十多人一间的房,大通铺,电视还是黑白的,放在院子里,大家都只能挤在院子里看。这天电视播放的,正巧是*视察浙江瑞安农村的事。这条新闻,别人看了没反应,他却看得眼发直。心想,早听说浙江的农村经济搞得很活,*视察的地方更是错不了,于是,他决定去瑞安看看。第二天,折回头,先奔温州,再转乘汽车跑了几百里,赶到了瑞安。
在瑞安,严宏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
瑞安的农民竟然抽三块钱一包的香烟,而在凤阳,县里上班的那些干部也才吸八毛二分钱的“红三环”;他去买火柴,等了半天不见对方找零钱,一追问,才明白,瑞安人早已不用分币了。
真正打动严宏昌的,当然不光是这些小事情。瑞安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小工厂,这让他大开了眼界。
严宏昌随意对其中一家作了考察。这家户主叫张顺贤,一个热情的瑞安人。他的家庭工厂不大也不小,二十多台机器,招了四十多位工人,主要搞的是废旧塑料制品的加工。废旧的塑料他是去山东和安徽的废品商店收购来的,只是拉到瑞安加工,最后再卖到山东和安徽去。
严宏昌听说原材料的收购和成品的销售,“两头”有的就在安徽,不光感到惊讶,还顿时来了兴趣。
张顺贤是个精明人,他留意到了严宏昌瞬间神态的变化,忙问:“你是那边人?”
严宏昌说:“我是安徽人,家在凤阳。”
“凤阳我也是常去的,”张顺贤高兴地说,“很多废旧塑料就是从凤阳废品商店进的货。”
温饱之后的小岗人(2)
经张顺贤这么一说,严宏昌很是惊讶。想不到千里之外的瑞安这家工厂竟然与自己的家乡有着这样一层“亲密关系”。
“我是凤阳小岗村人,”严宏昌说,“很想像你们瑞安一样,也办一家这样的工厂。”
这下轮到张顺贤惊喜不已了,他兴奋地说:“你就是小岗人?嘿,中国的农民都要感谢你们小岗人哪,是你们不怕杀头搞了‘大包干’,带来今天的大变化,否则,谁也不敢想,如今瑞安农民家家户户能办工厂!”
张顺贤死活要留严宏昌吃饭,还要留严宏昌住上两天。好意难却,严宏昌就在张顺贤家里住了下来。
张顺贤不再把严宏昌当外人,生产、生意上的一些“秘密”,也就不瞒他。告诉他,办这样的塑料制品加工厂并不困难,其中的利润却很可观。收购废旧塑料,一吨能加工出○点七吨到○点八吨的成品;一吨加工费不过一百元上下,二次拉丝也只有一百元上下,加上来回运费,成本总共一千元左右,卖出去一吨便是八千元。
严宏昌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像在听神话故事那般入迷。边听,边在心里默算张老板一年的纯收入,算到最后,兀自一惊:一年能挣七八十万!
这可是瑞安农民张顺贤正常情况下的年收入啊!而且,在瑞安,像张顺贤这样的家庭工厂,也只算得上一般!
当严宏昌得出的这个数字,被张顺贤证实时,在小岗村称得上“首富”的严宏昌,内心的震撼,我们从他讲述这段经历的口吻和神态上,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当时,他就展开了想象。他想,凤阳县不仅有磷肥厂,还有化肥厂,这都需要大量编织袋,但直到今天,凤阳也没有一家这样的塑料制品厂。凤阳县没有,周边的各个县里也都没有。这真是一条再好不过的致富的门路!
他告诉张顺贤,他很想为小岗村也办一个这样的工厂。张顺贤不仅觉得可以,而且满口答应,如果需要帮忙,只管言语一声。
严宏昌谢过了张顺贤,便心急火燎地往回赶了。
回到小岗,找到正在田里插秧的段永霞,严宏昌兴奋地说:“今天别插了,快回家做饭,中午我要请人商量大事!”
段永霞问:“你把收割机买回来了?”
严宏昌一愣,马上说:“这事比收割机重要。”
段永霞不知道有啥事让严宏昌高兴成这样,红光满面,喜笑颜开的,就没有多问,赶忙回家准备午饭。
因为害怕再次出现办窑厂时的那种尴尬局面,严宏昌决定备上一桌酒席,先找有代表性的几个人通通气。所以,他除请了严俊昌、严立学两位村干,还请了韩国云和严立付。在小岗,大都姓严,几家姓关的也是姓严的亲戚,就韩国云一家姓韩,刚解放时韩国云就是村里的贫协代表,至今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严立付算是小岗村的“知识分子”,只有他从前读过私塾,又住村西头,很有代表性。当然,严宏昌没料到,这天安徽电视台著名栏目《社会之窗》的主持人汪清,也正好来到小岗采访,不请自到,主动找上门来了。
等大家到齐了,酒过三巡之后,严宏昌就把他这趟的瑞安见闻以及他的打算,作了一番有声有色地叙述。
谁知,他见闻的“真实性”首先就遭到了在座的质疑:
“你说那边农民抽三块钱一包的香烟,干吗这么烧包?有这么贵的香烟吗?”
“买东西,零钱都不找,你也认了?连分币也不用了,那银行还印分币干什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温饱之后的小岗人(3)
这显然属于“少见多怪”,严宏昌一笑了之;但他们对他说的塑料制品加工厂能赚大钱,就更不相信了。
“工厂就那么好办?真好办,还会等着我们小岗队的人来办吗?”
“大钱就这样好赚?山东、安徽两省的能人多的是,这钱好赚,能让他瑞安的人赚了去?”
“不可能,不可能!”
不过,严立学相信。他在小岗生产队干了多年的会计,对数据最敏感,从张顺贤算给严宏昌听的那几笔账上,他确信,这是个好项目。他表示:“可以试试。”
韩国云听得也很认真,他觉得严宏昌调查得很仔细,分析得也有道理,最后也说:“这事能干。”
但是,严俊昌的头直摇,坚决反对。他严肃地提醒:“宏昌呀,你说得天花乱坠,农民就是农民,钱只能从地里找!”
严俊昌的这种看法,没出严宏昌所料,对于“发展商品生产”,不光严俊昌是这样看,其实许多小岗人也都是这么看的。因此,他耐心地解释道:“小哥,农民种地,天经地义,但光靠种地也只能吃饱饭,是富裕不起来的。我相信,把这个厂办好了,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比整个小岗生产队种地打的粮食还要强!”
严俊昌不相信,也听不下去,他开始把话说得有些难听:“当农民,不要成天‘五花缺,六花心’的异想天开!农民只管种地,不种地还叫农民?”
严宏昌这次下决心要做通堂兄的工作,他说:“我小哥,现在中央文件里都鼓励农民要发展商品生产,再说这也是小岗今后的一条出路。”
严俊昌完全听不进,他开始不再容严宏昌分说:“你就不要再说了,说得天花乱坠,我不爱听!”
严宏昌仍然赔着笑脸,他认为严俊昌吃亏就吃在没有文化,思想过于守旧了,于是说:“我小哥,你也应该出去跑跑,看看,瑞安的农民早就这样干了;前不久*才去那里视察过。”
严俊昌显得不耐烦:“我不用去看。”
严宏昌说:“老学子(严立学)、老云子(韩国云)也都觉得这事能干,可以试试。”
严俊昌一听,顿时把嗓门一下提得很高,断然说道:“这事不能搞!”
酒,显然喝不下去了。
严宏昌被弄了个“大红脸”;他请来的严立学、严立付和韩国云,也都很尴尬。
酒桌上会发生如此激烈的争论,更是安徽电视台在座的两位客人始料不及的。
省台《社会之窗》的电视节目,当时在安徽的影响,毫不逊色于今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主持人汪清也因此在安徽名声大振。汪清听说严宏昌从浙江带回来一个“商品生产”的项目,他对这话题本来就大有兴趣,何况现在又是由“中国改革第一村”的这些“重要人物”来谈,自然,机会难得 。因此,得知这一情况时,他就暗示随行记者悄悄打开摄像机,直接对准酒桌,进行现场录像。谁知道,这话题居然争执得水火不容,各不相让。最后只见严俊昌愤然站起,指着严宏昌,大声说道:“我告诉你,你说的那个啥工厂,要搞,你自己搞,我们不搞!”
他说得斩钉截铁,不容分辩。
由于小岗成为名声遐迩的“中国改革第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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