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地文化名人自述:穿越美与不美-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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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我我家在哪里，他把我送过去。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下着大雨，我们一起躲在楼底下避雨，等雨小一点就冒雨去了我的父母家，妈妈一开门看到我，吓了一大跳。从上海到香港，只收了一百五十元港币，还帮我拿了香港的身份证。这是我这辈子花得最值的一百五十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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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之后，家中地方很小，妈妈马上带我去买了一张行军床，晚上打开睡觉，白天收拾起来。然后我就到处去找工作，做过很多杂工，最累的就是风镐，当时香港普遍的工资是一天三块钱港币，但是风镐可以达到一个小时两块钱。我身体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工作四小时，时间再长了就吃不消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4）
当时从各地来香港的年轻人非常多，我们当时联系到的就过千了，这种联络一直维持了二十年之久，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了台湾大学的校长，有的成了著名的教授，有的成了很出名的出版商，大家各自忙，也就很少联系了。我喜欢看书，那时我跟他们说香港报纸上的那些小说我也会写，他们都不相信。结果我花了一个下午，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投稿到《工商日报》。我是七月份到的香港，九月份写的那篇小说，十月份就发表出来了。前年我回来的时候，香港的记者真是本事大，竟然把那个小说找了出来。我自己看看：哇，这样规规矩矩的文章竟然也能写得出来。当时文章登出来，通知我去拿稿费，我以为只有十块八块的，结果给了我九十块钱。报馆的人跟我讲：“你的文章有一万字，但是我们删改了一些，剩下九千字，一千字十块钱，满意不满意？”我当然满意极了，问他们这样的文章还要不要，他们说需要的，让我继续写。我这才觉得原来写东西也可以做为谋生的手段。写一篇那样的文章，太容易了！
　　后来我就到处去投稿，从我第一次投稿到现在为止，从没有被人家退过稿。1959年，《文汇报》上面讨论一个小说，因为《文汇报》是一个左派报纸，他们拼命批评一个小说，我就为那个小说打抱不平，结果我的文章也被登了出来，我连稿费就不敢去拿。
　　写到后来，我经常给有家叫《真报》的报馆写稿，《真报》的社长找到我，他说：“你不如来我们报馆帮忙好了。”我说：“好啊，我反正没有事情做。”那时候的报馆很简单，总共五六个人，一个社长，一个采访部主任，旁边就是字房。我问社长：“我做什么？”他说：“什么都干，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了。”比如说采访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给他买；字房里说副刊少三百字的影评，我马上就要写三百字的影评，尽管电影连看都没看过；甚至社长出去应酬，要六百字的社论，我也要马上写六百字的社论。报馆一个月给我一百一十块钱，可以维持生活了。当时我半个月发一次薪水，五十五块钱。那时候字房的工人生活很苦，每个月要靠借高利贷生活。我看不过眼，就跟字房工人说：“你们真是要借的话，向我借好了，我不要你们的利息，甚至也可以不要你们还。”高利贷很厉害的，借一百块钱，每天要还五块钱还一个月；还有一种是九赊十三归，就是你借一百块钱，他们只给你九十块钱，但是到了月底还账的时候要还一百三十块。我离开香港十几年，前年回来，走在大街上有人见了我就跟我拥抱，一报名字才记得他是当时报馆字房的工人。
　　当时台湾有个叫司马翎的很出名的作家，在《真报》上连载武侠小说，写着写着，稿子不来了。我就跟社长说：“这种小说，老实讲我写出来比他好。”社长不相信，我就说：“先续下去再说，因为他的稿子可能会来的。”续了两个星期，不仅没有人看出来，而且读者的反应好得不得了。后来司马翎来了，大发脾气：“谁敢续我的小说？”我说：“谁敢啊我敢。”司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来岁，他看了我续的内容，笑着跟我说：“续得很不错。”我说：“岂止很不错，简直是写得比你好！”司马翎气得要死。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5）
后来他不写了，社长说干脆你开一篇新的好了。我就开始写，三块钱一千字，一天两千字。简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半个小时都不用就可以写两千字！
　　这篇小说发出来之后，一个月内有四家报馆找到我，要我给他们写武侠小说。金庸差不多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找到我，让我给《明报》写。他给我十块钱一千字，每天写两千一百字。到了月底，我拿到六百三十块钱的稿费，我第一次拿到一张五百块面额的钞票。我和老婆拿着那张大钞笑了半天，商量着怎么办。我老婆要把它存起来，可是我却想把它花掉。当时在香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去饭店，五块钱可以要三个菜一个汤，白饭可以随便吃；去看电影，一张票一块半，我们两个人只要三块钱。一般人一个月如果拿到四五百的话，就是很高的工资了。那是在1960年，金庸的报纸是1959年创刊的。
　　《真报》是一个极右派的报纸，极端反共，《明报》则表示中立。有一次金庸在《明报》上说《真报》“只顾反共，不顾事实”。我写文章和金庸论战，说“我们既顾事实，又顾反共。”那时候《明报》创刊已经接近两周年了。有人开玩笑说：“你这样和金庸对着干，小心他不让你写稿呀。”我想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有大把的报纸让我写稿。《明报》两周年的时候，我去参加，查太太在宴会上大声问：“倪匡来了没有？他这样骂我们，还敢来吗？”我笑嘻嘻地说：“早就来了，就在你后面。”查太太大笑，这个镜头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时我在《明报》上写的是《南明潜龙传》。
　　和金庸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我现在记不得了。那时候，我们那帮联系起来的几个南来香港的青年，经常在一起喝下午茶，谈天说地。当时有张彻、董千里、萧适楼等等，金庸有时候也参加。张彻那时候还没有做导演。最近见到金庸，我跟他感叹：“那时候经常聚会的人好像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他想了半天说：“刘以鬯。”但是刘以鬯那时候很少跟我们来往。我和金庸的交往，我觉得是君子之交，我们之间永远是他来找我，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因为我觉得他是大人物，那么忙，又有钱。他有学问，我也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他现在返老还童，性格比以前活泼了很多。我回香港之前，他打电话给我：“你搬回来住？太好了，你搬回来我就不去英国念书了。”结果我真搬回来了，他还是去英国念了博士。我问他：“你怎么又到英国去啦？不是说我搬回来你就不去英国了吗？”他说：“我有说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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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彻的剧本差不多都是我写的，所以有个对子说“屡为张彻编剧本，曾为金庸续小说”。我和张彻的交往太早了，那时他三十来岁，穿一个花衬衫，头发吹成卷的，个子又高，真是神气！张彻是个非常出色的文人，书法、作曲什么都能干。那时候我在《真报》客串写影评，他在另外一个报纸上写影评。我写影评，有时候是根据一张海报就开始写了。张彻是真正懂电影的人，看到我写的影评，看不过眼，就在报纸上写文章骂我，说我没有题材写东西，没有看过电影就乱写。我就跟他论战：“你这位先生真有趣，不是评电影，是评影评，不是影评家，是评影评家。”后来董千里看到了，说：“张彻我认识的，找他出来喝咖啡。”我们一见面，就很投机，成了很好的朋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6）
后来他做了导演，他找我写剧本，　我说我不会写剧本。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形式叫电影文学剧本？”我说：“知道，我很喜欢看。”他说你照那样写。所以我给张彻写的剧本都是文学剧本，你看我写的剧本就像看一篇小说一样，从头到尾没有电影术语，直到现在我也不会写那种有电影术语的剧本。当时有个导演，以为所有写剧本的人都想做导演，在我写剧本很出名了之后，找到我问我想不想做导演。那位导演下午五点钟到我家，一直讲到半夜一点。他撑不住了，说：“我饿了。”我说：“你还没有吃晚饭？我陪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他又问我：“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我马上给你安排？”我说：“没兴趣。”气得他大骂：“你为什么没兴趣？”我说了一句话，让他三个月没有理我：“我自认上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这辈子何至于沦落到要做导演？”因为我知道那时候一定不能敷衍他说：“让我考虑考虑。”否则的话他三天两头地来，岂不烦死了，所以一定要严词拒绝他。
　　我这个人，是很个人化的一个人，对于我来说，最适宜的工作就是写作，完全是个人的，不必听任何人的意见。而拍电影要和几百个人合作，电影没有拍完，我早就死掉了。所有做电影工作的人都想做导演，但是我不想做，一点兴趣也没有。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做不了。我在香港一混就是几十年，写作是我唯一的谋生方式，稿费越来越高。提高稿费的办法也很简单，最多的时候同时要写十二个武侠小说，在墙上拉一个绳子，拿小夹子把每个要写的小说夹在绳子上。今天该写这个了，就把这个摘下来，一口气写上十二天；明天该写那个，就把那个摘下来写上十二天。每次写大概不到两万字。我从来不收集自己写的武侠小说，很多人来找我谈出版我的书，我说那要你们自己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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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前，蔡澜说我的样子很滑稽，可以去做演员。当演员的报酬很高，我那时候是三万块钱一个班，一个班从早上十点钟到晚上十点钟。那时的三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二十万，所以那时我花钱很阔气。我第一次是演一个嫖客，他跟我说有很多美女，我说好呀。我第一天到拍摄现场，他们说：“匡叔，你来了。”他们知道我爱喝酒，有人就送了一瓶蓝带白兰地给我，我一个人喝完了，感觉很好，一个NG都没有。第二天，侯先生侯冠昌送了两瓶蓝带白兰地给我，结果我给喝醉了。拍电影很奇怪，比如说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十二个小时，真正拍摄的时间却很短，大部分时间不是闲聊就是赌牌。后来我就带书去看，整套七十多本的柏杨版的《资治通鉴》，我是在当临时演员的时候看完的。
　　我喝醉酒那次，到了拍摄的时候，我连动都不能动，很多女演员等在那边。导演给蔡澜打电话：“你看你介绍来的临时演员，喝醉了酒连动都不能动！”蔡澜说：“用水淋呀！”导演说：“淋过了，他不醒啊！”蔡澜问：“他是什么角色？”
　　“嫖客！”
　　“嫖客喝酒不是很正常么？抬他进去呀。”
　　他们就找了两个杠子加一个椅子，把我抬进去。椅子晃的时候，我才有一点反应。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剧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衣衫不整的。
　　是岳华介绍我跟蔡澜认识的，那时岳华正跟我妹妹亦舒谈恋爱，经常到我家里来。有一次他说：“有个朋友从日本留学回来你可以认识一下。”我说：“我这个人脾气很古怪，谈不拢不欢而散的时候多。”岳华说：“我知道，但是我宁愿冒这个险。这个人你一定要认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7）
我们两个人到了蔡澜家，蔡澜拖着拖鞋出来问我：“喝什么酒？”
　　“你有什么酒？”
　　“我这里只有日本清酒。”
　　“那就喝日本清酒。”我跑到蔡澜的厨房，拿出电饭锅，放些水进去，把清酒热了喝。我们聊得很投机，最后把蔡澜家里搞得一片狼藉。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
　　蔡澜后来跟邵氏的高层搞得很不愉快，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邵氏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办公室，把他干搁在那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跟我说：“我不如趁机学刻图章。”我笑话他：“你连字都不会写，学刻什么图章？”
　　“那我就学写字。”他果然就去拜师学写字，结果到现在他字也写得好，章也刻得好。真是不得了，这个人真是有才气。我那时候号称邵氏只有两个人能请得动我，一个是蔡澜，一个是张彻。邵逸夫都不灵，所以古龙说我是“倪大架子”。我在美国的时候，蔡澜过去看我的次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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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我去台湾，第一次认识古龙。我先是帮一份武侠杂志向他约稿，一见如故。（和古龙见面一定要喝酒吧？）喝酒喝酒。（你和古龙酒量谁大？）古龙的大。古龙喝酒不是喝，是张开喉咙往里倒，直接倒进胃里。很奇怪，他这样喝应该辨不出酒的好坏，但是他能。有一次我试探他，把坏酒放到好酒的瓶子里给他喝，他马上就知道酒不好：“这样的酒我不喝，我要喝好的。”我说：“你喝酒都不经过喉咙的，怎么分辨酒的好坏？”他说：“用嘴巴也可以感觉得到。”
　　1967年见面之后，很长时间我们没有见面。直到1980年之后，我经常到台湾去，见面才多一些。他经常骂我重色轻友，因为我不是很肯为朋友到台湾去，反倒是为女人去多一点。而他因为逃避兵役，不能出国，也不能离开台湾。
　　古龙去世之后，一帮狐朋狗友也不管他，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合办古龙的葬礼，说好一人一半。结果我到了台湾，那个朋友不见了，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多钱？这时候邵氏公司的经理邵太太说：“只要你们不胡闹，古龙葬礼所有的费用邵氏来出。”这简直是及时雨，我说：“你真是伟大，否则的话我头都大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邵太太又叮嘱：“你们不要胡闹。”我说：“我明白。”否则的话四十八瓶XO我哪里买得起。葬礼举行的时候，把酒放在古龙身边，有人说：“酒这样放的话，你们又这么招摇，报纸上登出来之后，古龙死了也不得安宁，肯定有人要偷酒的。”我说：“那怎么办？”那人说，喝掉，每瓶喝一半再放下，这样就不会有人偷了。
　　守在棺材旁边的人开始打开酒来喝。喝着喝着，前面礼堂的人们听到后面有酒喝，也跑过来喝，大概四十八瓶酒都打开了，喝一半就放下。我喝着喝着，悲从中来，对着躺在棺材里的古龙说：“古龙，你也来喝一点。”酒还没有倒进古龙嘴里，他就从嘴里喷出两公分的血柱。当时在场的有三毛等很多朋友，他们见了，赶忙拿纸去堵住古龙的嘴巴。我那时候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小古龙，岂有此理，原来你没有死，你装死来吓我们。”我就要上前去把古龙扶起来。两条大汉走上来扭住了我的胳膊，扭得好疼。我骂他们：“你们干什么？”他们说：“这种情况下你不能碰的，尸体碰到阳气会尸变的。”然后他们就急急忙忙加上了棺盖。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8）
三毛拿了一大捧带有古龙的血的纸，问我：“怎么处理？”我说：“我要我要。”结果带回香港，我老婆吓得要死，给扔掉了。前两年古龙的儿子打官司要做亲子鉴定，给我打电话，说：“匡叔，听说你收藏着我爸爸的血迹。”可是我哪里还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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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亦舒好久没有联系了。1992年，我母亲过世，她从加拿大回来，我们见了一面。她50岁那年，我在美国，她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哎，我居然也五十岁了。”我笑：“人总是要到五十岁的嘛。”之后就没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