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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师·大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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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他说：“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关于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1917年11月《新青年》编辑部正式由上海迁至北京，直到1920年9月随陈独秀复返上海止，其间《新青年》实现了和北大完美结合。自1918年1月起，北大的新派教授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都参加到杂志编辑部中来，鲁迅兄弟也参加了这一工作。《新青年》编辑部的编辑人员几乎清一色的为北大教授，实际上是北大的一个内部刊物。从此以《新青年》为核心和阵地，北大的新文科教员向封建文化思想发起猛烈攻击，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其影响之广泛深远，前所未有。这一点从杂志的销量也可看出，最初只有1000份，很快就猛增到最高时近16000份。
1。陈独秀“一枝独秀”（3）
陈独秀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总司令，也是旗手和先锋，他以犀利的文笔和一往无前的精神，高高树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大旗。《敬告青年》之外，《文学革命论》、《本志罪案之答辨》等文章，都鲜明地表示了对旧思想、旧文化的蔑视，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呼唤。在那样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真所谓黄钟大吕敲金戛玉般振聋发聩。对此胡适就说过，由于他自己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自己的朋友陈独秀，“当时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陈独秀在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虽可谓一枝独秀，但并不是说他就是个完人甚至圣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里不奢谈他后来和自己参与创立并做过最高领袖的党的矛盾，也不再说他身上诸多毛病，只忙里偷闲将他的另一件趣事捎带在此，以博一笑。
当时北大曾流传这样一篇戏谑文字，题目叫《乳赋》。其全文如下：
“乳者，奶也。妇人胸前之物，其数为二，左右称之。发于豆蔻，成于二八。白昼伏蜇，夜展光华。曰咪咪，曰波波，曰双峰，曰花房。从来美人必争地，自古英雄温柔乡。其色若何？深冬冰雪。其质若何？初夏新棉。其味若何？三春桃李。其态若何？秋波滟滟。动时如兢兢玉兔，静时如慵慵白鸽。高颠颠，肉颤颤，粉嫩嫩，水灵灵。夺男人魂魄，发女子骚情。俯我憔悴首，探你双玉峰，一如船入港，犹如老还乡。除却一身寒风冷雨，投入万丈温暖海洋。深含，浅荡，沉醉，飞翔。”
这样文字在开放裸露若今人者看来也够黄够色，道学先生见了更会大惊失色。据传，该文即为独秀陈学长手笔。有人称其为100年前最色而不淫的文章，能把色文写得如此优美，且不让人生浮荡之心，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不像现在的某些作家，用身体写作，恨不得替你宽衣解带，让你面红耳赤，使你心旌摇荡。
一笑之后，笔者自忖：关于“色”，本来无可厚非，连咱们的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都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君子好色而不淫”。老夫子还由此发出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荀子也说过：“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又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快，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向生之者也。”如果结合当时社会背景，再反复品读此文，也许不难悟出，它哪里是一段色而不淫的戏谑文字，简直就是一篇率性而为挑战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封建假道学、歌颂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女性美的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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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怕老婆的“假博士”——胡适（1）
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果没有其他同仁鼎力，陈独秀一枝独秀，很难撑起新文化运动百花齐放的大局面。蔡元培和北大为新文化闯将们提供了萃聚的条件；而北大的新派教授们，又各有各的绝招和本事，各自都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别人难以作出的贡献。而其中几可与陈独秀相颉颃且比之学术寿命更长、影响更深远的要算是胡适了。
这里有个小插曲：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一科由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出题，其中一题是传统的题写对联，给出的上联是“孙行者”，结果一多半考生交了白卷。有个别考生对“祖冲之”，令阅卷老师拍案叫绝。有一个叫周祖谟的考生对以“胡适之”，惹得出题人不禁喜出望外，“对得这么好，考任何系都该录取。”虽为小事一桩，也可见此公确有鼎鼎大名。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原名嗣贰轶U，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当取自其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典故。
1910年，年仅19岁的胡洪骍远离家乡，漂洋过海，赴美留学，师从于赫赫有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1917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毕业时他提交的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当时由7人组成的考评组中，只有一位德国教授精通汉语，别人都看不懂，所以他的论文被搁置下来。胡适当时急着回国，未能进行论文答辩，因此也就没有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胡适的这篇论文，并定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由蔡元培作序，署名为胡适博士著，学术界为之轰动一时。当时有人对胡适的“博士”身份提出质疑，说他是“假博士”。胡适对此可谓耿耿于怀。1927年3月，他访问美国，向哥伦比亚大学重新递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副本，正式领取哲学博士学位，自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止，又先后获得了35个荣誉博士学位。如果以一人获得最多博士学位申请吉尼斯记录，怕是非胡博士莫属了。这35个博士学位，按学科分，法学24个，文学9个，人文学1个，不明学科1个；按国家和地区分：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
当初到美国留学4年后的胡适，在一般留学生尚徜徉沉醉于美利坚丰裕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之中时，却写出了一篇充满忧患意识的《非留学篇》。在这篇长文开首，作者就大声疾呼：“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作者认为，中国“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留学是我国的大耻。但是这又是落后之国从先进之国汲取新文明的唯一办法，“留学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所谓过渡者是也。留学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此目的一日不达，则留学之政策一日不得而收效也。”他还认为，中国派遣留学生数十年，而不能达以上目的之万一，实际上是留学政策的失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教育方针的失误，不知振兴国内教育，只知派遣留学；之二是留学生志趣卑下，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而仅在一己之利禄衣食，急功近利，苟且速成，重实业而轻文科，不讲求祖国文字学术。为了救此弊病，他提出一要慎选留学，二要增设大学，增进国内高等教育。他提出建设和振兴中国高等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说：“久长之计乃在振兴国内之高等教育。是故者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而以留学为宾；当以留学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之预备，而不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留学之预备”，“盖国内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衷，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以国内大学为根本，而以留学为造大学教师之计。以大学为鹄，以留学为矢，矢者所以至鹄之具也。如是，则吾国之教育前途，或尚有万一之希冀耳”。 txt小说上传分享
2。怕老婆的“假博士”——胡适（2）
此后，胡适创办国内大学的思想十分强烈，达到不发不快的地步，多次与人探讨。1915年1月，他同竺可桢等人谈话，呼吁“设国立大学以救今日国中学者无求高等学问之地之失”。同年2月20日，他在与英文教师亚丹的谈话中再一次感受到国家建设大学的重要、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第二天，他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从此，青年胡适立下了终身从事教育以救国家的志向。1916年1月25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不能亡之）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并说：“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救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望而已矣。”
在1917年2月毕业前夕，通过越洋通信，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上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携手，高高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民国初年这场史无前例的新文化运动，由此进入高潮。在此后的80年里，“胡适”这个名字一直像一颗耀眼的巨星，闪烁于大陆、港台及海外的星空上。尽管由于种种政治的或其他原因，当时与后来人们对胡适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谁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平心而论，他无愧为中国新文学开山鼻祖之一。
1917年回国后，胡适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他积极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呼唤民主和科学，大力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因为首倡“新文化运动”而一夜成名，成为中国文学的领袖人物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
他所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可谓新文学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8项内容：“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称胡适的这篇文章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1918年，他在《建设新文学革命论》中，又把所谓“八不主义”总结为4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经胡适的提出及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白话文的运用迅速推广，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书面表述上的支配地位，也开辟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崭新纪元。
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身体力行地投入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实践之中。在文学理论方面，他陆续发表了《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章，大力提倡新文学创作，并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在引进西方文学作品方面，他翻译了法国都德、莫泊桑及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国内的新文学创作提供借鉴精品。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从理论上做了有积极意义的探讨，而且还身体力行，一马当先，尝试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如下面这两首作品，打破了传统的诗词格律，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内容也表达了颠覆传统、反对封建、倡导民主主义及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像一股扑面春风，给诗歌天地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2。怕老婆的“假博士”——胡适（3）
窗上有所见口占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威权”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地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地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
另外，胡适在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文学史研究，甚至戏剧、小说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做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他一方面介绍欧美的思想、文化，一方面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整理重估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并兼顾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从新文化运动起，历次重大的学术文化争论，他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难怪有人说：胡适这一时期的文学主张、创作实践、研究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没有“胡适”，恐怕也就没有“白话文运动”——至少运动也不会在那时发生。
胡适的加盟大增了北大新派的力量和活力。关于他在当时北大新派中的影响和地位，有论者指出26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
胡适到北大的头一年，担任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诸课的教学工作，第二年又任中国名学、中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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