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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西南联大的故事:大师·大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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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萨苏
看到书的题名《大师·大学》，却想起了一段关于“小学”的故事。
如果某个书店进了一册叫做《小学识字教本》的书，估计营业员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分到启蒙教育的书架上。然而，这本书实际上却是一本语言学的专著，解释了三千多个常用汉字的形音义规律，并联系现代方言口语，以探求文字的本义及词汇中的同源关系，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给这本书起了这个古怪名字的，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无可非议的一位大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把研究声音训诂、说文考据称为“小学”。说来，陈独秀给自己的书起如此费解的名字，是很有其道理的。
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对此书颇为欣赏，有意列为国文教员参考书。不过，如此书名，到了书店里肯定造成混乱。所以，请先生改个书名。
结果，陈独秀“大师”脾气发作，表示不可更动一字，既然要改名，索性不出了。
两万大洋的稿费已付，但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到死不用这笔钱。
扪书暗问，作为倡导白话文的领军人物，陈独秀不知道他这本“小学”书会弄到给孩子买参考书的家长骂街吗？
大师，在我们眼里和心里，就是这种学问很大，但总会在某个地方不转弯的人物。
南渡北归几十年之后，我们慨叹着大师们的离去，写下了一系列描述他们的作品。
《大师·大学》是不大一样的。
看完这部书稿，心中有一丝欣喜，一丝钦慕，还有一丝疼痛。
这部书中，大师们仿佛直接被拉到了我们身边，甚至可以让我们听到“大人们，向左转”这样的声音。
读到最后一页，把书合上，脑海里忽然闪过一段对大英帝国的描述——号称日不落国的大不列颠，有三个支柱：殖民地、海军和传统。
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而传统，偏偏被列在殖民地和海军的后面，成为日不落国的压轴底牌。
这是为什么？
也许，只有读了中国的大师们的故事，才能真正醒悟——传统，意味着文化，也意味着积淀。
中国和鼎盛时代的大不列颠一样，都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使中国人彼此认同的，不是民族，而是文化。
而积淀，从大处说，是一代代人站在前人肩膀上推动历史前进的折射，从小处说，是你父亲手上的温暖——而这温暖也是他的父亲给他，代代相传，绵绵相续，斯为我国不绝之魂魄。
在西南联大简陋的校舍里，我们的大师，就是用他们那种不会拐弯的坚韧，传承着一个如同风前残烛，却荧荧不熄的文明。
所以，大师们的坚持，就有了为往圣续绝学的意义。
常常听到这样的感叹：大师不再。
回过头来，确实会引人惊奇，从清末开始，中国这块土地上涌现的大师之多，几乎可称历朝历代的异数。
读到《大师·大学》中对于蔡元培、梅贻琦、陈寅恪、辜鸿铭、胡适等各位先生的描述，你会忽然醒悟到——这个异数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伤感和壮烈。
某人修屋，当年院内梨花盛开，灿若云锦。道衍见之，叹息曰必定是修屋伤了梨树的根。次年，梨树果然死去。
原来，梨树是知道自己将死，故此以生命最后的灿烂，换取更多的种子有机会繁衍。
清末民初，中国文明的命运，也正是如受伤的梨树一样。作为一个绵延几千年的文明最后的信徒，大师们在危机面前迸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他们顽强地守护着这个文明的心脉，并且用各种或激进或固执的手段，尝试着为这个衰亡的文明走出一条生存的道路。即便是陈独秀这样最初是要将这个世界彻底革命的先驱，骨子里也无法割舍对于这个养育自己的文明的深深依恋。
我们的大师，仿佛那些开得最灿烂的梨花，是这个文明在危亡时刻对自己的挽救。
他们，成功了。
我们的文明已经起死回生，梨树的伤痛已经开始平复，所以，今天，梨花也不再如此灿烂，但是，我们会相信每年都可以看到有花开放。
同时，也可以在《大师·大学》中，来重温那段梨花丛中大师们写就的历史。
我等，何其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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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臭名远扬的京师大学堂（1）
当历史迈着蹒跚脚步走近19世纪末，饱尝内忧外患的中国人，似乎更得到了灾难之神的垂青和腥风血雨的洗礼。甲午海战硝烟乍散，戊戌变法喋血未干，义和拳民又鼓噪登场，紧接着八国联军雄赳赳气昂昂开进了紫禁城。《辛丑条约》的签字笔像一把利剑戳在懦弱无能的清王朝心窝子里，庚子赔款更像是要榨尽中国人的最后一滴血汗。风雨飘摇中的老大帝国再也无法一叶障目自欺欺人。慈禧太后老佛爷一大家子凄凄惶惶“西狩”归来，尽管对改革变法一百个不愿意，也不得不痛下决心，宣布实行“新政”。新政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教育制度的改革，废科举办新学。
我们的老祖宗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足可永远炫耀于世界的“四大发明”，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套很完备的传统教育体系。薪尽火传，我们的民族文化正是借助于这套教育体系得以代代相传。但到了隋、唐之后，它却逐渐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并受其制约，正像今天的中小学教育之完全听命于高考指挥棒。到了明、清时代，无论是公立学堂还是私立学堂，几乎都成了科举的附庸。人才的培养就像流水线作业一样简单。读经应考，更像玩傻瓜相机，把生员士子，都训练成了应付科举考试的机器。正如鲁迅所说，八股文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培养选拔出来的“人才”基本上不懂国计民生、社会现实，更无论东洋、西洋和其他国际大事了。
所以，当1840年英国人的洋枪洋炮打进来时，偌大一个大清帝国，竟找不到一个可以领兵御敌出谋划策之人，连最得时誉和史誉的林则徐，对外往来活动中，有时也会说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糊涂话。鸦片战争及其以后一系列的失败，与其说是科学技术不如人、社会制度不如人，毋宁说是教育不如人。因为只有教育才能造就人才。远远落后于历史进程的教育，怎么能培养出跟得上、更毋庸说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才？
面对教育制度严重滞后的现实，一些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忧心如焚，痛彻骨髓，纷纷建言建策，奔走呼号。各种教育改革的主张和实践，汇合成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演变成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
1896年6月，梁启超捉笔代刀替刑部左侍郎李端棻起草上了一道著名的《请推广学校折》，该奏折第一次明确提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的建议。挂名皇上光绪帝此时正与垂帘听政的老佛爷赌气想有所作为，看到奏折后兴奋异常，即朱批总理衙门处理。但总理衙门却哭穷不出钱，筹建大学堂之事遂即搁浅。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诏书中特别指出：“京师大学堂为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
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批准总理衙门的奏议，准许设立京师大学堂，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并将官书局和译书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
办大学堂当然少不了大校舍。光绪帝亲派庆亲王奕谡和礼部尚书许应騤负责勘地和建造事务。因开学在即，先拨出地安门内沙滩后街马神庙也即当年乾隆皇帝四女儿和嘉公主旧府第为临时校舍，并略加扩充，这就是后来的北大二院。同时在北河沿购置房屋一幢，开办译学馆，此即后来的北大三院。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又在北城外黄寺以南破土动工，并于宣统二年（1910年）建成。
1。臭名远扬的京师大学堂（2）
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县人，咸丰状元，曾任清廷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并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的老师，接近帝党，倾向变法，但与守旧大臣也有联系，思想上与维新派有分歧，因而能左右逢源。
受命为管学大臣后，孙家鼐对总理衙门起草的大学堂章程不甚满意，于1989年8月9日另向光绪帝呈上《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提出具体计划8条，主要内容有：一、设立仕学院，专招收进士、举人出身的京官；二、大学堂肄业生，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就所长，由各部录用；三、精减课程门类，取消专门学中之兵学；四、编译局主要编译西学书籍，不得任意删改旧经；五、设总教习二人，分管中学和西学。
1901年8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兴办新式大、中、小学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又发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完备于唐，盛行于明清，前后运行达1300年之久的科举盛事，终于寿终正寝。
清王朝覆亡前后，又正是世纪之交。一些落后陈腐的东西恋恋不舍地渐次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垂死挣扎着继续生存下去；一些新的生命也在顶着重重压抑破土萌芽，或在冷嘲热讽的剪斫下走向夭折。而无论新旧，在这特殊的年代里，都要无一例外地平等或不平等地承受上天对其生命力的考验。京师大学堂可谓是众多新生事物的幸存者。她既是旧世纪的弃婴，又是新世纪的骄子；她骨子里既深深地刻有旧时代的胎痕，又令人欣慰地注入了新时代的基因。新与旧的斗争注定她命途多舛，也注定她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的影响绝对不同凡响。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由于袁大头把教育经费挪作他用，大学堂数月领不到经费，“几至不名一钱”。严复不得已想办法借债应付。当年5月1日，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废除总监督，设校长，各科监督改称学长。5月3日，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兼文科学长。5月13日，北大正式重新开学。
1912年10月7日，严复请辞北大校长之职。严复掌校仅数月，因与教育部矛盾太深，即呈请去职。此后，北大校长走马灯般换了三人，先是章士钊，后又以马良代理。1912年11月底，马良因经费无着，拟向外国银行抵押校产借款引起学生风潮，被学生冠以“盗卖校产”的罪名，不得不请求辞职。章士钊也引咎辞职。12月27日何燏时被任命为北大校长。1913年11月5日，何燏时请辞，当即获准。1914年1月8日，北大工科学长胡仁源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
胡仁源任校长期间，对北大各学科进行了整顿，还聘请了一批著名人物入校任教，如陈黻宸、黄侃、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辜鸿铭、朱希祖、陈汉章、冯祖苟、俞同奎、胡溶济、张大椿、陶孟和、温宗禹、夏元瑮、马叙伦、张辉曾等。他们中有的是声名显赫的前清遗老遗少，有的则是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饱学之士。新教员的引入，使北大的学风，尤其是文科学风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由于北大学生日增，教学生活用房困难。1916年6月，经胡仁源与比利时仪品公司商洽，借款20万元，在原操场兴建红楼一栋。这就是后来的北大第一院，著名的沙滩红楼，中国新文化的发源地。 txt小说上传分享
1。臭名远扬的京师大学堂（3）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它虽然在孙家鼐、严复和胡仁源等人的悉心呵护辛苦支撑之下，多次免遭胎死腹中、难产和停办之虞，但不过差强人意而已。辛亥革命前，京师大学堂办了10余年，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清廷当局都自认其水平太低，更不用说外国人视之为蒙养学堂了。辛亥革命后，学校的名称改了，但本质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良风气的影响，北大的名声臭到了极点，几近于不可救药。
首先是封建衙门习气浓重。按照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因此，大学堂便在当时成了各种失意官员、举贡生监寻求出身的好地方。仕学馆、进士馆的学生，均带有听差。每到上课时间，各房中便响起一片听差“请大人上课”的声音，然后由听差把纸墨笔砚及茶水、烟具送到讲堂。下课了，听差又来“请大人回寓”，学生大人拍拍屁股便走，听差收拾杂物在后。上起体育课来就更热闹了，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浙江象山人陈汉章，是一名老举人，以博学闻名于世。京师大学堂因他名头很响，便聘请他做大学堂的教习。但老先生到校以后，得知大学堂毕业可以授进士、奖励翰林头衔，于是甘愿做学生而不做教习，以取一翰林慰平生。他在马神庙公主府梳妆楼上的大学藏书室里苦苦用功6年后，眼看就要毕业，辛亥革命却爆发了，翰林自然也泡了汤。不过这6年也没有白费，陈老先生学问大进，成为朴学大家。可以说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培养的就是封建官僚，因而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蔓延，学堂更像是衙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仍然是衙门气十足，没有多少学术氛围。有的教师不学无术，进大学教书只不过为做官准备；有的教师干脆就是清末旧官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派头却不小。如沈尹默记述的，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照送如仪。这位老先生还经常在上课时对学生留一手，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绝对不允借阅。
学生也以读书求功名利禄为目的，仍然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虽然取消了科举，一般学生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资格，以毕业后做官为目标。由于有做官发财思想，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为最后总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学一点政治、法律，比较吃香。据统计，1917年底，北大法科的本科和预科在校学生841人，文科学生418人，理科学生422人，工科学生只有80人。读法科的学生是文、理科的总和，是工科的10倍多。以至于北大为招收文科学生，不得不降格以求，报考文科可以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即可。学生入北大后，从法科改文科，随便；从文科改法科，对不起，不准。
第二，学风不正。由于师生满脑子当官发财思想，不思学术，学风极坏。学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学生一年花钱上千大洋，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千上下。一些有钱的学生，在学校里带听差、吃花酒、打麻将、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当时北大还流行一种坏风气，一些无聊师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妓院集中的地方），以至当时“八大胡同”有“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之说。此语指去逛“八大胡同”的嫖客，当以国会议员和北大学生为最多。“两院”指当时北京政府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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