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外就是故乡-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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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水，许多人还和我一样在食堂吃饭，碗里盛的也与我大同小异。有时，同僚间也开些露骨的玩笑和农民式的笑骂。我的顶头上司是部长，他是地委委员，算是地委领导了。有时在大门口见他推了自行车过来，他也会裂嘴一笑，露出一口烟熏黑牙，和气可亲。早晨，许多领导总是穿了背心短裤沿街跑步，一手拿着牛奶瓶子，一手举着小收音机，举着“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的声音像是从未旋盖子的奶瓶里一路泼洒到行人耳中。这时与他们相遇，只要见过一次两次，他们都会点头示意而过。这会让我心头升起灿烂朝霞，温暖亮堂一个整天。
　　我也喜欢我的单位。它横管若干个部门，竖管十几个县市的宣传部，还包括所有的学校、医院和文艺单位。这是宣传部门的鼎盛时期。机关内部，既有会上讨论、批评的一本正经，下来后也常有上下级同事聚在一起打扑克，输了贴胡子、罚端洗脚水等没大没小的笑闹。我的调动也仅仅是凭了两篇报刊发表的文章就让部长一锤定音，全然没有请客送礼等复杂过程。这尤其让我感到单位的干净。
　　我也喜欢我的工作。我的工作这时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把领导的指示油印出来，装进信封，用浆糊封口，领导的精神就安全地存放在里面了。然后写上那些下属地方和单位的名字，分送到邮局或内部的交换站。几天后基层就可以听到领导的声音，效力差不多等于是领导本人到了那里。所以，我感到我是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不可或缺。但是有一天办公室主任有意要拿螺丝钉作一下实验。他让我写一个通知，这是最简单的公文。我写得很认真。所以我交到主任手上的稿纸雪白，上面383个字，个个都像是挑选出来的精兵，站成方阵，集合在那里接受检阅，并等待嘉奖。然而主任却拿起了红笔，不，是一把刀。他的刀在我整齐的队伍里砍瓜切菜一般屠杀，60％以上的士兵都被他腰斩，血流成河，然后补充了他自己的战士。这让我羞愧，愤怒，我恨不得跟他吵一架，拍一通桌子。但偷眼一看主任，他若无其事，微笑得让假牙充分暴露，闪闪发光。这微笑里有三分之一的威严，三分之一的狡黠，还有三分之一的慈祥。主任仅用了这三分之一的慈祥就瓦解了我的反抗，让我那些文字像一群乌合之众一样乖乖接受他的招安。其实主任的修改并非全无道理。他是矫枉过正。
　　进入地委宣传部，我与同事混熟后就感到自己跟他们都差不多，加上发表过几篇文章，这让我觉得比他们还多了一块砝码。在棉花街那个小招待所，同室的都是机关里的年轻人。夜深人静之时，我们常常还被激情所燃烧，感觉类似于出山前的诸葛亮。我们迫切希望领导给我们一个机会，一块地盘，哪怕是一个乡，我们可以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么，我是不经意露出了尾巴，让主任感觉到了我想“画画”的意图？
　　我重新把自己变成螺丝钉，并且是最一般的螺丝钉。我天天最早到办公室，抢着打开水，像洗自己脸一样拖地板，我像学习祖传绝技一样学习油印。我像徒弟对待师傅一样对待科长。总之我的尾巴又重新夹起，甚至让尾巴完全消失。征兵。打狗（狂犬）。打拐（拐卖人口）。农村蹲点。企业调研。螺丝钉拧来拧去，几乎没有闪失。因此有一天科长说，你们万县师专的教学质量真还不错嘛。这句话让我充分感到了领导的圣明，让我全身灌满了力量。下了班，我骑了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在红星街上飞快地跑，比鱼还快还灵活。机关，街道，行人，都迅速后倒，成为助推的力量。地改市了。绵阳地区一分为三。这个人口有1200　万的全国第一大地区，辖区曾经东邻南充，南达重庆，西近成都，北抵陕、甘和阿坝州。十九个县，就是汽车也要一个多月才可以跑遍。但现在它解体了。先前潼南交给了重庆，德阳已提前独立，现又分出去广元和遂宁，一切为五。我们跟后来的苏联人、南斯拉夫人看着自己国家解体时的心情差不多。已明确要去广元、遂宁的领导都在招兵买马。有的部门一夜之间走了大半，包括我招待所同居一室的小兄弟。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都应该走。比如党史办的藤伟到遂宁做了市长秘书。后来市长当了书记，省委宣传部长、副书记，也把藤伟调了去，为他在省出版集团安排了个要职。桂勇则到了广元组织部，后来下海，成了广元最大的老板之一。但我那时没有这些榜样的力量，看不出我在那些地方会有出息，反觉得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这班车，岂能轻易下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一个城市同行（5）
宣传部几乎没有人走。问题这就来了。旧的秩序没有打破，干部都积压下来，像仓库里的存货。入党、提干都得排队。几乎所有的人都排在我前面，从先我一步调进的哥们到*前就从川大毕业的两位大姐。一位兄长般的同事私下叹气：恐怕我们熬到头发白都不一定当得上科长。我一下子搞明白了：我们必须跟自己的头发赛跑。
　　城市卷紧了发条
　　地改市让绵阳版图缩水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在城里，大小单位的牌子只换了一个字。科长都改称处长。明显地在虚张声势。几年后当我自己也当上了这种处长，自我介绍或被他人介绍时都有卖注水猪肉似的心虚。
　　人们对省辖市绵阳抱有莫大的期待。因为此前的省辖市只有成都和重庆，现在，我们也成了与成都人、重庆人一个级别的市民。因此我们也该享受与他们同样高级的城市。这种意识在扩张，在积累。但绵阳人许多个早上醒来发现，他们的城市还是那么一副眉眼。
　　市委机关大门一侧有一个叶记修表店。这一带是机关集中地带，大小干部都在那里修表。老叶师傅的店铺和手艺大约都是祖传。现在他的女儿也在随他学艺。老叶修表技术不错，足以保证我们与北京的脉搏一致，保证跟得上书记、专员或市长的步伐。有一天我的手表忽然趴下不动了，送到他们父女那里，换了个小零件就好。这好比是一个人本来已经停止呼吸，经他父女妙手回春，现在又活了过来，并且活得欢蹦乱跳，与过去一样健康。他们的玻璃柜台里有好些修好了正在校正的手表，有的还卸了前后表盖，仅一个心脏腾腾跳动。
　　叶家的生活在当时应该比白领还白领。我常常从老叶和小叶偶尔交换的眼神中捕捉到他们的惬意和自信。店铺、手艺和好人缘让他们的生活成了卷紧的发条，节奏分明，欢快而铿锵有力，万分可靠。
　　一切变化始于那个早晨。全体市民也在那个早晨都知道了叶氏父女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他们由人人尊重的修表师傅一夜之间成了人人指责的钉子户。
　　这时，一个新的绵阳正在老绵阳的腹中躁动。那些老街、小巷和许多老屋，早已被规划人员从城市版图上毅然抹去。红星街，这个市委所在的著名街道仅宽丈余，公交车似乎也只能侧身而过，自然是首先要改造的地方。现在临街的房子已经被推土机逐一推倒。但是，这无坚不摧坦克般威风的家伙在叶记修表店面前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也许，叶家父女牢牢记住了守住祖业的遗训；也许突然发生的变故使他们感到失去了依傍，生活的发条就要断了；也许他们心存幻想，说不定扛一阵风头就会过去，要他们拆迁的那些人会突然心软。总之，他们决定坚守。作为钉子，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实在扎得太深。
　　他们显然低估了决策者的决心。他们没能意识到自己早已被忽略不计。断电，断水。现在，来了更多的推土机、挖掘机。救护车也开到了现场。媒体记者满脸兴奋，活跃于大批警察组成的警戒线内。这样的一幕，现在常常在电视里看到。当然地点一般是在加沙地带，在巴勒斯坦难民营或以色列人的定居点。
　　叶记钟表店孤零零地立在一片废墟之中。没有了邻居的屏障，一下子变得丑陋不堪，摇摇欲坠。它的负隅顽抗成了与政府的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街上人山人海，叶氏父女却躲在自家屋内死守。我从办公室溜了出来，在叶家门前不远处看这场精彩大戏。望着昔日早已大开而此时却紧闭着的店门，我猜想里面的主人自我感觉已与上甘岭的勇士相似：视死如归，人在阵地在。甚至还有《英雄赞歌》之类的背景音乐在心中回荡。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与一个城市同行（6）
然而全体市民都盼望现代化，盼望由宽阔大街和高楼大厦组成的漂亮城市。小城的破旧与土气早已让大家很不耐烦。政府显然是顺应和主导了这种集体意识。所以叶氏父女在政府与群众的高度团结面前显得过于孤独。他们的愤怒、呐喊与哭叫显得格外微弱和徒劳。事实很快就证明了他们不过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他们在全城干部群众同仇敌忾般的目光中被警察俘虏一样地带走。
　　叶记钟表店的拆除是绵阳当代城建史的封面。当它被费力地翻过去之后，绵阳的拆迁工作就势如破竹。在被称为绵阳王府井的北街，那些祖传的铺面几乎一夜之间被铲除，主人都被集中安置到了御林坝、沈家坝那些边缘地带。有2200年历史的古城，最终成了一个最不抵抗的城市。老街整条整条地消失。那些历史、故事和秘密细节被夯入了地下，并叠压上高大的楼房。这个时期的楼房造形都惊人地相似。一片居民区就像是一个木匠打造出来的一批柜子立在那里。整个城市成了柜子的集市。阳台则是打开的抽屐，上面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和裤头，偶尔还有人头晃动，让人窥见里面盛着的市民们的新版生活。
　　叶记钟表店的地基上盖起了一幢宿舍楼，我后来也搬了进去。因此女儿呱呱坠地，睁开眼睛看到的只有水泥板和瓷砖。对旧式民居的自在、贴近和浓浓的祖宗气息，她们这一代人永远无法体验。没有邻居，没有玩伴，她只有由布娃娃和玩具动物陪伴的童年。
　　有一天楼下有卖小兔的农民经过，恰巧被女儿看见。她属兔，自以为这种可爱的小动物是她同类，让我不得不买。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城市并非兔的家园。它只能活在田园牧歌里，活在童话里。而现在，它挤进了我的生活，把我的阳台霸占为它的卧室和厕所。它成了我家的入侵者。它吃得多，长得快，拉得也多，一开门就臭气熏天。这样一来它就与我不共戴天。我把它带往它的刑场——农贸市场，其时它眨巴着眼睛，动个不停的豁嘴似在娓娓倾述它那些天真烂漫的心事。但是这已经无法打动我。它最终还是被一个杀鸡的胖女人屠杀。我没敢告诉女儿真相。她一直以为我把小白兔送了朋友，为它找了一个更幸福的家。我也没有告诉女儿这幢楼下压碎的钟表店。我更没敢告诉她，修这幢楼时一块预制板断了，砸死两个民工，死人的位置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个单元。
　　我的城市社会
　　进入九十年代的中国城市都在疯长，像春夏之交的植物。在我所在的城市，长得最蓬勃的是叫长虹的工厂。提到长虹首先是因为感恩。当年我是提着父亲当年提过的破箱子进入这个城市的。那里面装着我全部的财产，我的家。是长虹股票让我走出了穷人的行列。就是现在，我若干分之一的工资也来自长虹的纳税。我曾很多次出入位于跃进路的长虹厂区。有时是被领导派去办事，有时是应邀前去帮忙炮制文章。那时，它只是临街一溜三层办公楼，里面若干幢车间厂房，多年不变，仿佛时光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在倪润峰颇寒伧的厂长室里，当我首次听他说起要将长虹建成“中国的松下”时，我被吓了一大跳，以为是他计算机一般的脑袋也出了问题。然而后来的事实说明，脑袋有问题的是我。不，是上帝给了绵阳一个不可思议的倪润峰，一个不可思议的长虹。是他率领这个工厂短短几年从默默无闻的机载雷达工厂变成了中国的彩电之王。在绵阳总是更能感觉到长虹的份量。它是这个城市的引擎，是全市人的话题和兴奋点。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角角落落都可以听到它咚咚的心跳。我曾经目睹了长虹工人下班的盛况，那是大型水库开闸泄洪，是一条大堤溃决之后的河水泛滥。蓝灰色的人潮由敞开的大门经久不息地倾泻，瞬间漫过几条街道。很久，这流淌中的蓝灰色才被其他人群所稀释。

与一个城市同行（7）
当然不止一个长虹。跃进路的几家大型工厂都在全国行业内赫赫有名。此外，还有长城特钢、双马水泥和新华内燃机。不过大大小小的伙伴，它们都由长虹领跑。长虹牵引着城市。地改市后的首任市长即由长虹厂长出任，这个城市身上就有了太多的长虹元素。他修了绵阳的第一条城市干道临园大道，继任市长修了与之相交的长虹大道，再接下来的市长完成了一环路。似乎主政者大都要以城市建设来释放雄心，启动仕途，因此这个城市一直都在迅猛扩张。
　　等到重庆直辖，本市的汽车都挂上了“川B”车牌，冲力十足。那个时期的我也意气风发，关于绵阳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写，一切的溢美之辞都堆砌在这个城市身上。这些书的印数动辄上万，由宣传部名片一样撒向外地。这些书也挤进了中小学生的书包。尽管满纸空泛的议论和无节制的抒情，它们仍然给我换回了一些名声和政治上的实惠。这让我在迅速都市化的城市里自我感觉良好。茶楼、酒店、酒吧、咖啡屋、录相厅、歌舞厅，是这个城市开出的一树繁花，遍布街头巷尾，点亮成功人士们的生活。一些时候我也踏脚其中，有成功人士的错觉。
　　强大起来的城市有了强大的吸附力量。人们像我当年一样争先恐后地拥入这个城市。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甚至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亲情、友情和一些说不清楚的因素扭结成一种叫“关系”的东西。一个人进了城，这些关系也被带到到城里，并且获得了更好的土壤，很快就长成茂盛的藤蔓，相关的一些人就像藤上的一串瓜，被强有力的手牵动。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像这样互相拉扯着进入这个城市，从干部、实业家、小商贩、公司白领到打工仔。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传统的鬼节。沿河一带到处火光熊熊，人影晃动，成为夜色里最神秘迷人的风景。人们围住火堆，神情庄严。冥纸化为灰烬，便成为另一个世界的货币，朝逝去的亲人奔去。这其中有我母亲的一份。当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年年由三姨牵头举行的仪式时，当晚触动我的不是氛围的感伤和浪漫，而是惊异于我们以血缘连系起来的亲族队伍，短短数年已发展到如此之众。一个个家族，甚至一个个村庄，就这样声色不露地完成着它向城市的转移。
　　聚居在这个城市的亲戚就有两个姨妈、三个舅舅、两位表叔，还有其他不同支系的众多表兄弟表姐妹。沾亲带故的族群，全部是先先后后从老家移居过来。现在这里面，从官员、企业家、编辑、记者到收荒匠、下岗职工，应有尽有。大家的起点其实都大同小异，但越往后就越分化。即使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姐妹，也被时间划了不同的“成份”，分属不同的“阶级”。这样，大家见面越来越少，沟通越来越难，关系越来越淡。故事从同一个屋檐下开始，然后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枝蔓横生，色彩纷呈。我所知道的家庭，几乎每一家都有精彩故事，都可以构成一部长篇小说。我在这个族群中进进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