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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卷乌拉尔-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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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写在前面的话
小说以十月革命时期由旅俄华工组建的中国团为原型，讲述了营长桑来（真名：桑来朝；山东人；中国团营长；托博尔铁桥一战牺牲）团长任辅臣（真名：任辅臣；铁岭人；中国团团长；诺伏—屠林战役牺牲）电报员安娜（真名：不详；俄国人，乌斯钦科妻子，任辅臣的家庭教师），政委乌斯钦（真名：乌斯钦科；俄国高加索人，中国团政委）等人之间爱恨情仇的战争经历。以中国团历史上真实的战役为背景（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首战，修道院之战，乌里扬诺夫驰援战，攻占库什瓦获红鹰团称号；强渡阿克塔伊河；叶洛沃村突围战，拉亚镇奇袭战，跋涉图尔盖荒原，新图林斯克攻坚战，托博尔河夺桥战；最后一战：诺伏—屠林战役。全军覆没。）表现了战争，爱情，阴谋和人性等各个方面。

　　目录

　　跋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身世

　　第二章　　　　俄国

　　第三章　　　　转战

　　第四章　　　　爱情

　　第五章　　　　河泽

　　第六章　　　　山林

　　第七章　　　　蒙面

　　第八章　　　　悲歌

　　第九章　　　牺牲

　　后记　　　　　　结局

　　附录一　　　　内战经过

　　附录二　　　　俄国内战人物及事件

　　附录三　　　　图片资料

　　相关背景及小说中许多细节的历史渊源

　　一　　　十月革命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互联网上，十月革命已经不再被“神圣化”。有时反而被“妖魔化”：如指责十月革命是一场“阴谋*”，“推崇暴力”。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没有哪一场革命比十月革命更像一场“阳谋”了——提前就公布了起义日期——因为布尔什维克理直气壮：我们已经在苏维埃（俄语中为“协会”的意思）中成了名符其实的多数派，克伦斯基少数派政府必须交权，不交权就动武。但还是有人说：就算是“阳谋”，也是被迫的阳谋，是因为加米涅夫故意在《新生活报》上泄漏了起义日期。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在其回忆十月革命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　十月起义预定了准确的日期——十月二十五日，不是在秘密会议上预定的，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预定的。”或者说，是当着孟什维克派，亲克伦斯基派（如奇赫泽和扎瓦杰）的面，威吓性地公然预定的。起义日期尽人皆知。否则，孟什维克派领袖唐恩，也就不会坚持要把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从十月十五日推迟到约定起义日：十月二十五号。不仅日期是公然的，军事准备也是公然的：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争取和劝说，都是在报纸和演讲中公开进行的。成千上万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和集结，也毫无秘密可言（为工人赤卫队发放五千多支步枪的命令，是托洛茨基当着反对派的面签署的）。对加米涅夫的所谓“泄密”，布尔什维克的上层也未做任何处分或指责。只是后来斯大林出于个人目的，要除掉加米涅夫，才开始指责他“泄漏了起义日期”。

　　那么，十月革命是否“推崇暴力”呢？如果克伦斯基——这位前苏维埃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乖乖向苏维埃中的多数派交权，布尔什维克便会以合法身份上台，就不存在“暴力夺权”问题。但克伦斯基不仅不交权，反而查封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工人之路》和《士兵》；捣毁了其多处机关。同时命令卫戍司令切列米索夫，将同情革命，“被宣传彻底毒害”的卫戍部队五个团调出彼得格勒。并调集了几个突击营和士官学校学员大队，配发了机枪和五个弹药基数的子弹。克伦斯基作为犹太人，性格上并非那么磨刀霍霍。他刚开始调集的三千多人马，更多像是自卫（彼得格勒有工人四十万人，左倾的卫戍部队也有数万人，三千人不具备*的实力）。但他身后的临时内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当托洛茨基主张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土地分配给农民，提高工人待遇时，这些人的利益被触犯了。于是内阁一再催促克伦斯基调集大军。于是克伦斯基开始征集汽车准备运兵进城。这才是真正准备动手了。得知消息的托洛茨基，从他自称的“舰长的舰楼”——他在斯摩尔尼宫的小房间，下令革命之轮启航。于是起义爆发。起义首日的“暴力”程度，和后来的残酷内战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内战时期，不算死于斑疹伤寒的三百万人；有一千万人死亡。）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上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更多具有的是犹太知识分子的教授气质，而非波罗地海水兵们的雅各宾式革命粗暴（加米涅夫听说水兵们将反动军官绑上石柱沉入大海，不禁大摇其头）。同样是犹太人的起义总指挥托洛茨基，下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打空包弹（即小说中安娜提到的：“我们那时打的是空包弹”）。虽说炮声隆隆，炮火映红了涅瓦河，爆炸却不具杀伤力。可见，“暴力”与其说天然植根于革命之中，不如说植根于人类基因之中。只是当具有毁灭基因的斯大林式冷酷，浮上革命的面容时，革命才具有了“暴力”的烙印。

　　如果缺乏教养和理智，现代人也不过是穿着西装的山顶洞人，能够将任何真理都向前推进半步（列宁语：真理向前推进半步就是谬误）。自从哥德尔推出　“人类理性的非完备性”　定律后，人们自称掌握真理时，就必需要谨慎了！自从哲学家们用严密的逻辑，却推理出“悖论”和“佯缪”之后，人类思维的逻辑合理性变得摇摇欲坠；因此怀特海想用“数学原理”取代逻辑，罗素将数学分解到“原子层面”，推出“数理逻辑”。而海德格尔干脆用“心理观察”；维特根斯坦用有争议的“词语分析”；来取代逻辑。既然人类自恃严密的逻辑都不可靠，那么很多大而统之的词语性东西——引起金融海啸的“经济理论”也罢，引发十月革命的“列宁主义”也好；很可能都不是能够“永续”的“绝对真理”了（比如：“无产阶级”这一词语，就属于人类模糊的生活用语）。

　　但是，若从当时当地来看，“列宁主义”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就像宇宙中并不存在“无穷大”，却不妨碍“无穷大”在微积分中有其合理性一样。“列宁主义”绝非现在某些人所谓是“暴力哲学”，是“布朗基主义”（见二零零七年二月《炎黄春秋》上《*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列宁在革命前夜写下的《远方的来信》《*主义与起义》《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等等文献，绝非像某些人所说的是“暴力革命的鼻祖”。我们不妨与他在《四月提纲》中关于武力推翻沙皇的态度进行对比。那时的列宁是出离愤怒的，是对沙皇下令枪杀一千多*工人，彻底撕下“小父亲”的伪善面纱的满腔愤怒。而在《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中，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考量，是他认定的在资产阶级革命基础上，“必须继续革命”之理论的阐述。因为遭流放（实际是很轻松的“流放”，不仅有不菲的补助金可以雇女佣，列宁每天还能打猎。有一次打的兔子装满了一船），列宁对革命形势的千变万化，反而没有托洛茨基清楚，其主张也绝不比托洛茨基更“暴力”。

　　总之，无论从当时革命领袖们的个人素质，还是从当时的现实形势（反动的卫戍司令部已经被临时成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架空）来看，十月革命算是较“温和”的：起义首日流血不多（其它城市后来流血多一些：莫斯科牺牲了五百人）——只是在冬宫一百一十七级的大理石台阶上，发生了短促的白刃战。克伦斯基优柔寡断，但在最后时刻却“毅然”决定留守冬宫，他自认为是责任所在，却不知没有军队的刺刀，冬宫不过是一座冰冷的宫殿而已。由水兵，工人赤卫队，及芬兰革命军队组成的布尔什维克纵队，冲进了冬宫大厅，全体内阁成员集体被俘。接着，革命者占领了火车站、邮政局、电话公司和电报局。“一般的情形等于门卫接班”。“当日电影院和戏院仍照常营业”。路人看到冬宫的墙上有数千颗机关枪子弹的痕迹，甚至感到吃惊——那是妇女营和忠于临时政府的自行车兵——“有时呈现着喜剧之性质”的抵抗的结果。克伦斯基在冬宫被攻克之前又“毅然”决定脱走，化装后乘坐美国大使馆的汽车赶至外地，妄图纠集部队收复首都，可是只有七百多个哥萨克骑兵听命于他。其它绝大多数的部队保持中立。在彼得格勒郊外，他率领的小股部队沿铁路线挺进，在一个小站却被布尔什维克策反。

　　军队的中立也从侧面证明十月革命的主张并不“杀气腾腾”，否则，自认为自己才有资格“杀气腾腾”的军队，是不会袖手旁观的。相反，军队相当客气，彼得格勒大军区司令副官，以最殷勤的态度联络布尔什维克，要求会谈，并“消除误会”。这样一来，革命的最大的误会——克伦斯基（以三军司令的空衔亡命海外）——被彻底消除了。　。　想看书来

跋（2）红军
由于旧俄军队或崩溃或解散，新的俄国军队完全是由托洛茨基苦心孤诣一手草创的。他们被称为——“红军”。从著名的红军政委制度的确立，到尖角红军帽的设计，都是由托洛茨基这位犹太天才，亲手完成的。红军最初由原沙皇统治下的拉脱维亚等三个波罗的海小国军队组成。人民委员会于一九一八年初颁布组扩建工农红军和工农红海军的法令。三月四日成立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很快，红军由托洛茨基将各种兵源收编合并（如小说《铁流》描述的郭甫久鹤，便率领三个步兵团和部分骑兵，千里跋涉投奔了红军），组成了一支有三十万征募者和志愿者的大军。可以说早期红军的中上层军官，大都是托氏亲自任命的。而被任命军官无不心悦诚服——远在十月革命之前的八月份，托洛茨基尚被临时政府关押在狱中时，就能从狱中下令调动水兵，且自行任命军官，可见其个人威望之高。签有他名字的一张小纸片，在新军队中等同法令。托氏被称为“红军之父”绝非浪得虚名。

　　实际上，红军的初创及苏维埃最初的军事行动，是在《布列斯特条约》签订之前，由防备德奥军进犯而发起的，因此吸引了不少旧军队里的爱国军官自动加入。他们参加时以为新军队只用于对外；可是一旦加入，才发现自己无法自主命运（抗命或开小差是要上军事法庭的）。以后托洛茨基更是强迫征调，以家属为人质及派遣政治委员等的各种办法来管束。职业军人一时又无其它技艺自存，也只好听从调遣。因此之故，红军在指挥系统上保全了帝俄的军事传统。初创的几个月内，即有八千旧俄的军官被托氏收入囊中。——其中许多人，尤其是家境较一般的平民子弟，或是部分中产子弟，在被浪漫的共产主义理念熏陶之后，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真心拥戴者甚或加入其中。到一九一八年年底，被红军聘用任命的旧军官增加至二万二千人。但这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叛变投敌（甚至包括方面军，集团军级的司令员）。这是在所难免的。以至于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红军是一只漏水的竹筐（这一点，小说中也多有反映——如潘百川抱怨叛变多得像推倒骨牌似的）。因此，在一些残酷动荡的局部战线，契卡对旧军官进行了清洗。比如加特契纳市（在彼得格勒西北）的契卡主席谢罗夫，在普斯科夫前线，从红军阵地上叫出所有昔日的基层军官（有五十多人），下令枪毙了他们。谢罗夫本人亲自用手枪对准犯人后脑勺射击。（小说中提到的对旧军官的清洗，便是以此为依据）也有一些犹太军官（不知是否和红军之父是犹太人有关？）反其道而行，从旧阵营投诚到红旗下（如小说中安娜的父亲）。

　　从十月革命前列宁号召退出资产阶级大战，到《布列斯特条约》签订前四个月，全俄已遣散兵员近七百多万人。新的军队总司令托洛茨基，打算从已遣散兵员中重新征募百分之五的员额。如果他事先知道很快就要到来的大叛乱，将使白卫军人数增加至七十万，则他无论如何不会只征募百分之五的员额。事实上，至内战结束前夕，红军征召的总兵力已近四百万之众，大大超过了百分之五。

　　内战爆发后，由于战线处在东南西北，四条加起来长达一万多公里。莫斯科难以驾驭如此漫长战线上的如此杂色众多的军队，便在三月份宣布成立地方军事机构和各战线集团军（以后又组成各方面军）。全国实行普及军训制和义务兵役制，并颁布了相关法令。俄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将全部工作转入了战时轨道。为统一领导在东线作战的部队，改组成立了东方面军，任命姆拉维约夫（暗藏的社会党人）为第一任东方面军司令员。红军初期的指挥员的任命是有一些问题的。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内线作战原本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由于初期一些部队的指挥权，落入了一批心怀叵测的旧军官手里，造成人为的瞎指挥。如南方战线第九集团军司令员弗谢沃洛多夫（原沙俄军队的上校，叛变投敌）竟下令炮兵向自己的部队开炮，并故意让部队落入包围，致使集团军大部覆灭。（又如小说中提到的东方面军司令员姆拉维约夫，故意更改作战计划）；故而前线节节败退。而政治热情高涨，军事素质较低的各部队政委们，几乎无力挽回颓势；苏维埃俄国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关键时刻，托洛茨基大胆起用具有优秀军事素养的工农军官和像图哈切夫斯基这样忠心耿耿的旧军官；并明确和限制了政委的职权。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日联共（布）宣布国家为统一军营，并成立由托洛茨基任主席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瓦采季斯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九月十一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扩充红军编制，除东方面军外，组建南方面军、北方面军及西部防区（次年二月改编为西方面军）。十一月又组建里海…高加索方面军。十一月三十日成立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协调和领导军事机关和民政机关的活动，确保前线和后方的统一。所有这些措施，以及一批优秀将领的逐渐脱颖而出，保证了红军的建设及其在各条战线的形势之好转。但战争依然漫长，互有胜负。到三年后战争结束时，有超过一百万的红军战士阵亡，伤者无数。五万共产党员牺牲在前线。

　　内战期间，大的中心城市及工矿企业，大都在苏维埃政府手中。因此红军的军备供应问题不大。沙皇曾靠俄国的工业供应了近千万人的庞大军队。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及拥有步枪一千一百一十万支、机关枪七万六千挺、野炮一万七千门。其中有百分之十流入红色军队手中。这意味着即使工厂不再生产，红军也至少拥有一百一十万支步枪和七千六百挺机枪。（这也许就是中国团拥有机枪和迫击炮的原因吧）。与军备和工业品的供应不同，农产品的供应问题较大。特别是在战争早期（一九一八年），余粮征集制还未能广泛推行（许多地区的农村苏维埃有抵触情绪）。而白军又占据了广大的农村，对铁路交通的切断也较为容易。所以莫斯科和彼得堡曾一度出现存粮仅够三天的窘境（小说中的用工业油熬汤和中国团饿了一阵肚皮也是实有其事，到后来供应好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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