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瑞芳讲聊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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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和马先生结缘是从《幽冥人生》开始的。
　　我是一个喜欢淘书的人，几年前在北京海淀风入松书店的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幽冥人生》这本书。不知不觉中，我被书中的美文和精辟的点评所吸引，于是我就忘我地读了进去。
　　读《幽冥人生》的感觉正如冯镇峦所说，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颂劝世文，乃有益身心，有关世教之书。《幽冥人生》犹如一丝甘泉沁入心脾，犹如一剂良药把我从浮躁的现实中拽了出来。马先生为我与至美至趣的奇书《聊斋志异》架起了一座桥梁。于是我在店员打烊的催促声中买下了这本书。
　　在我的感觉中，这位作者是一位老先生，学富五车，人情练达，但又不食人间烟火，他在用一种超然的态度引导着我们走进文学大师蒲松龄笔下的林林总总的人和具有人性的物，我一次又一次地被其中的花鬼狐妖的可爱与多姿所感染，还有那看似信手拈来的点评中所透着的人文关怀。
　　5年之后，与这位老先生相识了，起因于我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2004年春末策划了《说聊斋》系列节目。我们栏目的宗旨是“让专家为大众服务”，本来研究聊斋的专家很多，但是真正找到专家和电视的结合点是很不容易的。突然，我想到了《幽冥人生》的作者马瑞芳先生，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位老先生有多大岁数，身子骨是否还硬朗，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拨通了马先生家的电话。当我听到马先生爽朗的笑声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是一位“女先生”，我更知道了这个系列。
　　节目，马先生“有戏”。随后我对马先生有了一个进一步的认识——认真、豁达。
　　《百家讲坛》的节目要求既有学术性，又要通俗，还要主讲嘉宾有很好的口才，以及会讲故事等诸多因素限制。最后我们选中了马先生作为《说聊斋》系列的主讲嘉宾。当每次与马先生在电话中沟通《说聊斋》选题的时候，每次都要聊一个小时，马先生的口才与学养让我们深深佩服；可是当我们在逐渐明白马先生所要讲的内容的时候，就“得寸进尺”地让马先生在内容和结构上面为电视做出让步，马先生很不情愿地一次次为我们做出了“牺牲”。当我们在“用知识来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服务”方面达成共识的时候，我们之间的搏弈终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合力。
　　于是我们经过近多半年的交流，终于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上为观众奉上了一道《说聊斋》的精神大餐——《神鬼狐妖的魅力》、《刺贪刺虐话聊斋》、《人鬼情未了》、《苦行僧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上、下）共六期节目。马先生演讲的特色就是在用聊斋故事来述说着人生的大情大理，这正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马先生用她的学识，她的风采，她的热情，以及她讲故事的技巧征服了电视机前的观众。
　　这个系列节目获得了很好的收视效果。
　　这就是我与马先生的缘分。
　　很高兴看到马先生能够把聊斋故事说给更多的人听。
　　缘分即为序。
　　魏学来
　　200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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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行僧”蒲松龄（1）
如果问大家：中国古代最好的小说是哪一部？毫无疑问，白话长篇小说《红楼梦》；如果再问：哪部书与《红楼梦》形式上互补，成就上媲美？那当然是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聊斋红楼，一文一白，一短一长，形成中国古代小说的双峰。《聊斋志异》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骄傲，还是世界文库中的东方瑰宝，它经常让汉学家惊奇。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大学教授九迪·蔡曾对我说：现在美国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文章都是教女人如何在男人面前保持性魅力，而在300年前封建闭塞的中国，蒲松龄竟然已经写出了像《恒娘》这样的小说！妻子利用性魅力打败竞争对手，把丈夫牢牢握在手心。17世纪中国作家写出可供20世纪美国妇女行为参考的小说，太神奇了。
　　《聊斋志异》是部神奇小说，其实它的作者蒲松龄的出生就有几分神奇。
　　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十六日夜间，山东淄川蒲家庄的商人蒲槃做了个奇怪的梦，他看到一个身披袈裟、瘦骨嶙峋、病病歪歪的和尚，走进了他妻子的内室，和尚裸露的胸前贴着块铜钱大的膏药。
　　蒲槃从梦中惊醒，听到婴儿的哭声。原来，他第三个儿子出生了。“抱儿洗榻上，月斜过南厢”，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蒲槃惊讶地看到，新生儿胸前有块铜钱大的青痣，跟他梦中所见病和尚胸前的膏药大小、位置完全符合。病和尚入室，是蒲松龄40岁时对自己出生情境的描绘。古代作家喜欢把自己的出生蒙上一层神奇色彩，李白是母亲梦太白金星入怀而生，蒲松龄是父亲梦病和尚入室而生。他还解释：我如此不得志，如此困苦，很可能因为我前世是苦行僧。
　　苦行僧转世是蒲松龄在《聊斋自志》里杜撰的宿命故事。他一生确实相当苦，可以说三苦并存：生活很贫苦；科举失利很痛苦；创作《聊斋志异》很艰苦。他的苦是和国家苦、民族难联系在一起的。蒲松龄，这位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的世界级大作家，始终是下层百姓的一员。
　　蒲松龄的父亲蒲槃本来是读书人，因为屡考不中，弃儒经商，成为小康之家。蒲松龄青年时代在父亲羽翼下安心读书，跟朋友张笃庆、李希梅、王鹿瞻组成“郢中诗社”，孝妇河泛舟，大明湖游览，青云寺读书。但好日子没过多久，25岁时，他分家了。蒲松龄的两个哥哥是秀才，两个嫂嫂却是泼妇，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整天闹得鸡犬不宁。蒲松龄后来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泼妇形象，就因为他日常生活耳濡目染。家里闹得实在不像话，蒲松龄的父亲说：“此乌可居耶？”只好给四个儿子分家。家分得很不公平，好房子好地都给哥哥分走，蒲松龄分了薄田20亩，农场老屋3间，破得连门都没有。蒲松龄找堂兄借了块门板，带着妻子、儿子搬进去。他分到240斤粮食，只够一家三口吃三个月。
　　为了养家糊口，蒲松龄开始了长达45年的私塾教师生涯。私塾教师是得不到功名的读书人谋生的出路，但寄人篱下的生活很辛酸。蒲松龄写的《闹馆》里的教师和为贵向雇主承诺：我虽然是来教书的，但刮风下雨我背孩子，放了学我挑土垫猪圈，来了客人我擦桌子端菜烧火。简直成全能仆人了。这当然有点儿夸张，但身份低微的农村私塾教师生活确实艰难，待遇不高，一年能拿八两银子就算不错。而维持一户庄稼人最低生活得20两，这是《红楼梦》里刘姥姥算的。
　　蒲松龄30多岁时，四个孩子陆续出生，父亲故去，老母在堂，他到了“家徒四壁妇愁贫”的地步，有时不得不卖文为活，替别人写文章挣几个钱，比如说写封婚书，写篇祭文，报酬不过是一斗米，或者一只鸡，两瓶低档的酒。蒲松龄最犯愁的就是怎样按时交税不让催税的人登门。当时官吏为了催税，搞柳泉先生行吟图方成画所谓“敲比”，就是把欠税人拖到公堂上打板子，有时活活打死。蒲松龄为了交税，要卖掉缸底的存粮，卖掉妻子织的布，甚至卖掉耕牛。他抱怨土地：怎么谷穗不直接长银子？蒲松龄多次写自己的贫困。有首诗写他看到市上卖青鱼，很想吃，但是没钱，只好“安分忘馋嚼”。青鱼很便宜，是属于平民阶层消费的，但是蒲松龄吃不起。他的《日中饭》写全家没有干粮吃，煮了锅麦粥，几个儿子抢起来，大儿子先把勺子抢到手里，到锅底捞稠的；二儿子拿着碗叫着吵着跟哥哥抢；三儿子刚会走路，翻盆倒碗像饿鹰；小女儿站在一边可怜巴巴看着父亲。蒲松龄有首词《甲寅辞灶作》，写“到手金钱，如火燎毛”，一烘而尽，除夕祭灶，连肉都没有，他恳请灶王爷不要因为祭神不丰到天上说坏话，风趣地说：灶王爷看不过去，就请上帝赐给万钟粟、万两金，一家老小活得光鲜，祭神也有钱，岂不两相便宜？他的《除日祭穷神文》说：“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粘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
　　

“苦行僧”蒲松龄（2）
在古代大作家里，蒲松龄的平民特点很突出，贫困使他和下层百姓同命运，共呼吸，使他对吏治黑暗有深刻认识。
　　“文穷而后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康熙十八年（1679）春天，蒲松龄40岁那年，《聊斋志异》初步成书，蒲松龄写了《聊斋自志》叙述创作过程。
　　《聊斋志异》初步成书这一年，蒲松龄到王村西铺毕家坐馆，设帐于绰然堂。东家毕际有是知州，蒲松龄尊称“刺史”，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是明代尚书，也叫“白阳尚书”，毕家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毕家甲第如云，家里有专门供尚书大人晾官服的“振衣阁”，有藏书丰富的“万卷楼”，还有个占地三亩、花木繁盛的石隐园。毕际有和地方大员、世家大族都联络有亲。蒲松龄教书之余，还要代毕际有应酬贺吊，接待宾客，代写信札，但宾主融洽，待遇也较好。随着儿子们长大，蒲松龄的生活基本摆脱了贫困。毕际有的儿子毕韦仲跟蒲松龄情同手足，毕际有去世后，毕韦仲一再挽留蒲松龄，蒲松龄在毕家整整待了30年，70岁才撤帐回家。
　　绰然堂
　　科举失利的痛苦
　　蒲松龄一生科举不得志，这不得志又恰好从少年得志开始。
　　清顺治十五年（1658），19岁的蒲松龄参加科举考试，在县、府、道三试中名列榜首，成为秀才。录取蒲松龄的是山东学道大诗人施闰章。清初诗坛号称“南施北宋”，指的就是安徽的施闰章和山东的宋琬。施闰章给童生道试出的第一道制艺题是《蚤起》。“蚤起”这两个字出自《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形式上有严格要求，写多少字，分哪些段，都有具体要求，更重要的是，内容要揣摩圣贤语气，代圣贤立言。既然题目是“蚤起”，顾名思义，就应该模仿孟子的语气，阐发《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文章本义，阐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蒲松龄却写成了既像小品，又像小说的文章。文章开头写了一段，是文言文，用白话说出来就是：“我曾经观察那些追求富贵的人，君子追求金榜题名的功名，小人追求发财致富，有些人自己并不富贵却迫不及待地伺候在富贵者门前，唯恐见晚了。至于那些悠然自在睡懒觉、无所事事的人，不是放达的高人，就是深闺的女子。”这段话不像八股文，是描写人情世态的小品文。接下来，蒲松龄走得更远，干脆虚构起来，他写齐人之妇如何夜里辗转反侧，琢磨着追踪丈夫，而且想“我得起来了”。写到妻子决定跟踪丈夫时对妾说：“你关上门吧，我走啦。”有人物心理，有人物独白和对话，很像小说，怎能符合八股文要求？但是，蒲松龄遇到的是大文学家施闰章，爱才如命的施闰章。施闰章欣赏蒲松龄对人情世态栩栩如生的描写，他加批语说蒲松龄“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蚤起）二字之上”，还写个批语：“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大笔一挥，蒲松龄，山东秀才第一名。
　　蒲松龄三试第一，名气很大，踌躇满志地走上了求仕之路。但他接连参加四次乡试（举人考试），都名落孙山。追根究底，施闰章对蒲松龄的赏识实际是误导，蒲松龄用写小品和小说笔法写八股，虽然得到施闰章的赞赏，其他考官却不会认可。他们都是用刻板的八股文做敲门砖取得功名，只会写这样的文章，也只欣赏这样的文章。可以说，蒲松龄最初参加科举考试就偏离了轨道。
　　蒲松龄31岁时到江苏宝应县给知县孙蕙做幕宾，幕宾就是代写公文书信的秘书。孙蕙的家离蒲家庄很近，蒲松龄三试第一后颇有些名气，孙蕙邀请了他。南游是蒲松龄平生惟一一次混迹官场，他观察了官场的方方面面，也坚定了进入官场的决心。有一次孙蕙问他，你想仿效古时什么人啊？他回答：“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有朝一日我的名字能上凌烟阁，气派像汾阳王郭子仪。这似乎很滑稽，明明是县官请来处理文稿的文字秘书，却说将来要做郭子仪那样比县官大得多的官！其实不难理解，蒲松龄如果不想青云直上，他数十年如一日参加科举考试是为什么？
　　蒲松龄做了半个多世纪秀才。秀才是最低的功名，却最辛苦，总得考试。各省学道任期三年，学道一到任先举行秀才考试，叫“岁考”。岁考决定秀才的等级，考得不好降级，考到一等，才有了做廪生的资格。所谓“廪生”，就是享受朝廷津贴的秀才。廪生有名额限制，即使岁考一等，也得有了空额才能“补廪”。岁考第二年举行“科考”，成绩分六等，考前几等可以参加乡试，考五、六等降级。乡试三年一次，纳税多的省可以录取百名左右举人。蒲松龄到底参加了多少次乡试？从有关资料看，大约十次左右。也就是说，蒲松龄为了求区区“举人”功名，用了不少于30年时间反复参加岁试、科考、乡试。实在太可怕也太可惜了。我们现在旁观者清，当年蒲松龄却当局者迷。因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是下层知识分子改变人生命运的惟一出路。蒲松龄一直希望有朝一日金殿对策，光宗耀祖。他反复练习，挖空心思琢磨写八股文。现在传下来的《蒲松龄集》里有大量这类文章。40多岁时蒲松龄写的八股文跟当年施闰章欣赏的文章已经很不相同。可是，他还是考不上！一方面，科举腐败，金钱和权势越来越起作用；另一方面，蒲松龄很没运气。我们从他写的词看到他乡试失利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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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行僧”蒲松龄（3）
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龄48岁那年参加考试，拿到考题，觉得很有把握，写得很快，回头一看，天塌地陷！原来他“闱中越幅”了，违犯了书写规则。科举考试有严格的书写规范，每一页写12行，每一行写25个字，还必须按照页码1、2、3连续写。蒲松龄下笔如有神，写完第一页，飞快一翻，连第二页一起翻过去，直接写到第三页上了，隔了一幅，这就叫“越幅”，而越幅不仅要取消资格，还要张榜公布，是件很沮丧很栽面儿的事。蒲松龄写了首词《大圣乐》描写闱中越幅的感受：“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他痛心疾首，无颜见江东父老。
　　蒲松龄虽然被乡试折磨得如痴如狂，却仍然不肯放弃，又为下一次乡试做准备，写了这些拟表：
　　《拟上加意养老，诏令天下年七十、八十以上者，各赐粟帛等项有差，群臣谢表》；
　　《拟上以“万世师表”四字颁行天下黉（ｈóｎɡ）宫，仍制对庙碑文，御书勒石，命大臣赍至曲阜建立，群臣谢表》；
　　……
　　康熙二十九年，蒲松龄51岁时参加乡试，头场考完，被内定第一名，偏偏第二场考试他因病没能考完。又是名落孙山！他的《醉太平》词写“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将孩儿倒绷”，像有育儿经验的妇人把婴儿襁褓包倒了。年过半百的蒲松龄仍然不肯罢休，他的妻子刘氏比他看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