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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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无人区工作》等。由于当时的器材所限，那些照片现在看起来像是特技照片：中间焦点是实的，四周是虚的，但它们无疑是珍贵的。
　　他的脾气很好，对家人也好。他一向是谦恭和蔼，也从不干损人利己的事。他出去采访从来都是自己坐车到地方分社去住，不住高级宾馆，也不让地方的同志去接，自己扛着相机包就去了。他还喜欢经常回老家看看，和那里的人们聊天，在那炕头上一坐就是好长时间。
　　1963年，《中国摄影》杂志为了让摄影展览下乡，携带了80幅作品到了河北涿鹿县农村展览。农民们非常高兴。他们喜欢领袖们的照片，像毛主席、周总理的都喜欢。看到齐观山的《斗地主》时，大家都指着照片说：“一看这家伙就想起我们村里的地主，想起了地主剥削我们的情景。不斗倒地主，哪有我们的好日子过啊。”1999年，《中国摄影》杂志作了一次很有意义的调查。这本刊物想知道一下建国50年以来，究竟是哪10张照片在公众的记忆里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并向50位专家学者提出咨询。其结果是，齐观山的《斗地主》被选中。推荐者对这张照片的评语是：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大转折、人物个性鲜明生动、代表了一个时代、是最具文献价值的史诗性作品。
　　

《斗地主》（2）
著名摄影家田原曾经是齐观山的学生，他回忆道：
　　齐观山拍出这样的照片是有根源的。我当年（1948年）跟他学习摄影时是在《东北画报》社，那时这个画报非常有名，很多著名摄影记者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比如陈正青、吕相友、钱嗣杰等。当时招了20来个学摄影的，陈正青、齐观山、郑景康他们就给我们青年人讲课，带着采访。1946年、1947年，东北的土改运动就开始了，那时齐观山就拍了好多照片，发在《东北画报》上，我还记得他拍了分地的、烧地契的、丈量土地的，还有儿童团、妇女团等等。所以说他对农村、农民是很了解的。所以他后来拍北京的土改就很熟悉了。那是1950年的事了。
　　北京的土改从1949年2月开始，到1950年3月结束。总共涉及264个行政村，64万人口。最终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26620公顷（每公顷合15亩），没收地主农具66804件，耕畜1743头，多余房间22278间。从此京郊农民翻身做主人。
　　中国的土改是个巨大的运动，涉及到了上亿农民。在这个农业国家，土地和地主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事情，农民只有20％的土地，却占着全国乡村90％的人口，地主、富农的人口只有10％，却占有着80％的土地。地主通过各种形式剥削农民，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之一，土地改革也就成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要求。这次改革涉及3亿多人口，从1950年到1953年，3亿多农民分到了土地，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历史上土改运动搞得最好的一次。至于杀了多少地主，说法不一，有的材料说100万，有的说200万。在同时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总共杀了50万反革命分子，杀、关、管各类反革命分子共300万。
　　

林彪飞机坠毁的照片（1）
前两年在山海关的一个旅游点上，展览着林彪飞机的残骸，并配有林彪的生平文字和照片。一个中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事件的物证为什么会在这里展出呢？
　　说起飞机残骸的来历还有个故事。本来飞机掉了之后主要的东西已经被处理了，比如所有的笔记本、文件、证件之类的能够说明问题的东西都被蒙古方面拿走了，尸体也就地掩埋了。那么大的残骸是无法拿走的，蒙古方面也不会让拿走。那时蒙古国驻扎着苏联军队，对飞机的事苏联肯定知道，但当时只是按一般事故处理的。不久苏联方面怀疑这是林彪，克格勃又再次赶来把中国人已经掩埋好的尸体挖出来，把林彪的头颅割下拿去与林彪在苏联治病时的资料核证，结果正好吻合。他们由此断定，中国的副统帅出了问题。
　　飞机的残骸大致有三部分：苏联蒙古方面有一部分，香港有一部分，山海关展览着一部分。先说最后一块。这部分是一位内蒙古的有心人发现的，他姓邬，是呼伦贝尔某外贸公司的经理。他说：
　　1992年我因公到蒙古国，到了离林彪飞机失事不远的东方省会乔巴山市一问，他们知道这件事，但是路不好走，他们不太愿意去。这一次就没去成。1994年的4月，我又去了那里，这一次我在一个朋友家意外地看见一个铝制的发动机叶片残骸，我又激动了，一问正是林彪飞机上的。原来这只是一小部分，比这大的部分被一个香港人拿走了。我问还有吗？他说还有。经过我的软磨硬泡，这个牧民答应带我去。从乔巴山市到温都尔汗有两小时路程，那附近有个煤矿叫贝尔赫，有些住户，我找了些学生到了现场。草有一尺多高，还有大片的被飞机汽油烧焦的土地，那上面至今寸草不生。还能看见零星的机械部件，比较分散。大家捡了大概有三四吨，几乎是所剩无几了。当地许多人认为这是一般的废铜烂铁，其中的一些甚至已经卖到了中国。我雇了一辆卡车把这些东西先运到了乔巴山市，第二天运往靠近中国呼伦贝尔的阿尔哈沙特口岸。
　　从蒙古的这个口岸出口到中国的废铝比较多，平时蒙古人也不在乎，但是自从香港人运走一些飞机残骸后，凡是有废铝出口，就有中国人问是不是林彪飞机上的，后来他们就有点烦了，甚至一段时间规定不许废铝出口。我的卡车就在这时到了。
　　一天，两天，一直停了两周！这可咋办？我着急，蒙古方面雇来的司机更急。这个口岸是个季节性的，再有一天就关闭了！没办法，只好打通关节，送酒，送礼品。终于在一个晚上大家都喝醉了，就在闭关前一个小时，我们的卡车通过了。
　　这还仅仅是开始。入了关后，邬经理不敢公开，只好放在一个亲戚家的牛圈里藏着。不料在一次喝酒之后，一个朋友把这事给说了出去，结果引来了《北京晚报》的记者和中国航空博物馆的馆长。经过记者的软磨硬泡，这个消息披露了，国内许多报纸转载，引起一阵轰动。航空博物馆馆长薛培森也想把这些珍贵的文物征集回来。经过辨别真伪后，薛馆长开始活动了。但是不久薛馆长就退休了，此事就没了下文。
　　1998年，秦皇岛市的一个朋友得知此事，表示要拿去展览。我就同意了，本来要在北戴河展览，那样更有意义，但没能批准。在秦皇岛和山海关展出后效果也挺好。这部分残骸主要有发动机、座椅、起落架、机翼等等。我相信这是林彪飞机残骸的最后部分了。
　　孙一先：我拍摄了林彪飞机的残骸和尸体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的飞机在温都尔罕草原上坠毁，林彪和他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等9人全死了。
　　飞机坠毁后到过现场的中国官方人员总共只有4个，他们是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二秘孙一先、译员沈庆沂、王中远。1971年正是中蒙关系趋于好转的时期。9月14日早晨8点，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突然约见许文益大使。当时许文益大使刚到任20多天，还没有拜会这位副部长，时间这么急，事先又没有预约，显然是有紧急情况。
　　许大使回忆道：
　　我到了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的办公室，他对仓促约见表示歉意，然后话锋一转说，我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机上共9名乘客，其中8男1女，不幸全部遇难。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他接着说，大使知道，现在天气比较暖，尸体是要用某种方式予以掩埋的。接着他加重语气说，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我国国境，我们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交涉的权利。
　　我说，正当中蒙关系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了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为什么误入蒙古境内的？对于副部长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接着我说，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林彪飞机坠毁的照片（2）
他说，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作出努力，使中国政府在近期作出解答的。希望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这天，外交部开了一上午的会，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出逃后的各种对外应对方案。中南海也在不安地等待着出逃的林彪会用什么方式向世界发表声明。
　　据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回忆：
　　12点会议还没有结束，突然，一位值班秘书就拿着特急电报，门也没敲就闯了进来，直奔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身边，姬鹏飞部长看着这封特急手抄电报，看着看着他露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出了一句话：机毁人亡，绝妙下场！随后，这份急电被送往中南海。姬鹏飞要王海容给总理打电话，但回答说总理刚刚服了安眠药入睡，按习惯要至少4个小时才能醒来。这时党组决定，立即派人把这份电报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
　　接到林彪飞机起飞的消息后，毛、周立刻作了各种准备，包括命令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大会堂新疆厅开会，向全国发布禁空令，给全国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9月14日上午，总理下令在北京附近部署了10个师的兵力并于当晚进入预定地区。主要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因为苏联在中蒙边境早已陈兵百万，要以防万一，毛泽东甚至从中南海搬到了保卫措施更为严密的人民大会堂。
　　许大使本来要派二秘孙一先带两个助手去现场看。由于那时的通讯实在不敢恭维，加之事态严重，许大使迟迟得不到国内指示，只好不断地向蒙方解释说“国内没有指示”。而蒙古方面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我使馆人员何时动身。一直到下午6点，国内终于来了指示，说要许大使“携随员亲赴现场”。
　　孙一先回忆道：
　　坠机现场，烧黑的草地上到处都是飞机的残骸，盖着白布的尸体格外显眼，周围一片草原，远处有蒙古的哨兵在游动着，令人顿生凄凉悲惨之感。
　　飞机早已解体，机尾上有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标志和“256”字样，断裂的翅膀上有“民航”二字，不用说，肯定是中国飞机。共有9具尸体分成三堆，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岔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难以辨认，衣服被烧光，躯体完整，只有骨折和皮肉挫伤。由于时间过去已有60多个小时，个个肿胀得亮晶晶的像个蜡人。个个没戴手表，没有鞋子，像是飞机迫降前作了准备。我还发现飞机翅膀上有个大洞，当时是军事对峙状态，我立刻就想到是否有导弹袭击的可能？
　　许大使的相机交给了沈庆沂（后任驻蒙使馆参赞）用，孙一先自己带了莱卡相机，这样两个人就分别拍照。当年在国内广为传播的飞机残骸和尸体照片就是这两个人拍的。但事实上，他们到现场时已经是第三天了，而在9月14日、15日上午就有苏联人和蒙古人去了现场，苏联人在第二天就拿走了主发动机和黑匣子。由于当时他们不知道死者是谁，所以对尸体没兴趣，只是后来有所怀疑才又来挖出了尸体进行检验。
　　孙一先回忆说：
　　我们来现场之前的第一反应是：可能有美国或者台湾的侦察飞机冒用我们的名义，涂上中国飞机的徽号，借以挑起中苏、中蒙之间的争端。但是到了现场一看，明明白白是中国飞机，9个人全部死亡。侦察机上哪能有那么多人？我开始和小沈一块走，我拿着相机，他拿着许大使的相机，我俩边走边拍。后来小沈跟着许大使走，我就到别处拍。
　　天色已晚，我们拍了一些之后，天就黑了。第二天我们又来拍了一些，正面拍，把尸体翻过来再拍，特写，局部，还有一些纸条书本之类的，现在看到的那些尸体照片就是第二天（16日）拍的。
　　从现场回来后，按外交部的指示，使馆派孙一先回北京汇报。孙一先就带着他们拍的胶卷和文件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
　　使馆决定让我回国汇报，为了安全，又让中国在蒙公司的一位译员陪同我一块回来，我们俩坐在包厢里，由于那时两国交流少，整个软卧车厢里只有我们俩。窗外苏军比以往更多了。到了国内的二连浩特，我方的军人也比平时增加了许多，有熟人告诉我，现在是一级战备！我仍然没有把飞机和这些迹象联系起来。
　　到了北京站，我看见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和他的秘书王万慧在站台上，符浩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我就是接你来的！我一个二等秘书，用得着大主任来接？更弄不懂的是，直接把我接到外交部招待所（今北京华风宾馆）住下，嘱咐我不许与外界联系，不许与家人联系，见了熟人就说是送文件来的，马上就走。算是“软禁”了。我把带来的胶卷交给外交部的孙秀娟，自己洗洗澡就睡了。刚躺下没多久，有人敲门，一看是王海容。她是外交部领事司司长，毛主席的表侄女，是司长里惟一的外交部党组成员。这样的大人物夜里来见我？王司长说，跟我走，去人民大会堂汇报。我很疑惑。时间已经是半夜，我坐在汽车里，穿过长安街，静悄悄的，没有任何非常迹象。汽车开进了大会堂，我一进去，发现周总理在那里正给什么人交代工作，我又一次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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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飞机坠毁的照片（3）
总理让我拿着照片和提纲汇报，谈到飞机残骸时，总理没多大兴趣，甚至还打了个盹儿（当然也有几天来的疲劳所致）。但看尸体照片时却来了精神。非常仔细地看，尤其是5号尸体（那正是林彪）。对我们向死者默哀的照片则不屑一顾，扔到一边。这已经是9月22日的凌晨了。我带去的照片大概有200多张，还有绘制的一张飞机坠落的示意图。虽然周总理很快就做出了飞机自行坠毁的结论，但是还在事后找有关专家验证了几次，包括到西郊机场察看同型号的三叉戟飞机。
　　给总理汇报完之后，我又到外交部和孙秀娟一起洗照片，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洗照片。一批一批地洗，写说明，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使用。10月3日，仍被“软禁”的我接到电话说让我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韩念龙副部长念到【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我脑袋嗡的一下大了，怎么会是他呢？！那几具尸体的照片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据孙一先回忆，蒙古方面的防空系统也是够薄弱的。当飞机进入时，无论蒙古还是苏联的雷达站都没什么反应，只有蒙古的边防站天亮以后报告说凌晨2时发现一个飞行目标从二连以东的414界桩上空进入蒙古。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时已经是9月13日下午4时了。而在这一天的中午，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就已经知道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