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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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也是苦的。天天吃罐头，我们去的时间短，那些科技人员和战士们真的太苦了。戈壁滩上只有帐篷，风吹来立刻就被刮走。
　　保密是超级的。所有的参与人员都要按一类保密单位人员的政治条件来审查，要求人人有材料，个个有旁证，外调任务很重。能够去的人也是被告知：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女，横不传夫妻。曾有个笑话，夫妻俩都分别接到任务，结果谁也不说，到了基地互相认出来了，才知原来是同一个任务。
　　我用了林哈夫6×9的相机，还有120的禄莱，135的莱卡M3，因为不知爆炸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也没用三脚架。1964年10月16日15时，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只听一声巨响，先是火球，在迅速地变化，然后一团蘑菇云升起，越升越高，十几分钟后云状散了，半小时后完全消失了。我就抓住了开始的几秒钟时间，拍了几张，最好的只有一张。就这样我见证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
　　爆炸成功的消息早已发了出去，两个小时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发布了这个大好消息，整个会场顿时沸腾了，周总理连忙说，大家不要跳了，再跳楼板就会塌的！不仅是一个大会堂，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撼了。
　　而孟昭瑞的胶卷却要在几天后才能运到北京，在军画报冲洗后交给上级。几天后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幅照片，但当时只署新华社的名义，直到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后，这幅照片才开始署孟昭瑞的名字。
　　谁有了原子弹，谁就在国际社会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原子弹成功后，又用了两年多，又成功爆炸了氢弹，它比原子弹的威力更大。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8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8个月。就在1964年底，中国把欠苏联的贷款连本带息全部偿还了。
　　这张照片用的是黑白片，现在的色彩是后来上色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摄影史上的佳作。孟昭瑞后来又被派去拍氢弹的爆炸，以后又多次拍重大题材，是一位久经“摄场”的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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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东方红》（1）
中国人不会忘记《东方红》这首经典歌曲，无论童叟，无论男女，张口即来，有感即颂。那时候《东方红》在中国的地位，绝不亚于《圣母颂》在天主教国家。这首由陕北民歌曲调改编而成的新中国的“圣父颂”，寄托了中国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深情。“东方红”，不但象征着东方红色中国的开始，它还是所有仪式、重要活动的开始曲，所以那时候诸如开会这样的活动，往往开始时要奏《东方红》，结束时要奏《大海航行靠舵手》。
　　既然歌曲《东方红》是如此的了得，那么如果有谁能拍得一幅照片，不但可以表现出歌曲《东方红》的寓意，还能恰如其分地冠以“东方红”为标题，不用说，这照片一定会借着歌曲《东方红》的神圣地位而成为一幅“神圣的摄影名作”。如果画一幅视觉的《东方红》，将不会是多么难的事情，若不用暗房特技，实实在在地拍一幅《东方红》，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鬼斧神工般的理想巧合，是不可能完成的。然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思想照耀下的革命人民的革命力量是无穷的，既然美帝国主义能打败、卫星能上天、原子弹能爆炸，一幅照片又当如何？1961年8月的一天，这幅视觉的《东方红》，就真的诞生了。它不但有歌曲《东方红》的寓意，更多了一层“新中国诞生颂”的涵义。
　　照片《东方红》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的地位，肯定赶不上从延安就开始唱的歌曲《东方红》，但它在中国摄影作品中，却有着与歌曲《东方红》差不多的地位，因为摄影界的人们听到“东方红”这三个字时，其第一反应往往首先会想到照片《东方红》，而非歌曲的《东方红》，起码会二者同时出现在脑海中。
　　既然是视觉的《东方红》，那么它几十年来的传播情况，自然也就不用再说了。不仅家喻户晓，而且会无数次地家喻户晓。
　　那它是怎么“出笼”的呢？它的作者、老摄影家袁毅平如是说：
　　《东方红》从立意、构思、酝酿和深化主题，直到拍摄完成，将艺术意象物化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大约延续了两年的时间，其中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此前我拍了许多日出，像泰山日出、东海日出等等，美是美了，总是缺点什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祖国山河的壮丽景色，但总感到缺乏新的意境，所以一直在观察与思考着如何把日出照片拍得更有思想深度、更有新意。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酝酿着拍摄一幅较有新意的天安门照片。我试着拍了些天安门的照片，早晨日出的，有松枝的，有洒水的，但都不理想，心中有些苦恼。
　　因为天安门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新中国的象征，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向往着天安门。我那时在中国摄影学会上班，地点就是现在的北京东单红星胡同，那时叫无量大人胡同。每天我坐车都路过天安门广场，心情总是很激动，慢慢就有了想拍它的念头，但是这个题目也太难了。当我看到矗立在晨曦中巍峨的天安门，看到隐现在晨雾妙境中的天安门，看到在朝阳照耀下琉璃瓦上金光灿灿的天安门，看到宫灯高悬、红旗招展的天安门，以及节日夜晚灯火辉煌的天安门……我总是抑止不住心头的激荡，产生一种所谓的创作冲动，为此也一次一次地按下快门。但是，中外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拍摄过天安门的照片何止千万张，其中已有不少美好的镜头。尽管我在变换拍摄角度，选择不同光线，等候不同气象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都没能脱旧出新。因此，我一直“耿耿于怀”，探索着如何把天安门拍得新颖独创，具有较深意境。
　　后来渐渐有了点感觉，那就是单拍天安门一个建筑物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定要把它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拍出来。有了这样一个立意，后面的工作就好办了。我开始完善我的想法。
　　一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开始曲之前，反复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的清脆悦耳的乐曲声（其实那时候每天清晨都播放这段乐曲，只是我平日没有特别注意）。音乐打开了我的心扉，一种艺术通感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这时我心中突然领悟，豁然开朗，霎时间我联想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的那个光辉的日子，我似乎听到了那天在天安门上响起的《东方红》的雄壮乐曲，也似乎听到了那天毛主席在这座新生的古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洪亮的声音。想象的翅膀一下展开了，在我的眼前仿佛呈现了一轮红日透过漫天的彩霞，在庄严肃穆的天安门的东方冉冉升起这样一幅壮丽的画面。这时候，“日出”和“天安门”这两个平素毫无关联的景象联系在一起了，它们已不再是原形态的客观物象，而是成为我心中的太阳和心中的天安门了，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融合了我的心意，已经被“意象化”了，而且这两个原本是分散的、单一的意象，在我的头脑里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鲜明的艺术意象了，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时代特征的意象！我简直激动得忘乎所以，心想灵感啊灵感，众里寻你千百度，你却蓦地显现在《东方红》的乐曲中。
　　接下来就是怎么拍的技术问题了。我有时为了处理稿件就住在单位，宿舍里正好有个朝东的窗户，我可以看到日出的情景，为此我没少白跑，常常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1961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又发现了天开始红了，于是激动地又骑上自行车，边骑边回头看。那天的朝霞真是美极了！
　　

看得见的《东方红》（2）
只见一簇簇勾着金边的彩霞徐徐上升，一时间布满了大半个天空。不一会，偌大一个红彤彤的太阳，在金光灿烂的霞丛里冉冉升起，好一幅气势磅礴的瑰丽画卷！我弄不清自己是在幻景中还是在现实里，好容易控制住激动的感情，止住颤抖的手指，连连按下了快门。真是天公作美，圆了我拍好《东方红》的美梦。
　　我用的是禄来相机，德国阿克发灯光型彩色负片—那是学会负责外事工作的陈勃给我的一卷，而且还是过期的！根据主题和形象的需要，我首先在“红”字上考虑。因为只有“红”才能有效地体现作品的主题。所以决定用彩色胶片拍摄。但因日出时色温较低，红光多，如用日光型彩色片拍摄，势必漫天都红，反而显得单调。所以我改用灯光型彩片拍摄，这样色调冷些，才能以蔚蓝色的天空，衬托出金红色的朝霞，交织成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浓浓地渲染作品的主题和意境。
　　袁毅平拍了整整一卷，但只有两张满意的，其中的一张也在发表后丢了，现在只有一张了，而且蓝色还有点褪色。不过对于这样一个内容来说，保留着红色和黄色也还不错。假如现在去拍，即使是同样角度也拍不出同样的照片—空气的污染，高楼的林立都在影响着艺术品的产生。他后来沿着原路又走了几次，但都没有那天的景象了。
　　现在的许多摄影作品都喜欢安上一个流行的口号或一句唐诗、宋词，往往显得很蹩脚，大都是标题很硬，作品很软。但照片《东方红》移用了经典歌曲《东方红》的标题则不然，其标题与画面的融和贴切，可谓天衣无缝。
　　老摄影家吴寅伯曾说，彩色摄影近于绘画，又不同于绘画。如《东方红》，就是一幅题材内容和画面结构都很成功的作品。它通过天安门上空初升的旭日、绮丽多彩的朝霞，给人们以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感受，甚至使观众感受到画面上似乎响起了《东方红》的音乐旋律，从而引起人们的联想，引起人们对祖国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爱戴。
　　的确，在袁毅平之前，还没有人能够把日出、彩霞、天安门、广场、新中国这些意象如此巧妙地组合在一幅照片中。然而就是这样一幅照片，“文革”中有人揭发说：这幅照片地面太黑，是攻击伟大祖国，同时还有人“测试”，太阳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云云。为配合当年印刷出版的需要，诗人袁鹰在1962年还专门为此照写了首诗，与作品同时印刷发行。现抄录于此：
　　雄伟的天安门广场肃穆安详，
　　东西长安街一望无边伸向远方。
　　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清晨，
　　可是它的景象却同样不寻常。
　　我仿佛听到礼炮轰鸣，锣鼓齐奏，
　　我仿佛看到满天异彩，遍地金光。
　　漫长的黑夜终于一去不返，
　　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升起东方。
　　千万道霞光为它欢呼开道，
　　亿万人民纵情鼓掌。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天安门上的春雷永远在长空震荡。
　　

《斗地主》（1）
　　《斗地主》：新中国解决农村问题的标识
　　《斗地主》是著名摄影家齐观山在1950年拍摄的名作。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民众的主体是农民，有农民就有土地，有土地就有地主，就有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就有矛盾，要了解这些事情，除了看文字和电影资料以外，这张照片就是最直观的表现了。这也就是它成为传世名作的理由。齐观山已于1969年因肝癌去世，幸好我们找到了齐观山的夫人孙桂琴同志，点滴的回忆仍然能给我们勾画出齐观山短暂而勤奋善良的生平。
　　齐观山是在1950年结的婚，就是拍《斗地主》那年。据孙桂琴回忆，观山是个不爱说话的人，惟独那次拍了《斗地主》之后回来跟她说，今天拍了个很理想的画面。说的就是他到北京郊区的深沟村拍了那里斗地主的场面。地主肥头大耳，低着头没反应，农民穿得破破烂烂，棉袄露出白白的花絮，愤怒的表情表明他在控诉，地主是前景，略有点虚，农民的焦点很实，框式的构图非常恰当地表现了主题。至于说为什么去北京郊区拍，时间为什么在1950年，这些就都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当时很兴奋，知道自己拍了张不错的片子。
　　1969年他的肝病转成了肝癌，终于在8月15日这天离开了人世。了解他的人都说，齐观山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善良，品行极好，这是摄影界有口皆碑的。从工作上讲，他拍东西从来不急着抢角度，或者去挡别人，如果别人挡了他他也不生气，有人上了他们新华社的梯子或架子他也很谦让，从不以大社的气势去压人。那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人们知道他是给毛主席拍照的，又有很多作品，许多人以认识他为荣。他在1949年—1955年间一直在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为中央领导人拍摄，像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上投票，毛主席在天安门和少先队员在一起等照片都很有名，都印过宣传画。他很自觉，怕别人说他是靠领导人出名，就主动要求离开这个岗位，到其他地方采访社会生活。之后他真的离开了中央组，去了好几个省，拍了许多工农业建设和各地风光照片。1959年又沿着长征路采访，进了康藏地区。他的风光片拍得也很好。
　　他拍照片，不像有些人那样忙忙叨叨，手忙脚乱，或是连续拍很多，广种薄收，甚至有些不太雅的动作。他非常沉着，但拍出来肯定是最恰到好处的那一张。
　　关于这一点，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有同感。著名摄影理论家狄源沧曾经著文说：真正的决定性瞬间只有一个，拍得再多，也都是些“非决定性”的瞬间。齐观山对此有很深的心得体会。当时的摄影器材条件很差，他用的是散叶片，拍一张换一张，闪光泡是闪一次换一个，非常麻烦。他在摄影中绝不“以多取胜”，而是“就这一张”。每次采访，他总是提前到场，精心作好各种必要的技术准备。活动进程的规律和现场可能运用的各种角度，他都事先详加了解和亲眼观察，真正做到胸有成竹。他总是不慌不忙，不声不响，沉着冷静，就像古人所说的“每逢大事有静气”。他像一头猛虎，静静地等待着那惟一瞬间的出现，只要这个瞬间一出现，齐观山的闪光灯就必然会同时放射出胜利的亮光。不仅人物神情、动作总是抓得恰到好处，取景构图也都那么完美无缺。
　　齐观山的工作态度极好。当时的条件很差，出去采访最多就是社里派个三轮摩托，他坐在那个斗里，风吹雨淋不说，冬天还冷得要命，好几年都这样。常常是白天拍完，晚上冲洗放大，还要等着送审发稿，直到没事了才走，几乎天天是凌晨一二点才回家。由于太辛苦，加上摄影记者到处走，吃饭没规律，营养不均衡，他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他的肝病也与此不无关系。
　　齐观山1925年生于河北平山县，1939年参加工作，1941年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开办的摄影训练班学习，老师就是著名摄影家沙飞。1942年—1949年他先后在《晋察冀画报》、《冀热辽画报》、《东北画报》等任摄影记者，拍摄了大量战争年代的照片。1950年任新闻摄影局摄影记者，1952年任新华社摄影部采访科科长。他学摄影的时候只有14岁。1950年拍《斗地主》时只有25岁。他在战争年代用极为简陋的相机拍出许多作品，如《本溪矿工》、《八路军吃炒米坚持抗日》、《人民政府干部在敌后无人区工作》等。由于当时的器材所限，那些照片现在看起来像是特技照片：中间焦点是实的，四周是虚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