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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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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总理卫士的赵行杰在地震时已经在河北任县公安局工作，地震发生后他奉命去做保卫工作，在这样的场合里见到老首长，心情别有滋味。他描述道：总理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一个小木箱上给老乡们讲话。他每看见一个人就问家里损失怎么样，能不能吃上饭，娃娃没人带的，要帮助带好。在白家寨村口，总理看见一口井，就问是不是苦水井，又看见一个妇女，总理问你家里损失有多大，妇女说：男人和孩子都被砸死了。总理非常难过地说，地震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失去亲人是很痛苦的。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有社会主义制度，拿出勇气来，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震灾。
9日上午袁汝逊到了邢台地委，从地委又要了车去隆尧县。早有解放军在路上忙乎，他没想到这么快！沿路都是救灾的车辆，速度很慢。等他到了震中的白家寨公社时，已经知道周总理要来了。让袁汝逊想不到的是，受灾人员早已被清理完毕，而那次地震死了一万多人！
当然那时是绝不公布这些数字的，包括后来更大的唐山地震，也是在国外舆论的压力下才公布的。官方报纸的消息只是说“损失严重”。袁汝逊自始至终没见到死尸，只见许多的破房子和一群群面无表情的人们。据说当时很多人都没有反应，只是惊呆了，否则早点动手的话还能救出不少人。
3月8日地震，9日上午10点周总理就到了。几架直升机和战斗机飞来，直升机降落在一片残垣断壁中，周总理进到战士的帐篷里，问这问那，还接过战士递过来的破搪瓷缸子喝水。现场除了灾民外，大部分是军人。总参的人拿着地图给总理讲，周围百姓们很是感慨，既为失去家园而悲痛，又为国家领导人的关心而感动。总理到了群众中间，站在一个木箱子上讲话，他说：这次地震来得突然，你们这个地方从邢家湾到耿庄桥是地震中心，20年前在抗日战争中你们也受了损失，那是和民族敌人作斗争，这次是和地下的“敌人”作斗争，每个家庭都有损失，我们对天上的情况掌握多一些，对地下的情况不够了解，所以付出了代价……
去抢险的63军187师的政治部主任刘纪斌是我在朝鲜战场的战友，随总理去的北京军区首长郑维山也是我的上级，总参作战部的副部长李静也是我的上级，所以我可以接近总理。我拍了总理视察的全过程，包括他站在木箱上讲话的镜头。
当时有个新华社的记者吴元柳是跟着总理坐飞机去的，地面上只有我是新华社的记者，我用的是莱卡M3，总共拍了两卷黑白片，我边退边拍，抓到了总理和群众在一起紧锁眉头的照片。拍完后我把胶卷交给跟总理来的吴元柳送回总社冲洗。周总理只在灾区呆了两小时，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我继续在那里呆到20号才回去。总理走后，总社的5个记者才赶到，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说这是在河北，是我分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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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颤抖中产生的摄影名作（2）
文字稿很快就发了。但照片送到总理那里被压下不让发，理由不知。我想，一是总理一向不愿意突出自己，二是灾情不宜公布吧。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第二天新华社就发了这三张照片。此后这三幅照片被多次使用，一般提到周总理去邢台视察的照片，就是这三张了。
据解放军讲，部队到了后百姓们还没救人，也没有哭声。军人们说快救人哪！人们才反应过来。由于地震时是凌晨，许多人是因为憋尿而导致膀胱破裂而死。这是在唐山之前最大的地震，据说500年一遇。我在拍摄时，还有余震。后来唐山地震时，我就有了经验，马上要车去北京周围看看，寻找震源。走到通县时被告知是河北唐山地震，而我那时已经是北京分社的记者了，无法去，很是遗憾。
也许，感到遗憾的不止是袁汝逊，后来的死了25万人的唐山大地震中，就没有看到更为震撼的照片。
邢台地震两个月后，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5·16”通知发出，中国政坛的地震也开始了。
吕相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1）
毛主席曾经8次接见红卫兵小将，每次都有百万之多，想想看，那是多么地壮观啊！他老人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青年人招手，那只手具有怎样的号召力啊！就这样一挥手，数以亿计的人们被卷进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说是文化革命，又何尝不是在革政治、经济、文化和一切的命啊？但是这些感慨如今只是一种事后的无奈，处在漩涡之中的人们当时即使看出来也无法左右形势，更何况自身难保呢。
但是，摄影家们有意无意间就记录了历史，使我们现在有机会来回顾那段岁月了，这才是我们在浩劫之后能有的一点点欣慰。就这一点来讲，摄影家对社会历史的贡献真是大大的。现在让摄影家吕相友给我们讲述照片的故事。
那时我是《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1966年，“文革”已经开始，8月18日，首都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和全国各地的群众。当时我们不知道，只是按要求到天安门城楼上去，没想到，我去的时候毛主席早就到了！
原来那天毛主席就是到得早。此前的背景是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打倒刘少奇已成定论。人们开始抢购“毛著”，各地的红卫兵陆续到北京集中。于是毛主席决定8月17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代表。预定在早晨7点半开始，红卫兵们凌晨一点就开始往天安门走，而毛主席在凌晨5点与太阳同时出现在天安门上。为什么这样早？一个说法是北京的夏天热，早晨凉快，而且保安措施更好办些。另一个也可能有“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思。
让记者吃惊的不仅是主席来得早，而且他老人家还穿了一身草绿色军装！这让其他领导人措手不及，赶忙纷纷去换军装，要跟伟大领袖保持一致啊。这也是毛泽东在1949年进京城时穿过军装以外，第二次在和平时期穿了军装。
经过中央文革的精心策划，8月18日，凌晨一点开始，上百万各界代表就陆续走向天安门广场。广场的正前方是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模型的北京大学师生队伍，其他依次是来自广州、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师生。观礼台两侧是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与太阳同步，凌晨5点，毛泽东在一名女兵的陪伴下走下了天安门，穿过金水桥，和群众握手，然后回到城楼上，手拿军帽向大家挥手，一瞬间，整个广场在一片红旗的掩映下，变成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的海洋。7点整，1500名红卫兵代表被告知：将有红卫兵代表到城楼上和毛主席一起检阅。7点16分，毛泽东在城楼上单独接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40名师生代表。7点30分，庆祝大会正式开始。陈伯达主持，林彪讲话，后来让毛泽东觉得“讨嫌”的“四个伟大”也是从这次林彪讲话开始的。
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把一个红卫兵袖标戴在了毛主席的左臂上，毛默认了。吕相友拍摄时，就是毛主席戴了袖标之后。就在这次，毛问这个红卫兵小将叫什么名字？宋回答说是宋彬彬。毛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本是句玩笑话，但从此宋彬彬真的改名为宋要武了。后来确实有一些人把名字改为“文革”、“要武”、“卫东”等等。
我经常跑中央新闻，知道领导人的排名顺序，今天一看不对了：原来刘少奇排第二，现在是林彪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只排到了第八位。我到了城楼的大厅里，主席在那里，过一会，江青来了，陈伯达也来了，正值夏天，他却穿着大衣，他怕冷。毛主席是临时决定穿军装的，因为他很胖，身边的人根本没准备，还是临时借的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军服，也不太合适，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反常的，可我们那时根本不知。
检阅开始了。我只忙着拍照，当时能上城楼的就几家记者，如《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等。我带了莱卡M3，用广角，最近处离主席只有米，我往外探出身子拍，周总理还关照着我们，让警卫提示我们注意安全。当时能够站到这个位置上的只有我，我不停地拍，这样的画面只拍了一张，因为不能长时间站在那里。就听下面有递条子的、有大喊的，说：“我们要看毛主席，不看记者的屁股！”那时候红卫兵可惹不起。
第二天，照片见报，惹了麻烦。原来那天主席戴了顶帽子，帽子又小，结果主席激动时就把帽子摘了握在左手里，我当时拍的是黑白片，加上印得不好。被红卫兵小将们看见了，说：“像一只脚踏在了毛主席的肚子上！”这还得了！小将们马上找到《人民日报》社，那时我们在王府井办公，他们一二十个人手里拿着皮带聚在门口要找记者算账。结果我们报社的一些负责人就出去跟他们解释，把原照片拿给他们看，说的确是印刷问题，我们大家对毛主席是热爱的。这样才过了关。那个时期有一些日子甚至要把报纸对着太阳看，就怕出问题。但是这样很费事，每次要发稿时都快凌晨一点了，哪有工夫每张报纸都“透视”着看？因为有人就这样看，然后找到一些比如毛主席像或者语录是否和一些“反动”的东西叠在一起，根据这些东西来找你算账。
照片发表后影响很大，但主要是那个事影响大。后来印成宣传画影响就更大了。但那时也没稿费，也不署名，也不敢想。更没有什么好事挂钩。“文革”后有一阵子不用这张照片了，但后来发现这是历史，还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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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相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2）
这幅照片随即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了上千万张宣传画发行全国。之后其他媒介上也大量使用，纪念章、书包、笔记本、邮票，甚至茶缸上也有。拍的是黑白片，印刷时上了色。顺便说一句，中国的上色水平还是挺高的，许多早期照片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照片都被上了色，像画一样的完美。这对人们崇拜领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张照片的传播非常广，这次毛的招手比起不久前的7月16日毛主席在横渡长江后向群众招手时更具号召力，更为神圣，后果也更不得了。后人称“###”。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接见了8次红卫兵，总数达1100万人，这说明毛对红卫兵造反运动是支持的。他把年轻的红卫兵、学生视为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在这8次的接见之后，各地的红卫兵造反运动风卷全国，同时开始了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中央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开支”。这下，全国的红卫兵纷纷奔向北京，串联的人数以亿计，停学停产，交通堵塞，社会秩序混乱，直到1967年3月19日中央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
这次接见还是“破四旧”、“打砸抢”的开始。红卫兵们得到伟大领袖的支持，当然也就有恃无恐了。北京二中的红卫兵们贴出大字报说：“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接着，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荣宝斋、全聚德统统改掉。加上宣传工具的指点，很快就蔓延到全国。8月26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之后，以红卫兵为主体，以“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名的打人浪潮在北京开始了。短短4天之内，北京大兴县共打死了325人，其中22户被杀绝。后来北京市委书记马力亲自到县里制止了这次恶性事件。但全国的打砸抢运动已经开始了。
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之后，“红卫兵”一词才正式成为公开的名词，毛泽东也成了红卫兵的“总司令”。加上全国的宣传工具的全力开动，毛主席语录和著作满天飞，林彪、江青等也乘机推浪，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顶峰。当然，这个崇拜也是一个渐渐升温的过程。新中国的建立到“文革”前的历史也就是毛泽东被神化的过程。“文革”之前就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在大量发行，各个级别的毛泽东著作学习积极分子大会不断召开，这也是红卫兵组织诞生的政治前提。但是，红卫兵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在后来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他在第六次接见之后就开始对红卫兵们冷淡了。直到后来把这些年轻人送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文革”尚未结束，红卫兵便已经消失。倘若不是照片或其他记录告诉我们，后来的人们打死也不会相信这些事儿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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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造出，此后，它不仅是战略武器中的“毁灭之神”，它更是政治讹诈的王牌。眼看着世界牌局上只有美苏两国在争“大、小王”，强人政治家毛泽东自然明白，没有这东西，连小国英、法都比不上，连“红桃A”都当不上。于是他发出了温和的怒吼：砸锅卖铁也要搞出原子弹。原本要帮忙的苏联在1958年撤走了全部专家，致使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才上天，而头一天，赫鲁晓夫下台。11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并试图与苏联改善关系，结果遭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冷漠，周恩来不卑不亢，力保尊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亲赴机场迎接周恩来归来。
这颗原子弹爆炸后，中国成为了继美、苏、英、法之后的第五个核国家，而这五个国家正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由此可知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升天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意义如此之不寻常，那么记录这一重要历史瞬间的照片自然就同样不寻常。当时除了科技方面为留资料而拍摄之外，用于对外报道的摄影记者，只有八一厂的摄影队和从《解放军画报》调来的摄影记者孟昭瑞了。这一次，连新华社都没有名额，可见条件要求有多严。另一个原因是，原子弹主要的牵头单位是部队，因此由解放军派出记者也是顺理成章。当时孟昭瑞是军方派出的摄影记者，并不代表军画报。如今想起来，孟昭瑞觉得很荣幸的同时，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当时的压力——毕竟只有一个人在拍啊，万一有个闪失将无法交代。
从技术上讲，这是中国谁都没拍过的东西，几乎没有经验可循，似乎一切都心中没数。它到底怎么爆炸，冒什么烟，火球多大，怎么变化，能维持多长时间，亮度多大，如何曝光，还无法测光……一切都不知道，还要站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安全地带拍，还得穿着白色的防化服，尤其是戴着几乎是纯黑色的眼镜，连取景都困难许多。若爆炸成功了照片拍坏了，那才真要“吃不了兜着走”呢。
我当时是军画报的机动记者，经常跑重要新闻，单位和家里也就习惯了，这次又是。当时的社长高帆告诉我说，有个重要任务，你去找××人吧。家里人也不知道，也不问。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服从组织，听从命令。我搭着专机到了罗布泊的马兰—这也是后来起的名字，那地方常开马兰花。这里是实验基地，有想象不到的困难。没有菜，没有水，有也是苦的。天天吃罐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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