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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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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有时挤得像过节时的火车厢。不冲锋的时候我就在坑道里拍，那时坑道里黑黑的，还没有闪光灯，只有镁光粉。用火柴一点就“扑”的一声，还有白烟，很呛。尽管这样，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他们说，照吧，呛就呛点吧。开始我用B门，打开相机，然后点燃镁光粉。镁光粉也不多，我们就把美国人扔的没炸的那些照明弹捡回来，把其中的镁光粉倒出来，用军用电池连在照相机上，电池又连在镁光粉上，这里按快门，那里镁光粉就着了。这土办法挺好。
有一次我和那个搞摄影的一块走，半路上那位说要方便一下，我们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正在方便时，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的把我们刚才的路炸了个稀烂，我们庆幸自己命大。
我在朝鲜受了两次伤，一次是炮弹片打到眼睛旁边，还有一次是打到腿上。另一个宣传队的副队长乔松亭也和我一样被打到了眼睛旁边，他牺牲了。拍完了我就把底片交给了通讯员，由他交给军里，冲洗后由他们负责发稿。上甘岭战斗时我才19岁，许多战友很年轻就牺牲了。战士们经常在坑道里说，“活到20岁就够本了！”可见伤亡有多大！像黄继光那个连队，就打得剩了5个人。炮弹一来，一下子几个连队就没了。我能活着就不错了，幸存的老战友如今还经常联系，战场上的感情是最真挚可靠的。我们的师长今年去世了，他最后升为中将。
上甘岭的照片总共用了20多张，照片都在哪里发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发了不少。有一次我接到了700多元稿费，而那时我的工资才21元！后来这些底片在哪里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有些可能在军事博物馆，有些可能在解放军画报社。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出版了一本画册，里面也用了我的不少照片。
今天看来，那个场面应该是能出很多好照片的。有一个战士叫王仕佑，他带着另外两个战士一直在坑道里、战壕里穿梭着打，先后消灭了几百个敌人！回来时浑身是土和血，什么也听不见—耳朵早被震聋了！那形象多感人啊，可惜我就没想起来拍，只拍了他在坑道里给祖国人民在写信的镜头。假如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和观念，那我一定会拍很多照片的。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是“时代性的遗憾”。
。 想看书来
中国的胜利：《欢送志愿军回国》
反映抗美援朝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多年被选入课本，电影《上甘岭》更是家喻户晓。那些英雄人物、英雄故事及相关的艺术品之所以魅力出众，除了事件本身的吸引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品可以在事后比较从容地创作，可以修改，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而摄影作品则不行，百分之一秒的瞬间，一切就基本上都已经决定了。这是新闻摄影有别于其他新闻形式、艺术形式的一大特点，是摄影独有的难度，与绘画、电影、电视相比，照片的独特魅力也由此而生。
吕厚民的作品《欢送志愿军回国》就是一幅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终结作品。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与一战二战的那些经典照片一样，成为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新闻摄影经典之作。由于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发起、旨在对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而应战的有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甚至还有一些苏联军人秘密参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取胜，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欢送志愿军回国》的热烈场面所传达的更深一层的信息，便是“我们胜利了”！
这张照片是1958年9月拍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回国的队伍。当时是在朝鲜东部的咸兴北道沙里院，志愿军的队伍行走在刚刚修复的城市里，这已经是朝鲜战争停战后的第5个年头了。
我那年随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朝鲜，一天上午到了沙里院志愿军的驻地时，那里已经有很多朝鲜群众和人民军战士在和志愿军们握手拥抱，好多人都满面热泪，那场面实在感人。我也受感染，拍了不少，但总觉得没把那种气氛表现出来。当时人挤人，根本没工夫去考虑，到了跟前又太近，那时也没有广角头，后来我就想找个高处。突然一看，路边有辆吉普车，经过车主的同意，我就立刻跳到车盖上，可以说那是惟一的高角度了，正好能拍到欢呼的大场面。被抬起的是志愿军军官，下面都是朝鲜人民军战士。人们喊着：“中朝人民友谊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刚拍了几张，朝鲜人民军发现我了，于是把我当成目标了，也把我当成一个中国英雄抬了起来，欢呼着，我很激动，但却拍不成照片了！
队伍一直走着，高角度也没了，但我庆幸自己拍到了最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是中朝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我用的是禄莱相机，伊尔福黑白卷。不久由中国摄影学会和新华社分别送到国外展览，1959年获莫斯科国际摄影比赛金奖，1961年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国际摄影比赛银奖，1963年获古巴国际摄影比赛一等奖。在国内外的各种报纸杂志画册上刊登的就多了。
在古巴获奖以后，有人通知我说古巴那边邀请我去，我当时正在毛主席身边当专职摄影记者，必须请示。我们正好在杭州，这件事汪东兴同志向毛主席请示，汪又问了我想去否，我说想去。结果没想到主席批了，我就这样经过最高领袖批准得以第二次出国。那次去古巴连拍带看走了一个月。回来后第二年在北京办了个访问古巴后的摄影展。
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讲：“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里都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这个时刻来临时，环境中的元素会排列成最具意义的几何形态，而这个形态也最能显示这桩事件的完整面貌。”无疑，这幅作品就是抓住了“决定性的瞬间”。历史就这样被凝固了。后来虽然还有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照片，但表现中朝人民的友谊、中朝军队的兄弟般的关系，就只有这幅作品最有代表性了。
惟一可惜的是，笔者没有找到画面中的人物如今安在，如果画中的主人看到这幅照片，一定会激动无比，时时想到那难忘的一刻。我们曾试图寻找，惟一的线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回国者”，但短时间内难以办到。我想，那些人物若在，应该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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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照片，一桩姻缘（1）
毛主席没想到，韶山的那些少先队员们也没想到，拍摄这幅作品的侯波也没想到，这样一幅作品成就了一桩奇特有趣的婚姻。紧紧依偎在毛主席身边的一对男女少先队员后来竟成了夫妻。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其中一项活动是参观韶山的学校，师生们自是满心欢喜。就在这满是喜气洋洋的时刻，少先队员们向伟大领袖献上了鲜花和红领巾，作为毛泽东身边的专职摄影师侯波早已把这灿烂的景象收入镜中。照片的形式堪称完美—构图充实，人物位置恰当，所有人物的表情都在最好的状态……
这幅照片的大量印刷品随即出现在全国各地，挂到了千家万户的墙上，进入了学生课本，进入了几十年来能进入的各种媒介。它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欢乐、质朴、朝气、美好，领袖为中心。
照片上紧靠主席的男孩蒋含宇、女孩彭淑清在1963年分别考上大学并在1971年结为伉俪，婚姻将他们这幸福的时刻永久地延伸了下来。几十年来他们还到各地演讲，办收藏展，讲述领袖，讲述革命，讲述美好的人生，把这幸福的时刻又最大限度地扩展到全国各地，直引得无数男女好生羡慕！
现在蒋含宇、彭淑清夫妇回忆起来仍是激情满腔。
我们就出生在毛主席的故乡韶山。那年毛主席的到来，给韶山带来了“真正的节日”。6月25日下午，学校少先队辅导员把我们俩叫到大队部说，明天有重要的首长来我们学校，经研究，决定由你们俩代表韶山少年向首长献花、赠送红领巾。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已经猜到是毛主席要来了，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任务啊！我们俩想什么花最香，什么型号的红领巾合适，动作怎样才算熟练，因为自己戴领巾是顺手，给别人戴是反手。全校700多名学生，只有我们俩才有这个光荣，我们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
26日早晨7点多钟，毛主席就来了。有同学喊：毛主席来了！我们怕花蔫了，头一天就没摘，一听到喊声，赶快到校园花圃摘了花飞跑到主席面前，敬了个礼，把花献给了毛主席。主席接过花闻了闻，问我们：你们几岁？我们回答：14岁，上初二。毛主席接着说：要努力学习，争取做个好学生。我们点着头，激动得直流眼泪。
欢呼的人群不断簇拥着主席向前走，进到校园里，毛主席不断地问这问那，气氛十分热烈，毛主席从小学部到操场，听完校领导汇报后到了中学部，辅导员示意让我在这儿先向毛主席献红领巾，然后合影留念。这时蒋含宇走到主席面前踮着脚尖把红领巾系上，主席问：你真的把红领巾送给我了？含宇点了点头。主席说，那我就把红领巾带到北京了，我现在又年轻了，变成少先队员了。大家都笑了，那样开心，那样爽朗。侯波就在这个时候拍下了这张不朽的名作。
时间过得真快。10点多钟了，警卫员告诉毛主席说该吃早饭了，毛主席说：他要我回去吃饭，你们同意不同意啊？大家依依不舍地说：同意！毛主席缓缓地走向大门，全校师生目送着毛主席，高唱《东方红》，高喊“毛主席万岁”、“毛爷爷，再见！”
没多久，我们就得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我们有了一张翻拍的底片，但是同学们总要，我们就不断地洗，直到把底片都洗坏了，很可惜。40多年来，这次幸福的会见激励着我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并一直是我们力量和勇气的源泉。我们俩后来一起上了高中，1963年含宇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我上了北京石油学院炼油机械系。大学四年级时我们相恋了，是共同的经历给了我们共同的信念和追求。1968年我们毕业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选择了辽宁农村和企业。1971年我们就在辽宁凌源县结了婚，花了40多元钱。从毕业到结婚，4年间我们只见了3次面。后来我们又响应党的号召，到了江汉油田参加石油大会战，80年代又到江西参加建设炼油厂。
蒋含宇彭淑清夫妇从没把见到毛主席的经历当作一种资本来换取自己的好处，而是处处以此为动力，为鞭策，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至今，彭淑清一直在九江石化总厂从事设计、审核工作，是高级工程师；蒋含宇任江西省石油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如今都已退休了。这些年来，他们从大学校园到辽宁到湖北再到江西，除了几个柳条包和十几箱书之外，最为珍贵的陪伴就是那张照片了。是这次机会使他们从青梅竹马的友情上升到了爱情，而几十年了，他们认为只有踏踏实实地做人，才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最好的报答，一辈子不给主席丢脸。
或许这幅照片太出名了，这个故事也太美好了。几十年来，夫妇俩应邀作了许多次报告，到各地演讲，收到了2000多封信函，同时也收到各地寄来的纪念毛泽东主席的书法、绘画、诗词、著作等作品共1000多件，为此，他们还于2000年、2003年、2004年在南昌、长沙、福州等地举办了四次大型收藏展。每每见到有关毛主席的书籍或纪念品时他们都要买，如今收藏量已经很可观了。
照片已经把要说的话都说了，似乎没什么可评价的了，但诗人们还意犹未尽。仅摘几段借以抒情：
毛泽东：《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一幅照片，一桩姻缘（2）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臧克家：《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
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
少先队里高大的人，
笑的风要把人身撼动，
纸面上仿佛听出了声音。
…………
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
千言万语笑里寻，
这笑就像对少年们说：
世界属于你们也属于我们。
这次访问的波动是如此之大，不仅诗人们大发诗兴，后来作家周立波还写了一篇散文《韶山的节日》。这篇散文后来被“四人帮”批了好几年。文中提到的罗瑞卿也被整，直到“文革”结束。理由是文中提到了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这就犯了江青的大忌。周立波描述道：
1959年6月25日晚，毛泽东同志在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自己的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这一天成了这个山冲的真正的节日。大家站在韶山招待所门前那块细沙地坪里，用欢呼、拍手和男女朴质恳切的笑谈来迎接自己的亲人。第二天，毛主席起来后洗完脸就往外走，也没说去哪里，罗瑞卿等人就跟在后面。主席到了山顶，在一个长满茅草的小坟前面停住了，大家看了墓碑，才知道小坟是领袖父亲和母亲的合葬墓。事先大家都不知道毛泽东同志要到这里来，连纸花也没带一朵。幸亏有位青年同志头脑还算灵活，他在近边折了一些松枝，用野草捆成一束，交给主席，毛主席从容地献到坟前，在肃穆的空气里鞠了一躬，大家也鞠了一躬。到达山下，毛泽东同志随即去视察韶山学校。
学生们从各个角落各个课堂一群群涌出，欢呼、拍手，把老人家团团围住。宾主都笑得那么开怀，那样尽兴。戴着红领巾，毛主席被孩子们的笑脸簇拥着，照了一个像。
侯波那次跟着主席拍了不少照片。有主席给父母上坟的，有去学校的，有参观工厂的，当时拍的就是黑白片，但后来有人给上了色，于是照片上的笑容显得更加灿烂了。侯波回忆道：
1959年6月，毛泽东主席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冲。毛泽东是伟人，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他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参加革命后，一直未回过故乡。他这次回韶山，自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的归来，使韶山冲沸腾了。
乡亲们盼来了亲人，韶山的山也乐、水也乐，人们像过节一样热闹。毛泽东到韶山的头一天天色已晚，第二天5点钟他就从住地出来，上了一个小山顶，拜谒了父母亲的坟。下山路上，就看到了故居前已经是人山人海。
毛泽东下山后先到老邻居家，他向这家主人问过好，递给男主人一支烟，谈起家常。他出门多年乡音未改，倍感亲切，屋内传出阵阵笑声。我站在门外，拍下了这欢乐的瞬间。后来又去了学校，这才有了这张照片。
1992年，蒋含宇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时间找到了侯波、徐肖冰的家，事先他已经打听到了二老的单位了。一敲门，正是侯波开门。“啊，是小蒋。长大了，长大了！”接着就是问长问短，从韶山合影之后，整整33年，两个孩子与“媒人”才见面。双方自然很感慨。侯波说：你们太幸福了，感谢主席为你们牵了线，一定要好好珍惜呀！此后，夫妇俩和女儿还去过几次，互赠礼品，续上了这段情感之线。
时光荏苒，主席已经逝去。没有这张照片，就很可能没有日后这长久甜蜜的回忆，韶山人那样的灿烂笑脸也就无法传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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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接见亚非拉青年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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