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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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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男孩
那个男孩叫马越，如今在贵州。照片上，马越比孟运个子要高，年龄也大两岁，模样也招人喜欢，是个小“帅哥”。
我那年快6岁了，那天一大帮孩子每人抱了一只鸽子，我特调皮，老师怕我不听话，就给了我一个红蓝铅笔头，我就特兴奋，光顾玩这个铅笔头了，鸽子也跑了！后来到真拍的时候，我就没法了。可是阙文叔叔觉得我好玩，就跟另一个孩子说，能不能把鸽子“借给”我，我就这样又有了鸽子。现在从照片上还能看见我的左上兜儿里还露着铅笔头呢。
招贴画出来后，马越的名气也很大，收到了上千封信，还有许多人去看他。北海幼儿园也名气大增，参观的国内外宾客络绎不绝。马越经常被拉出去参加各种活动，坐上小汽车，俨然是个小超级明星。
我那时收信都是论麻袋的，回信都是老师给代写，我签个名。后来我太调皮捣蛋了，父母就在假期人家都玩的时候送我去挖煤！认为我辜负了大家的期望，要改造我。
1953年他上了小学，同学们都知道他就是明星，对他有很大的好奇心，但马越却听得太多了，变得随意，没有礼貌，不守纪律，打人骂人。渐渐地，同学们也就疏远他了，少先队也没入成。小马越感到了孤独，自卑。三年级时他转到了东四区第二中心小学，在这里，马越转变成了一个好孩子。马越入了少先队，为此《人民日报》还发了消息《马越入了队》，可见那时对他有多么关注。但是事情还没完。
1956年，马越的父母给共青团北京市委写信说：“我们的孩子马越10岁了，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极为调皮、傲慢不驯的孩子了，学校里都不愿意要他，我们真是没有办法。……请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吧！”团市委很重视，派《北京青年报》记者于文涛去了解。于文涛写了一篇《马越成长中的风波》刊登在该报上，随后《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又转载了，不久作家冰心写了一篇《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的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和大规模的讨论。
马越确实变好了。他高中毕业时已经连续两年获得北京市中学生优良奖章。
当时北京市招生分数最高的清华附中只招160个学生，其中一半是保送生。马越说：这剩下的80个位子我也要占一个！果然如愿以偿。凭着马越的条件，考北京的名牌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但马越觉得自己在北京太“出名”了，应该到一个人们能够忘掉他的地方去。于是他就报考了位于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学习直升机设计与制造。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一个国防基地当技术员。后来在贵阳市警察学校当老师，后任副校长。工作出色，家庭美满。
在美术史上有这样一段介绍：……优秀的宣传画都是艺术家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题材更加广泛；形式更加丰富；世界性的宣传画展览活动十分活跃。画家们创作了许多紧密配合形势的优秀作品。……如阙文的《我们热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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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1）
“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出的号召，还亲笔题了字。雷锋在中国的影响今天还在继续，但是关于雷锋在美国西点军校也成为榜样的事，经过有关方面的考察，根本就没这回事。抚顺的雷锋纪念馆有各国人来参观，他们不仅参观，还经常“冒昧”地提问题：不是说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吗？怎么会有这么多他在做好事的照片啊？
为雷锋拍过照片的人不多，雷锋在部队时给他拍照的人都算上，也只有8个人。除了军报、军画报的摄影记者以外，跟随雷锋拍摄照片最多的有两个人，他们是张峻、季增。前者曾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任干事，后者在该工程兵下属的工兵十团俱乐部，放映、摄影、宣传他一把抓。这两个人各自为雷锋拍了200多张照片，其中流传最广的有这样几幅：雷锋在读毛主席著作；雷锋在擦汽车；雷锋手握冲锋枪的半身照片；雷锋在为战友洗衣服；给自己补袜子；送老大娘回家等等。由于那个年代广为传播的一些照片不署名，而且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下，大家也不去记哪张照片是谁拍的，这就在无形中为日后的版权问题埋下了不平静的种子。在雷锋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雷锋精神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道德理想的榜样的时代，在日渐尊重个人权利的文明社会里，在一个法制日益健全的时代里，雷锋照片的版权问题却令人尴尬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雷锋》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抓拍的还是摆拍的？作者分别是谁？
关于雷锋照片的诞生和发表以及补拍、版权等问题，我们分别采访了张峻和季增，他们各自谈了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感受。先说流传最广的几张照片：
雷锋头戴棉帽子的照片。据张峻讲，这是沈阳军区《民兵之友》杂志的周军拍的。后来许多地方采用并且据此做成木刻的画面就是从这里来的。季增也拍了雷锋戴棉帽子的照片：
《雷锋在毛主席雕像前》。1961年4月24日，我随雷锋去旅顺海军作忆苦思甜报告，我和雷锋在一个屋睡。半夜，我听到“毛主席万岁”的喊声，结果是雷锋在说梦话。他的这种对毛主席的热爱让我很感动。随即我就想到了让雷锋在毛主席雕像前照相。过了一段时间，正巧部队又开会，我就让雷锋横挎着冲锋枪到抚顺钢厂和平俱乐部毛主席像前照了几张像。
雷锋在擦汽车（夏天），题目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这幅照片是张峻在1961年夏拍的，发表在《中国摄影》上。后来经常见报并经常获奖的也是这张。而雷锋在擦汽车（冬天），题目是《雷锋擦“解放”汽车》的画面是季增拍的，时间在1960年冬。据季增回忆：
那是1960年的冬天，《解放军画报》的吴加昌和工程兵宣传处的张峻、赵志华来采访全军“两忆三查”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我随他们拍了一些雷锋的照片，吴加昌把我这些稿子带回北京，不久写信给我说，再补拍一张“破题”的照片。我觉得压力挺大，经过几天的思考，我想到雷锋是汽车兵，要有职业特点。正好连队里刚接来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中国自己生产的车，热爱汽车的战士在擦车，这不正是最合适的镜头吗？我找了一贯阳光明媚的上午，约雷锋到停车场，让副连长白福祖把汽车调好方向，雷锋微笑着擦车，我拍了好几张。就这样，1961年的第3期《解放军画报》上以《苦孩子，好战士》为题报道了我拍的雷锋事迹。（注：这组照片发表时的署名是张峻、赵志华、季增、吴加昌，季增的“黑白擦汽车”照片在显眼位置上）
我拍时是1960年的冬天，到了第二年的夏天，张峻同志来到我们团，要拍彩色的。于是，我们又把车开到了营区附近的一条公路上，雷锋换上了崭新的单衣单帽，我们俩又分别拍了几张，我拍的是黑白，张峻拍的是彩色（注：在《中国摄影》上发表的就是张峻拍的“彩色”雷锋）。
关于这张彩色的，张峻说：
那时解放军画报社给了我两个彩色卷，先给了一个，我说没拍过彩色的，再给一个吧。这样，擦车的、读毛选的就都是彩色照片了。
雷锋在读毛著的照片。季增说：
这张照片的标题是《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张峻的题目是《粮食·武器·方向盘》）。雷锋的日记里写着：“毛泽东思想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1961年初，雷锋到沈阳军区工程兵司令部执行任务，我正好也在那儿，我们一块吃饭，雷锋吃完后就到汽车上读毛著了。看他专注的样子，我就拿了相机，还请了宣传处的张峻，找了一块反光板，驾驶楼里挺窄，相机根本耍不开，在汽车里折腾了好几次才拍成。
张峻说：
雷锋日记给了我很大启发。有一天雷锋在停车场保养车子，我去找他想唠唠。我进了驾驶楼，看见他座位上有日记本和毛选1…4卷，他的日记里记着“毛主席的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我找到了理想的画面，就喊雷锋过来，“导演”了这幅照片。
关于这张照片，张峻说：
季增也拍了，我也拍了，但我拍的这张是流传最广的。包括后来印成邮票的画面，也是根据这幅照片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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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2）
除了以上几幅之外，季增还拍了其他画面，这些照片大部分是根据部队搞展览的需要补拍的，那时雷锋已经出了名，总政需要树雷锋这个典型，所以要大量地进行补拍。这也就是有人问“雷锋做好事的照片从哪里来”的答案。
关于补拍照片的事，季增回忆说：
《学习毛主席语录》。上个世纪60年代初，还没出版毛主席语录，而雷锋用“钉子精神”早就把毛著1…4卷都通读了一遍。为了记得更牢，他把《解放军报》报眼上的语录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自己学习，后来又贴在墙上给大家学习。我和张峻就让雷锋穿了一身新衣服，让张峻写了一条“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刊头，布置成墙报的样子，拍成了这幅照片。
同样为了表现雷锋的“钉子精神”，我想把他学习的场面拍下来，但是那会儿没有快片，也没有闪光灯，就没拍成。后来我想到了放电影的灯泡。我那时常出去放电影，就收集了几个旧灯泡，那灯泡300多瓦，没有灯座，我就用电线焊接到灯泡的两极上，一接电就亮，但是也烤得够呛，就叫“烤灯”。有了这个，我们就敢在晚上拍了。像雷锋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毛著的照片就是这样拍的。
《雷锋和战友乔安山》。雷锋和乔安山从鞍钢公司同时入伍，又分在一个班，近得不能再近了。乔的文化低，雷锋就经常帮助他，为了方便，甚至把床铺搬到了一起。我拍了好几次雷锋和乔安山学习的镜头，这些照片也流传得很广。（就是这位乔安山，开着苏联产的嘎斯51汽车，在一次倒车时把木杆撞倒，砸死了战友雷锋。）
《送老大娘到儿子家》。1961年冬天，我陪雷锋到丹东工程兵部队做忆苦报告，回来时在沈阳通过天桥时看到一位老大娘拿了许多东西很吃力地走着，雷锋上去问。老大娘说从关里来，到抚顺看儿子，雷锋一听是同路，就急忙帮着拿东西，一路上像儿子一样照顾老大娘。到了抚顺雷锋和我商量送老大娘回家吧。我们按着大娘的信封地址边走边问，到了天黑才找到住在郊区一条街上的大娘儿子家。我本来跟着雷锋是要拍照片的，结果净走路，没顾上拍，现在天也黑了，我也拍不成了，我说明天再拍吧。第二天雷锋又出差了，我只好过了一段时间再约雷锋去拍，就这样，把大娘请出来，把院子整理了一下，拍成了这幅照片。
《给战友让饭》。1960年的10月里，运输连组织大家到山里打草，每人都带了盒饭。结果有个同志饭量大，还嫌带着麻烦，干脆把饭吃了就省事了。午休时，别人在吃，大肚汉在旁边没精打采，雷锋走过去说，我肚子疼，这盒饭你吃了吧。大肚汉本来就饿，架不住雷锋真诚地让，接过去就吃了。我当时也在吃，看到这个情景，就跑过去拍了一张。但觉得人物太小，就又让雷锋再递一次，拍了两张。事后我问雷锋，你肚子真疼吗？雷锋看了看我，摇了摇头。
这些照片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会有版权纠纷？
其他关于雷锋的补拍照片还有很多，像雷锋忆苦思甜的、和少先队员在一起的、拉练的、训练双杠的、投弹的、修车的、洗衣缝被子的、存款和捐钱的、捡粪的等等，尽管从摄影角度讲，补拍是不得已的事，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只要不违背生活事实，也未尝不可。根据张峻的回忆，沈阳军区工程兵的首长就说：“（补拍照片）必须真实，必须是雷锋做过的好人好事。”关于这些照片、底片的去向，据季增回忆：
“有些在《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人民画报》保存，其他的在1964年5月我复员时把雷锋的底片整理好装在3个底片夹里上交到团党委，团党委又上交到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十几年后我多次去部队和有关部门询问这批照片底片的下落，但没有消息。这200多张底片究竟放在哪里成了我一直想要揭开的谜。”
现居承德的季增自己还留了一些照片，又从解放军画报社翻印了一些照片资料，手上选余的底片只有二三十张。据此他编了一本书《雷锋—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也了了他一桩心事：一来弘扬雷锋精神，二来告慰战友。对于版权问题，季增认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来用雷锋挣钱。
现居鞍山的张峻出版了几本关于雷锋的书籍：《永恒的雷锋》、《雷锋经典图片集》、《雷锋的传人》。
我们听听张峻讲述的雷锋故事。
我是第一个写雷锋报道的。1960年11月26日，我和别人合作写了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发表在沈阳军区《前进报》上，后来又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发表。
1960年，我们宣传处接到了工程兵十团转来的地方来信，说一个叫雷锋的新战士向公社捐助了100元钱，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不久，这个入伍不到10个月的战士成了十团的“节约标兵”，政治部决定对他的事迹核查并宣传。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我拍了雷锋的几张重要时期的照片，包括他的去世，我都有大量的照片。同时我还收集了他的其他照片，比如他入伍前的、在家乡劳动的等等，总共有385张，应该说是最全的了。我还给抚顺雷锋纪念馆复制了一套底片，毛主席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是我去北京翻拍的，本来拿到题词时是3月3日，本应在晚上传给沈阳，结果没赶上，就拖到3月4号发到沈阳军区，发表时就成了3月5号，这就是雷锋纪念日的由来。
。 想看书来
《学习雷锋好榜样》（3）
关于雷锋照片的版权问题，应该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对此张峻说：
我认为，把版权问题搞清楚和弘扬雷锋精神是不矛盾的。这些年我把雷锋照片的稿费都用在宣传雷锋的工程上了。2003年6月18日，我在辽宁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把223张我拍的雷锋照片作了版权登记，他们很认真地考察了我拍的照片的依据，认定这些是我拍的。这一部分是我在1962年12月以前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时拍的，以后拍的就不属于这个范围了。
这些年我为宣传雷锋把自己的许多钱都搭进去了，总共印了15万张雷锋照片发给学生和做过好事的人，还印了明信片、制作了纪念章，策划了雷锋图片展览，最近还要出版一本最全的雷锋图片集。我还在搞一个“留住雷锋工程”，目的是针对社会上流传“雷锋是临时户口，3月来4月走”的现象，让雷锋精神永驻人间。
听完两位的讲述，我们感到，无论过程怎样，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尽自己所能，把雷锋精神传下去。这就像他们的照片一样，宣传画也好，纪念章也好，无论用什么形式，雷锋精神终归要进入每一个家庭，终归要留在历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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