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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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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无线电二厂工作。海鸥的镜头很好，加上伊尔福的胶卷，绝对是“把意识记录下来的技术保证”。
李江树的这幅作品一出现，不仅让各界震动，还引发了许多人去关注石鲁。有人半开玩笑地对陕西的摄影家们说：你们的石鲁怎么让李江树拍去了呢？结果很多人去拍，到底也没有超过这幅的，甚至连李江树自己都没法再超过自己了。
李江树说：
拍人物不像拍别的，可以重复，可以近似，时机由自己来掌握。拍人物必须得所有的元素都集中在一起才能成功。比如特定的时代—“文革”浩劫之后，劫后余生的人才有的痛苦经历；特定的地点—医院，人物的神情一定是悲伤的；适合表现的环境—渐暗的光线，严冬后仍然很冷的屋子；激动的情绪，专注的谈话，瘦骨嶙峋的身体，白了的头发，黑了的嘴巴，广大受迫害的艺术家的代表……所有这些，都是一张照片不可缺一的因素，只要换掉其中一项，就再也没有这样的照片了。就像一切事物一样，它也有个“高潮”，只要过了这个高潮，就再也不会重复了，历史就这样过去了！这也是我自己都无法重复的原因。
《画家石鲁》就这样成了摄影名作，成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成了一个时代的形象，成了一种概念的符号。看到了这张照片，就想起了石鲁，就想起了李江树，就想起了“文革”。我们也不必说这张照片得了多少奖，也不说它发表了多少次，单是李江树后来的作为，就足以让人们相信，他拍出这张作品不是偶然的。
1954年李江树生于北京，1976年他就开始学习摄影，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他纪实摄影的开端。1978年他进入《中国妇女》（英文版）当摄影记者至今。由于酷爱读书，使他很早就意识到文化功底对摄影的影响。因此他除了拍照之外，还写了大量的散文和评论。1985年，他的报告文学《林莽，浩瀚的林莽》获“国际青年”征文金奖；1995年，专题摄影《儿童孤独症的拯救者》获全国纪实报道摄影一等奖；1996年，《人民的音乐家王洛宾》获全国新闻人物肖像大赛铜牌；2003年，中篇散文《向北方》获首届全国环境文学优秀作品奖、“好百年杯”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出版的散文集有《湿地》、《手感》、《向北方》；中短篇小说集《沿着额木尔河的划行》；摄影美学专著《象征摄影》、摄影评论集《有狼的风景》等。一个摄影家能有这么多文字作品，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不仅文字数量多，文笔也具大家的风范。
黑的画家（2）
“摄影界的文化人”，能够在名字前面加上这一前缀的，中国摄影界屈指可数，李江树之一也。
《我们热爱和平》（1）
《我们热爱和平》：一张令无数英雄洒血无憾的照片
欧洲或美国的士兵们在战壕里经常拿出来看的照片无非是两种：家人、恋人的；当红明星的。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看的照片，除了前者以外，还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那就是这张《我们热爱和平》。战士们不仅喜欢这张照片，甚至可以为这两个孩子去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们热爱和平》是1952年抗美援朝期间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的印刷品在中国大地流传，也传到了朝鲜。战壕里、指挥部的地图旁边、野战医院里……志愿军战士们几乎人手一张，都是那种小型的印刷品。各种渠道送给志愿军们的慰问包里，大都会附上这张小画片。看到那可爱的孩子形象，战士们激动地宣誓说：不惜牺牲生命，保卫祖国，保卫和平，保卫孩子们！为了这些孩子，我们死了都值！
一张照片，竟然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吗？
作者是谁？照片是怎么拍的？
这幅照片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编辑阙文摄制的，后来阙文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当导演。这幅照片的影响之大，不仅作者没想到，很多人也都没想到。除了招贴画在大街上和屋子里挂，还出现在信封、笔记本、明信片、搪瓷杯、茶叶盒、手帕和各种各样的慰问品上。现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还有抗美援朝的专门展览厅，一进门就会看见这幅有几米大的照片。其不仅主题鲜明，情感朴素，以今天的眼光看，它也具备了招贴画的一切元素。看到它，就会想起了那个年代，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往事回忆。照片产生的年代时期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刚从战争中走出来，和平与建设是国家的主题。我们看看照片的作者阙文的回忆：
那是1952年的儿童节前夕，当时我负责《人民日报》里“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个图片栏目。根据周恩来总理“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的精神，我们的总编辑邓拓找到我说：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当前的形势是要求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争取保卫和平，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够制止战争，才能保卫我们的下一代。
这个主题很抽象，不太好表现，又不允许搞“客里空”（苏联话剧《前线》中一个善于捕风捉影的记者形象，后来泛指新闻中虚构浮夸的作风）。我一夜没睡好，后来就想到了毕加索的和平鸽，又值儿童节，我就决定用儿童和鸽子来表现。
我和北京北海幼儿园联系，了解到他们那里养了一批鸽子，儿童们还经常到北海公园放鸽子，我就在5月31日到了这里，同时来的还有其他一些摄影记者，有青年报的，健康报的，体育报的。我一吆喝，大家就都去了。幼儿园的园长于陆琳带了一大帮孩子到了公园，每个人还抱了一只鸽子，真是欢天喜地！
最初我拍了几张觉得非常一般，因为只是在人物和鸽子的形式上、构图上作了些安排，看不出儿童内心对鸽子的热爱，缺少内在的联系。于是，我看看男孩又看看女孩，摸了一下他们的鸽子问：你们两个的鸽子谁的好呀？男孩高兴而俏皮地说：我的好！他看了一眼自己的鸽子，又看了一眼女孩的鸽子，然后紧紧地搂住鸽子，侧着脑袋，表现出一副非常得意的神情。他的这种行动使女孩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并立刻转过脸来瞧着男孩赶紧说：我这个也好！在这一瞬间里，两个人物的情绪都达到了饱和点，我就拍下了这幅照片。
第二天正好是儿童节，这张照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时《人民日报》的报头在中间，照片就在左侧的报眼这个位置上，按现在的话讲那叫“黄金地段”，发表后反响果然很大。当年的10月份，这幅照片就被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安靖和邹雅制作成了大幅的招贴画，照片原来背景上有些树枝，经过剪裁和修整，加了点桃花，又上了色，上面用儿童体书写了“我们热爱和平”6个字。第一版就印了500万！应该说，照片的影响力是在印成招贴画之后才成倍地扩展的。
阙文后来从《人民日报》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时年33岁，从此他与电影结了缘。他先后导演了电影《寒夜》、《元帅之死》等。由于他长期奉行低调生活，人们很少知道他就是这幅照片的作者。发行量这么大的一张名作，稿酬之类的事却与他无关。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是战争成就了这张照片，即使有稿费，我也会捐给抗美援朝的。”
当年阙文的同事、《人民日报》资深摄影记者王东先生就这张照片回忆道：
……正值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又把这张照片印成小卡片，由慰问团分发到每一位志愿军手里，不仅前线战士手里有，后来还传到了战俘营里。东欧的一些画报上也用它做了封面。《我们热爱和平》这张照片与另一张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招手的照片（吕相友摄影）成为《人民日报》历史上两幅最有影响的照片。
曾经在《人民日报》摄影部工作、后来任《中国摄影》主编的袁毅平先生讲的一些细节也很有意思：
我和阙文（笔名大成）是同事，我们同属《人民日报》文艺部。他非常聪明，爱好文艺。绘画、表演、写文章，尤其是电影理论、戏剧理论他都很好。当时狄源沧、戴戈之、吴颂廉和阙文，号称摄影理论界的“四大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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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爱和平》（2）
阙文很聪明，摄影和暗房技术都挺好，那时候也没有电脑，全凭自己的悟性和功夫。有时候他会把照片拼接上，拼得十分独特：他把照片撕开，撕的时候只撕药膜，薄薄的一层，然后再粘上。由于撕的是药膜，粘起来很容易，而且几乎看不出来痕迹！
阙文那一次拍了整整一卷，只有这一张男孩女孩的表情最好。原底是黑白片，后来制成招贴画时上了色。
对自己为什么后来去搞电影，阙文回忆说：
我就想去做电影。正好那年有苏联专家伊万诺夫来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看了我这张照片后，就鼓励我报考电影学院。我就这样进了电影圈。
阙文后来就没怎么再拍照片，就是拍了也很少发表，他全身心地投入了电影。但是这张照片已经无可动摇地成为了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那个女孩
照片上这两个幸运的孩子也出名了。男孩叫马越，那年不到6岁，女孩叫孟运，那年4岁。照片的影响力太大了，以至于很长时间里他们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找到了孟运。如今她是一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还是那个胖乎乎的样子，性格开朗，非常健谈。家里养着数以百计的金鱼外加两只大猫。不知那猫看着那么多鱼有什么想法。面对无数的来访者，孟运没有感到厌烦，仍然是热情地翻出老资料，讲述那些幸福的经过。
我4岁时，阙文叔叔给我们拍了那张照片，从此我们就出了名。不断地有叔叔阿姨们来抱我，说这就是那个抱鸽子的小女孩。我那时太小，也没法理解一张照片所起的作用。
上初中时，我妈妈给了我一张剪报，是1954年6月在《新观察》上登的文章《一张招贴画》，作者是萧琦。那上面讲这张画在朝鲜战场上如何鼓舞战士们去浴血奋战的事。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每次都觉得胸中有热血冲击着我，热泪总是夺眶而出。那上面是这样写的：
有一天，我走进最前沿的七班坑道里时，战士们正在团团围着看一封祖国小朋友的来信，他们都被那信里的天真情感打动了。年纪稍大些的杨景春正念得起劲时，忽然从信封里掉出一张纸片，哈，原来是张照片，两个抱着和平鸽的孩子歪着头在笑。来信的孩子在背面写着：“在你们保卫下的祖国儿童真幸福啊，叔叔！”战士们对照片爱不释手，大家纷纷议论着：祖国的孩子真像鲜花一样，长得多好！这俩孩子是哪里的呢？叫什么名字？杨景春听着，眼里闪出了泪花。因为杨景春的两个儿子一个给伪保长摔死了，一个让美国人给炸死了。他英勇地作战，立了两次三等功。他和朝鲜孩子都搞得很熟，敌机轰炸时他就奋不顾身地去救孩子。
一天，七班的阵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杨景春和战友们粉碎了多次敌人的进攻，情况很紧急。这时战士谭林富掏出了这张照片，班长看到了，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来宣誓，为了对得起这些可爱的孩子……四五个敌人朝战士谭林富冲来，当谭林富刺死最后一个敌人时，他自己也不行了，他从怀里掏出那张照片递给杨景春说：我不行了，给你，别忘了保卫孩子们！杨景春二话没说，把照片往兜里一放就冲上去了，一口气打死、刺死了十几个鬼子，在敌人群中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他也奄奄一息了。他抓住我的手费劲地说出了最后的话：可惜不知道那两个孩子在哪儿，要不把我那没地方寄的立功喜报寄给他们有多好……
我轻轻地掏出那张照片，我贪婪地看着这两个孩子，他们把和平鸽抱得多紧，笑得多幸福！你们知道吗，孩子，杨叔叔和谭叔叔为了你们，已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战士们把这张画当成自己的精神财富，让这两个孩子陪伴着自己执行艰巨的任务。人们把它贴到坑道里，战壕里，甚至坦克和大炮上……朝鲜停战后，这幅招贴画又大量出现在工地上，鼓舞着战士们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
作者萧琦当时19岁，是志愿军战地记者。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到总政编写《志愿军英雄传》中的《罗盛教的故事》。后来萧琦成了右派，再后来在潇湘电影制片厂工作。1999年，这些人包括拍摄者、主人公、萧琦等人一块在北京聚会了一把，算是了了一桩心愿。相对于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孟运后来的生活还是相当不错的。
拍完照片的第二年我就随父亲去了长春，1953年我父亲参与一汽的筹建工作。我上小学也是在长春。后来我爸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总工程师。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是那个画上的女孩，大家对我挺好，我一直生活在幸福中。我上初中时，有一次跟妈妈到青岛去，那里的海军叔叔们认出了我，说这不是那个抱着鸽子的女孩吗？将来你当解放军吧，热爱和平的姑娘要为和平作贡献哪。这句话被我记住了，初中毕业后我就报考了海军学校。但那时的政治学习、到农村劳动、搞“四清”运动等等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结果只呆了一年，我妈就把我转到了张家口的另一个军校去学习了。不久“文革”开始，我们家又被批斗。江青点名批我妈妈，因为我妈是从延安来的，我也就上不成学了。最后给我的结论是“受二月逆流黑思潮影响，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1975年，我进了工厂当钳工。后来清华大学开门办学，到我们厂招生，就把我给招上了，算是倒数第二代的工农兵大学生。这样我就在清华学了无线电技术，毕业后又回到了这个厂子。1982年我到了中国科协工作，后来又学习了英语，1987年去了美国。由于“文革”误了我们那么长时间，我就发奋地学习、工作。
《我们热爱和平》（3）
到了美国，有一次我的车子坏了，来了几个中国人帮我修，但是还没弄好。这时来了几个美国人，他们很热情地帮我弄轮胎，一边还问我，“你是朝鲜人吧？”我说我是中国人。他们就说：“我去过朝鲜打仗，你看我这胳膊上还有刺青呢！我差点就留在朝鲜了，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姑娘！”他们不知道我就是那个画上的女孩，据说在交换战俘时，美国兵很喜欢志愿军给他们的那张画片。我没敢深问，不知道他们得知我就是那个画上的女孩的话，该是什么心情。1998年，我回到了北京。
孟运是幸运的。拍照片那会儿，她长得胖乎乎的，黄黄的头发，非常可爱。本来幼儿园女孩子们的发型都是统一的、剪得很短的“娃娃头”，只有孟运是梳小辫儿的—因为她是幼儿园园长于陆琳的女儿，有这么一点“特权”。
从美国回来后，孟运还翻译了一本18万字的小说《遭遇死亡》，已经出版。目前她是北京华联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同时还兼任着北京职业商贸学院的秘书长。她的母亲于陆琳从北海幼儿园园长的岗位上离休之后创办了中华社会大学并任校长，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职业商贸学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孟运的父亲孟少农是中国著名的汽车专家，曾任一汽总工程师、二汽的总工程师和副厂长，是中国汽车界的第一个学部委员（院士）。他还促成和创办了吉林工业大学、陕汽职工大学和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为中国的汽车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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