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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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邓80大寿时，马有恒要去见邓，给他祝寿。跟我说要送给邓这幅照片看，要我给他放大成24寸，还要请邓签名。我说那好啊，也给我签一份啊。就这样，我放了两张照片，邓也签了两张，一幅在马有恒那里，一幅在我这里。我拍了那么多邓小平照片，只有这张是邓签过名的。
　　

杨绍明：聚焦伟人（3）
这也是“文革”后杨绍明第一次给邓小平拍照，也是他连续（“文革”前就拍过）拍摄邓小平12年的开篇之作。
　　说说《邓小平在北戴河》这幅照片。
　　在深圳市的深南大道上，高高地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是邓小平语录，一侧是邓小平的巨幅画像。这是国内较早树立邓小平像的城市。多年来，深圳市的市民们每年在节假日时就来到这里，献花拍照，缅怀这位伟人给深圳带来的发展机会。在许多关于邓小平的画册和报刊中，都不难见到这幅照片，它的使用率是如此之高，实在难以统计。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幅照片的作者就是杨绍明。
　　我是1989年8月22日邓的生日时在北戴河拍的。这两幅使用率极高的照片都是1989年拍的，而这一年也是中国社会的多事之秋。夏天，中国领导人喜欢到北戴河避暑，我们家也去。有一天，我到了第五浴场，更衣室外有栏杆，下面就是海。这是个特殊的地方：“文革”前我曾经在这里给毛主席照过相。那次下雨后有彩虹，很漂亮。我就跟主席说要给他照相，主席说好啊，听你指挥。我就把主席请到这个地方，我那时年轻，自己很紧张，说出来却是“毛伯伯，请您轻松点啊”。结果主席说，我很轻松啊。就在他啊的时候我拍了下来。这张照片后来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用了一个中心夹页，但可惜我现在找不到这张照片了。现在要在这个地方给邓小平拍照，我心里就很开心。那时正好是邓的85大寿，我已经拍过他好几次过生日了。这次说好先照相，后游泳。他有个特点，过生日时特别好说话，子女或工作人员们有什么要求一般都能答应，照个相啦，题个字啦什么的。这次我说您穿得好点吧。他向来对服装不太讲究，而且自从建国以后就没穿过西装，无论多么大的场合，都是中山装。邓楠说：老爷子自在点，把两个指头放在栏杆上……他一放，大家就说真好看。在一家人的导演下，老爷子露出了笑容，我也就拍下了这一瞬间，而且只有一张。从画面上看，他的两个手指在栏杆上，衣服上的叠印很清晰。
　　说来也巧，另一幅经典照片也是在1989年拍摄的。这就是邓小平的这幅头像。一道轮廓光勾勒出他的脸形，刚刚理过的头发很整齐，暖暖的色调像一幅油画肖像，把邓小平的和善、沧桑和睿智都表现了出来。各种媒体包括许多邮品中都可以看到这幅照片的影子。中央电视台在《百年小平》的电视文献片头上用的就是这幅照片，旁边是邓的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一些邮票上，如澳门回归小型张，也是用的这张照片。
　　那是1989年11月。这一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事件，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选定###为接班人……也是这一年，朝鲜领袖金日成秘密访华。中方接待规格之高为近年来少有：邓小平、###、###、###等亲赴北京站迎接，邓小平甚至到车厢里迎接。这两个老朋友、铁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的闪光灯也在频频地发亮。
　　第二天，俩人会谈，没有其他领导人参加，一个小时后休息。钓鱼台18号楼是“总统楼”，光线好极了，他们可能是谈得开心了，金日成到另一边休息，邓小平在靠近窗户的走廊上和别人在说话，表情特好，正是11点左右，我就快速用长镜头拍了下来，只此一张！
　　这张照片当年发在《中国摄影》上，后来用得就多了。著名的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组委会要出一本40周年纪念专辑，就用了这张作品，而且是惟一的中国作品。后来还做成了绢绣，一共就两份，一份在宋庆龄基金会保留，另一份在我这儿。拍这样的照片并非易事。按常规就拍会谈的，握手的，但这些往往大家都能拍到。而人物情绪高潮往往在一些不太正式的场合里出现，这时你要没准备就不行。我后来养成的习惯是，只要这个事件没结束，我就不收机器。有一次，邓小平见戈尔巴乔夫时，本来结束了，我也像大家一样开始收机器，突然有人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我认识的一个警卫，他说：“你看又握手了！”我没有完全收拾好相机，还有一台在手上，跑过去就闪了一张，结果很成功，取名《第二次握手》，暗喻中苏关系的恢复。因为熟悉，我的“摄影耳目”挺多，他们经常帮助我。
　　邓小平同志逝世，我们感到非常悲痛，但我们那时远在海南，没能参加邓的追悼会。但那幅遗像是我拍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后来看到媒体上登出后我才知道，是从我拍的一张新闻照片里剪裁出来的。据说印了几千万张，虽然那不是一张理想的肖像。
　　邓小平是伟人，也是普通人。虽然有了外孙，他也希望有个孙子，在他两儿三女中，邓朴方在“文革”中致残，1985年二儿子邓质方正好在美国生了个儿子。这下老爷子高兴了，在杨绍明拍摄的许多精彩照片里常有这个孙子“小弟”的影子，仅《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这组四张照片里就有小弟（大名是卓棣）的两张，足见老人家的关爱程度。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这样好的照片只得了三等奖呢？原来这里还有政治。“荷赛”一直和中国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那一届得一等奖的照片是罗马教皇的，在西方他有着不可替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二等奖是英国铁娘子撒切尔生活的照片，那年的评委主席是英国人。这组照片送去评选时是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时间不长，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还没有完全改变，这个时候，邓小平代表的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中地位逐渐上升，西方社会不得不接受这个崛起的巨人。邓的照片在国际顶级新闻摄影比赛中获奖，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至于得几等奖，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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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明：聚焦伟人（4）
杨绍明1942年生于延安，12岁时，父亲教他学习照相，在中南海里长大的他就从此以摄影的方式与伟人们开始对话。
　　我一开始学照相就是拍人物，先拍我父母，然后就拍中南海里的其他领导人。当时中南海有个摄影科，都是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的记者。像侯波，我一有空就向他们请教。高中以后有些照片就拍得不错了，和摄影科的人一起拍，拍完了，他们一看，哎，这张不错啊，给我们“留资”吧，就拿去了。后来新华社来北京四中招摄影记者。我很想报名，但父亲说，你现在还小，文化基础还没打好。你看李讷（毛泽东女儿）就上了北大历史系，你也要考进去。一定要到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摄影将来再学也不晚。我也就听了父母的话，196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我在高中时，就已经留下了领导人的很多生动瞬间，读大学时，可以算得上“准新华社摄影记者”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邓小平回中央工作后，因为和我父亲都是四川老乡，就经常串门，一起吃川菜，看电影什么的。我趁机拍了不少他的照片，有时候他们家合影，也叫我过去拍。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已经在中南海拍了12年。“文革”刚开始，我父亲就被打倒了。江青、康生带领“文革小组”到北大动员学生起来造反。康生挑拨说：中央刚刚打倒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是你们同学杨绍明的爸爸。我就站在台下，康生一说这句话，我顿时就被学生围起来了……1968年，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送到张家口4627部队农场种稻子，整整干了两年。因为身心受到极严重的摧残，1975年，我妈妈李伯钊偏瘫。中央专案组在请示周总理后，同意让我回到父母身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父亲恢复工作，我也得到平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做摄影记者，终于圆了自己的梦。
　　杨绍明后来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组任副组长。这个职务有利于他深入对邓的研究，室领导很支持他的工作，因为照片是研究一个人物的重要资料。后来他拿出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中国摄影界的工作，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连续三届）、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当代摄影学会主席。他还是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助理、中华慈善总会名誉副会长等，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多年来他活跃在国内国际上各种摄影活动中，搞大型摄影活动，获奖、办展、讲座、出书、搞“民间外交”，为中国摄影走向世界、世界摄影走进中国牵线搭桥，殚精竭虑，无私奉献。1989年邓小平同志专门为杨绍明题的字“无私奉献”，如今还挂在他家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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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畅游长江》：奋斗其乐无穷（1）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毛泽东共畅游长江17次。“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便是他第一次游长江时写下的名句。
　　1966年，毛主席已经是73岁的老人了，他还要再游一次长江。考虑到安全原因，中央和湖北省委再三劝阻，地方领导也怕出事，主席感冒拉肚子腿抽筋等等都是大事，谁也负不了责任。然而对于极赋个性、有着浓郁诗人气质，又一贯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来说，他可以很轻松地面对这种善意的劝阻听而不闻，更何况此次游长江绝非兴致所至，心血来潮，而是意义重大：因为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帷幕徐徐拉开的关键时刻，老人家要让他的对手们看看，“我是不行了吗”，同时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展示—“我的魅力依旧”。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游长江，7月16日，在一群游泳高手的保护下，毛主席顺流而下，在不大的风浪中“胜似闲庭信步”。
　　在武汉，毛泽东还接见了美国友人、作家路易斯·斯特朗，还见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元帅只是在岸边看着，听毛泽东大讲搏斗和征服的理论，毛说我们不怕大风大浪，蒋介石大吧，美国人大吧，只要你敢顶，就没什么可怕的。毛还对美国作家说，我想还游密西西比河，大概美国总统不同意吧。
　　这次游长江自然会留下许多好照片，但传播最广的、家喻户晓的名作，当属他在快艇上的这一张。其不仅在报刊上广泛刊登，还以宣传画、展览图片等形式流传在中国的各个角落。
　　既然是反映伟大领袖游长江，为什么不选一张水中游泳时的照片作为代表作广泛传播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游泳时只能从高处向低处拍，而这样的拍摄角度基本没有办法获得伟岸、神威的形象，相反只能产生俯视、渺小的效果，而对于伟大领袖来说，伟岸神威的形象，要比游泳本身重要得多，加之还有大量的文字报道，照片用在船上身着浴衣这样的情节来点明游泳就足够了。尤其还要挥手，在船上挥手，就会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效果，在水里挥手，虚假做作不说，还容易给人以“救命”的错觉。
　　这幅作品的拍摄者是曾在毛泽东身边任专职摄影师、新华社中央组的著名摄影记者钱嗣杰。钱老1946年参加革命，是地地道道的“红色摄影师”，如今离休在家。回忆起当时拍这幅照片时的情景时，钱老说：
　　1966年7月16日这一天，天气特别好。毛主席一行人到了武汉长江大桥附近的江面上，主席从快艇上的梯子下到江里，只穿了游泳裤，也不戴游泳帽。游了一小时零5分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陪同，还有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十几个警卫，都是游泳高手，主席很不喜欢离他们太近，但是汪东兴又不放心，所以派了这些人保卫，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大概就二三米的样子，确保“一步就能到”的距离。而且事先已经按这个线路趟了一遍。那时已经不是“横渡”长江了，而是顺流而下，所以叫“畅游长江”。为了这次游，主席已经叨咕了很长时间了。
　　毛主席实在是太想游泳了。他在湖南老家时就喜欢游，而且他和其他人游海水不同，他认为那就是个“泡海水”，主席是要“横渡”，要的是拼搏，他的游泳，早已超过了体育锻炼的含义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
　　我在旁边的小木船上跟着拍摄。当时正好在举行第11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江边两岸都是游泳的人们，为避免和人们相遇，主席的快艇在江中心。主席游完上了船，就问我们这些人（警卫、大夫、护士、我）游了没有，我们说游了，他才高兴，披上睡衣在甲板上散步。这时被一个游泳的小学生发现了：毛主席！小学生喊了一嗓子。这下不要紧，所有的人都开始往主席的船游过来，警卫们着急了，赶快让主席的船离开，但人们仍然在欢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我看见毛主席了”。水上顿时组成了一道红色的长城—红旗和红色的游泳衣。我也被这番景象所感染了，快步到了主席的旁边，拍了这张他向群众挥手的的照片。他的身后是武汉长江大桥，他曾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诗句来赞赏这座大桥。为了安全，我们的快艇很快向上游驶去，游泳的人们渐渐地消失在江面上。主席一直穿着睡衣，到了岸上进了汽车，一直到了驻地才换的衣服。
　　我当时用的是德国的禄莱相机，英国的伊尔福胶卷。还有135的莱卡相机。7月25日照片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与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一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我那次拍了30多张，两个120的，一个135的。这边新华社催着要照片，我就把胶卷给了中办主任汪东兴，他自然会有办法带回北京。后来有人告诉我，主席看了这张照片很满意。主席有个特点，他从来不审照片，只有大型活动如“五一”、“十一”时周总理才看，以防把哪个民主党派的大人物给漏掉了。
　　给主席拍照片非常紧张。我那些年一直都不敢放松。每次拍完了就等着冲洗放大之后，发了稿才能睡踏实。一出去就要想着要把照片拍好，因为各大报早都留着窗口呢，你必须拍好，责任重大。像平时采访，领导人接见时就几分钟，而且从不考虑给记者留点时间。走进来，握手，坐下，马上就点烟了，这时就不能拍了。如果这几十秒内还没拍好，就只有等着结束了。而同时期的外国记者就不同，他们敢说话，可以要求总统给个笑脸或一两分钟，做个姿势。只有周总理会考虑给记者一点机会。其他领导人都是直接进去、握手、寒暄、坐下。往往有时只有一个人拍时我就更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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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畅游长江》：奋斗其乐无穷（2）
去外地更是家常便饭。主席往往一年里有一半时间在外面。我也就得跟着走，家里人也不知道，也不许问。没有电话，也不能写信，都是保密要求。主席喜欢坐火车，到哪里支线上一停，吃喝拉撒带办公都有了。也省得给地方同志添麻烦。我经常是半年才回一次家。粗算了一下，这一辈子我在外面的时间就有20多年。
　　毛主席用“畅游长江”来抒发他的豪情斗志，晚年的邓小平则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可以，我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可以。”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