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1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给我们提供一些：
　　他在前线，站在不太深的战壕里，举着望远镜，身上穿着皮衣—那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来的。旁边就有用于伪装的树枝，但彭总不用，他不怕枪林弹雨。彭总的对面就是日本人，枪炮声都听得见，子弹从身边带着风呼啸而过，我在旁边拍照时也害怕，太危险了。他边看边说话，在指挥战斗。他的脚下就有卷好的电线，那是通讯兵专门给指挥员架的电话线。对面的战斗正在打着，作为八路军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员，彭总的担子不轻，那时他指挥着105个团在打日本鬼子，史称“百团大战”。
　　1940年，国际战局很不好，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战果。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结成了军事同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中国国民党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更加动摇。毛泽东说：我们应当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
　　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我军的全面进攻，打击其“牢笼政策”（日军宣称将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把各抗日根据地装在他们的“牢笼中”），从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挥下，向华北敌占区交通线和各据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在长达三个半月的时间里，八路军共投入了105个团的兵力约20万人，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我军伤亡17000余人。（另一说是动用了40万人，毙伤日军万人。）总之，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浴血奋战。毛泽东和朱德远在延安，所以在前线指挥的最高指挥官就是彭德怀了。这一次的战斗原本是要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为主的，也叫“交通破袭战”。胜利之后新华社要发消息，问副总参谋长左权怎么写，结果大家一商量，就叫“百团大战”吧。毛泽东听到消息后很高兴，发贺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后来有人批评这次战斗说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减少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使日军集中兵力转而对付八路军，并开始批评彭德怀。
　　照片上的这一仗叫关家垴战役。彭德怀是总指挥，其他指挥者还有刘伯承（师长）、陈赓（旅长）等。时间是1940年10月20日。本来那个战壕是专门给彭总准备的，但他不用，这样暴露在战场应该是犯忌的，但彭总不管这些。
　　我那时刚从冀中过来，主要任务是拍战斗的场面。因为那时电影团拍的东西许多是后方的建设、生产、根据地的镜头，缺少前线的战斗场景。我那时年轻，胆子也大，就跟着上前线了。那时还经常派人穿便衣到敌占区买胶卷和相纸，那是很冒险的啊。我还曾经通过当地的“维持会”穿着便衣到敌占区拍纪录片。靠这种掩护，我们可以通行敌占区。到太行山区拍这些镜头是为了做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这是袁牧之的编导、冼星海的作曲。袁牧之给我的任务是拍一些战斗的场面。我拍了电影，也拍了照片，可惜的是这个画面拍得太少，只拍了两张。我用的是雷丁那135相机，只有标准头。那时候胶卷紧张，一个画面要想好了才敢按快门，所以那时的许多照片都是一张。照片是我回到延安后自己冲洗的，连放大机也没有，只印了个小样，彭德怀看了以后挺高兴。后来版画家彦涵根据这幅照片的画面作了木刻，在太行山地区流传很广。到了解放以后，彦涵把自己保存的最后一幅木刻作品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那些电影胶片后来袁牧之带到了苏联去冲洗，但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们的电影厂都搬到了后方，那些胶片也不知去向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派专人去找回了一些。这部纪录片到底也没搞出来，很是可惜，但部分胶片还是留了下来。我那时拍的很多胶片大都是这种情况，倒是这些照片都留了下来。后来新中国成立，有关部门又派人去找这批胶片，而且去了不止一次，但还是没找到。
　　现在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仍然是肯定的，只是彭德怀为人耿直，从不阿谀矫饰，治军严格，律己刻苦，也同时因态度生硬，不免得罪人，所以那时就挨了20多天的批判。后来他在“文革”中的惨境，使人想到那句古话“直如肠，死道旁；曲如钩，做诸侯”，这是后话。
　　

杨绍明：聚焦伟人（1）
他拍摄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国家领导人，其中许多是独家照片，珍贵无比；他可以频频出入这些领导人的家，与他们合影；他在革命圣地延安和中南海里长大；他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大学；他的父亲是前国家主席###，他就是摄影家杨绍明。
　　杨绍明拍摄的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在1988年第32届荷兰新闻摄影比赛（这是世界最著名的新闻摄影比赛，差不多相当于电影界的“奥斯卡”奖）中获得系列人物三等奖。虽然是三等奖，却是中国大陆作品在这个领域零的突破。
　　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之类的作品问世，在中南海里长大的杨绍明当然看得出这里面的文章，凭着他多年积累的新闻敏感和政治嗅觉，他意识到这里面有着巨大的创作空间。随即拍摄了大量的领导人照片，尤其是邓小平在家中的照片。若干年过去后，这些照片就越发显出它们独特的价值。《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系列照片一共4幅，其获奖并且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频繁出现，成为了邓小平“打破终身制”理论的形象注解。
　　在荷兰获奖的共有4张照片：一张是邓小平在出席中共十三大时的半身像；一张是邓小平在打桥牌的；一张是邓在家中的沙发上看《参考消息》；最后一张是邓在院子里双手要抱孙子的照片。这些看上去很平常的照片，怎么会得世界大奖呢？评委的评语是这样的：“这些照片让我们看到了在家里的邓小平和我们没什么两样。”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领袖照片都是高大威武、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而且不是招手就是握手、讲话，人们很难知道领袖日常生活中的状态。那么这些照片是怎么拍的呢？后面有什么故事吗？且听绍明慢慢讲来。
　　先说第一张，邓小平在1987年出席十三大会议上。这张照片看上去好像没有特别之处，实际上是邓小平要退下来的宣言。
　　那是1986年，美国著名记者###获准采访邓小平，规定只有一个小时。快结束时，老练的###又提出一个问题，邓耐心地回答完这个问题，起身要走。这时###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说：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我干到19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问：您准备对###作什么表示呢？
　　邓说：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这是邓小平又一次“言退”。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出席了大会，进入会场时，大家热烈鼓掌。邓说：“今天是党的节日，人民的节日，这一届将有一大批老同志退下来……来来来，我们大家合个影。”他这样一说，大家就纷纷往后退，给让出一片空间来，记者们也都往后退，这时邓的情绪最好，我就毫不犹豫地向前一步，拍了这张照片。所以说，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里，这是第一张。
　　但是这张照片的命运却是和另外三张不同。同为一组照片，在荷兰也获奖了，可是在当地展览时却不见了。原因是照片上邓小平戴着中共十三大代表的出席证，而西方人始终对“共产党”这个词是能不提就不提，能反对就反对，能回避就回避。结果只展出了另外三张，后来国内一些媒体在刊登时也只登三张，让大家误以为获奖的只有三张。
　　再说沙发上看报这张。在这一组之中，这一张的使用率比较高，因为它太家庭化了。
　　我在拍###访邓小平时（这张照片获当年的全国新闻摄影比赛金奖）就知道了邓要退的事，也就想到了要拍一组退下来以后的生活照片。这时的拍摄目的就十分清晰。
　　1987年我到了邓家，正好是白天，邓在沙发上看报，是大字版的《参考消息》。虽然退了，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我看这个镜头好，像“退下来”的样子，就想拍。邓知道我来了，但是我常去，就像他们家人一样，所以他也不在意我什么时候出现，照样看他的报纸。我正要拍，邓质方的儿子小弟开始闹了，要找爷爷玩，马上就要破坏这个景象了，卓琳就赶紧抓了一本书拉着小弟哄着说：奶奶给你讲故事。这才让小弟安静下来，我就赶快装上闪光灯朝屋顶打光，用反射光拍了这张。等于是卓琳妈妈帮了我的忙。也仅此一张。
　　从画面上看，邓的家很朴素，家具都是过去单位里常见的那种。他的衣着也很朴素，搭在沙发上的双腿十分悠闲，身边有老伴儿，子孙绕膝，典型的幸福的中式家庭。
　　再看《抱孙子》这幅。邓小平家是个两进的大院子。第一进是警卫和工作人员的，第二进才是他住的地方。邓小平十分喜欢和家人在一起，每天他都会在院子里散步，对小孙子更是疼爱有加。
　　我知道他这个习惯，就想拍这样的画面。1987年的冬天，这一天，邓伯伯正好散步回来，小弟就一边喊着“爷爷”跑过去了，邓高兴地伸开双手，要抱住孙子。我也正好在院子里，一听到喊声，我就跑过去拍了这一幅。你看，画面上邓伯伯的一只脚微微抬了起来，小弟的两只脚都抬起来了！邓后面的那个人是301医院的护士。邓伯伯和他孙子在一起的照片我拍得相当多，那种情感是谁见了都会动情的。
　　。　最好的txt下载网

杨绍明：聚焦伟人（2）
邓认为打桥牌是锻炼大脑的好办法。邓从来不为钱打牌，但喜欢有刺激性。一次聂卫平和邓搭档，故意给人家放水，输了很多分，邓不高兴了。后来捎话说，小聂下围棋是九段，打桥牌可不是九段。
　　新时期的日子好过了，加上邓又率先退了下来，自然有兴趣打桥牌。牌友包括一些领导人和“棋圣”聂卫平和一些桥牌协会的人。他到人民大会堂打，也在家里打，“文革”前在中南海里打。聂卫平曾回忆说，邓老爷子打牌水平非常高，这并非是恭维。也并非因为他是邓小平，人们就让他。世界“桥牌皇后”杨小燕也曾说邓小平的打牌水平非常高。由于邓的影响，中国桥牌协会于1980年成立，邓任荣誉主席，1989年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牌联合会荣誉金奖”。邓认为，打桥牌是世界语言，像音乐一样，是交流和友谊的桥梁。
　　这一张是在人民大会堂里拍的。大会堂里的灯很高，脸部有点暗，我就加了一个分灯在侧面，这样可以把有烟的气氛表现出来，因为邓爱抽烟。旁边是邓楠，前景是聂卫平。我总共拍了三四次他打桥牌。至于说那么大的领导人为什么会有时间打桥牌，还真是个谜。
　　因为桥牌在国际上很通行，所以这样的照片容易被认可。打桥牌的人也被认为是智者。这组照片送去评选时的英语翻译还下了功夫。送去以后没有消息，突然通知我说得奖了，我还在外地。后来我就和香港的曾家杰（他英语法语都好）去领奖，他们管机票，但是没有奖金。我顺道去了法国，见了著名摄影家布列松。回来后出版了画册《荷兰·法国》。
　　再说《乡情》这幅作品。
　　1980年的夏天，我正好去成都随我妈妈（李伯钊，原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北上》剧组拍照，这个剧是我妈妈写的，要到川西北去体验生活。那时我已经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了，因为我妈妈那里借用我，就到了成都，拍摄跟这个剧有关的照片，同时拍摄《雪山草地行》画册。
　　有一天在杜甫草堂突然看见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林（画家）。我们自从“文革”后一直没见面，互相都很关心挂念，这样的时候见了面自然很高兴。她说是“陪老爷子来的，明天要去峨眉山，你也去吧，小二也不容易，大家都是难兄难弟”。我当然也很想见见邓伯伯了。第二天我们就到了金牛坝邓的驻地，随后登上了邓小平的专列，进了车厢我才看见了邓小平。老人家见了我也很高兴，第一句就说：“小二又照相了。”接着问我爸爸妈妈的情况，我就一一介绍。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13年没见过邓小平了，早就想拍一些能够表现他真正风采的照片，这次绝对是个机会。
　　邓小平复出后有两个愿望：一是登黄山，二是登峨眉山。这就像毛泽东游泳一样，既是锻炼身体，又有象征意义。那年他都76岁了，四川省的领导劝他坐车子上，他说坐车子没意思，要走路。最后只好折中—只走一段。
　　一路上，庄稼绿油油的，正是联产承包制以后的大好形势。老爷子兴致勃勃，东张西望，加上政治上的解放，心情无比好。一行人马在一个拐弯处遇见一位老太太坐在土路边的石头上，手里摇着蒲扇，一身的布衣，原来是位到万年寺上香的老人，大概是走累了，坐下来休息。见到这位老人，邓小平就问：老乡，万年寺还有多远？老太太回答：不远了，前面就是（画面上老太太的手在摆动）。
　　老太太根本就没认出前面这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老太太更没想到，这一瞬间早被眼疾手快的杨绍明拍了下来，使这几秒钟成为了永恒。
　　我知道，邓小平有个特点，就是和你握手时是看着你的，但马上眼神就转向别处了，这个瞬间很短，所以很难抓住恰到好处的画面。上山时我在前面，边走边回头看，突然看到这个老太太时，我就预感到要有我期望的画面了，因为经过了“文革”后，我对领袖和人民的关系有了重新认识，所以我就希望有个他和百姓交流的画面。那天有点阴，玉米地里又有点暗，是逆光，我就预先准备了闪光灯，他一问话，我就按下了快门！而且就这一张。
　　老太太说完后继续坐着，而邓的后面却跟着一大批人马，直奔万年寺去了。老太太就觉得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就跟着大队人马到了万年寺，“游人”们带着小孩子在喊“邓爷爷好”。老太太知道了是邓小平后，赶紧走近了要给这位大人物磕头，几乎就快要半跪了，旁边中央警卫局的孙勇马上就扶住了老太太。邓小平见状用他那浓浓的四川话说了句“又不是要拜菩萨”。这句话意味深长，尤其是经历了“文革”中的造神运动之后。下跪的时候我也拍了，但是这张底片找不到了。只一天，当天晚上我也归队了，他们也走了。
　　照片右边的高个子是警卫，邓背后露出半个头的是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后面是301医院的护士。整个画面非常自然，绝无摆布痕迹。这幅照片在1978年—1980年的全国优秀新闻摄影比赛中获了银奖。
　　在四川广安的邓小平陈列馆里挂着这幅照片，旁边就是照片中邓穿过的那件白衬衫。澳门的马万祺的儿子马有恒最喜欢这张照片。1984年，邓80大寿时，马有恒要去见邓，给他祝寿。跟我说要送给邓这幅照片看，要我给他放大成24寸，还要请邓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