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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8中国民间语文:真话-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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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严重的是‘通货*’。”
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经济学者魏杰如此表示自己的担忧。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表达了类似观点：“现在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
“我不觉得美国这个地方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是一介乐土，可惜的是中国人对于有关美国的事情道听途说得太多了。”
1994年，在美国生活5年的新闻记者陈燕妮，在《告诉你一个真美国》一书的开篇如此写道。
这个时候，刚成立不久的北京新东方学校打出广告语：新东方，进入美国名校的前沿准备。
“这次出国，天天都碰到所谓‘*问题’。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谈话之后，总有一段批评中国*的话。他们除了借口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外，讲的道理也非常片面，只讲*的普遍性原则，不讲中国的特殊情况。而我们的回答理由也不全面，只讲发展权、生存权，不讲政治权利和人的自由。”
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学哲学？用哲学》一书中透露：1994年，他在访问丹麦时跟身边的人说了上述一段话。
传教士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1995年深冬，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出现在北京中关村地区白颐路口，上面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人当成了路标，交警们很不满：天大地大的皇城根儿，哪来的什么“信息高速公路”？
广告牌向北1500米，是当年5月成立的瀛海威信息通讯公司的网络科教馆。其时，提供上网服务的瀛海威，被媒体如此描述：“就像传教士布道一样，向中国人宣讲何谓Internet”。
2004年，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不起眼的简短消息：北京市工商局发出公告，依法对847家企业吊销营业执照，其中一家是瀛海威。
冰点
“中国千年文明铸就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
1995年３月，珠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热线”节目播出新闻稿：《金老板罚一百二十多名中国工人下跪》，引起震动。
驻守珠海伶洋岛上的一位解放军班长，给电台写了一封信：
当听到金珍仙凶神恶煞般冲到一名女工面前，强迫她“跪下”的广播后，我真的想哭，想骂娘，想用脚踢这个女人。我心里真的很苦涩！这使我想起了在高中书上读的《包身工》。惨淡灰暗的旧中国，我们在洋人眼里究竟算个什么？而60年后的今天，外国人竟然如此在中国工人面前又演出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在洋人的眼里到底算个什么？谁敢设想，我们中国老板能罚韩国、日本或美国工人下跪吗？敢侮辱他们的人格和国格吗？120多人下跪已成事实，这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太不相称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名中国人直直地站着。同时，他一面大声地质问：“我为什么要下跪？”一面愤怒地喊：“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我素不相识的中国打工仔，一个站立的中国人，一个敢于说不的中国人，一个威武不屈的中国人。我们为你而感到骄傲！然而，中国千年文明铸就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
那位说“我是中国人，死都不跪！”并当场辞职的打工仔是来自河南的孙天帅。河南少康集团将他送入了郑州大学。大学毕业后，孙天帅成为一名记者。
“有冤案没有？民可以告官。”
1995年9月30日，《行政诉讼法》实施五周年之际，山东省阳谷县法院行政诉讼庭的法官在街上宣传行政诉讼法，对行人边递材料边说：“有冤案没有？民可以告官。”
农民周广立看到这一幕，感到好奇，又有些兴奋。
周广立开始为乡亲们义务代理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子，自称为“赤脚律师”。十年间，他共代理行政诉讼案件近1500件，被告大多是乡政府，也告过县林业局、县公安局，绝大部分胜诉。有了一个周广立，阳谷县法院一跃成为全省行政诉讼受案率和结案率最高的基层法院。
周广立因为帮人打官司得罪了一些人，为了躲避报复，他曾到外地过了3个月流浪生活。他代理一村民起诉计划生育部门违法罚款，招致副乡长等人劈头盖脸的一顿乱打，被打晕在地，打人者扬长而去。周广立第二天上乡政府评理，乡长不认账；他又到乡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没有证据，无法处理。”
2006年6月，因为一个打了10年还未执行的案子，与法院发生纠纷，周广立又一次挨打。他决定告别行政诉讼代理。可当年7月，有人见到他还在为一些案子而忙。有人研究“周广立现象”，有人发出疑问：曾经对法律满怀希望的周广立到底还能撑多久呢？
冰点
1995年1月，《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版创刊。
编辑李大同用一种与读者聊天的口气写了创刊词：
本报1995年每周二、五的第八版定为“特稿版”，今天正式和读者见面了。
什么叫“特稿”？也没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无非是在选题、采访和写作上多下点苦功夫就是了。本版内容将包括新闻大特写、专题研究以及少量的好文章。力求融重要性、启发性和可读性于一身。算是“取法乎上”吧。
为这个版起个好记的名儿难煞众编辑，比给儿子起名儿还难。抓耳挠腮之际，不知谁嘴里冒出个“冰点”，愣怔之余，众人齐说好，于是就是它了！
起这个名儿，并非想哗众取宠，而是想以此来鞭策我们自己，在不放弃社会“焦点”、“热点”的同时，更多地去关注尚不那么显著的人群和事物；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想法；更多地发表一些人所未言的真知灼见。总之，离读者、离青年近些、更近些。
请给我们提出批评建议；请来稿。让我们共同努力办好《冰点》！
10年后，《冰点故事》出版。李大同在书中说：
在我看来，新闻的最高使命，绝不是“记录”下来一点什么，以后供个把历史学家来做资料。恰恰相反，新闻如果不能影响“今天”，那才是失职和对我们职业天条的亵渎。新闻的使命在于“影响”当代而不是“记录”当代，完全是由新闻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这个基本特征是……“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力”！
2006年1月，“冰点”停刊整顿，李大同被免去主编职务。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冰点”周刊所刊载的文章，“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害中国青年报形象。”3月1日，“冰点”复刊，刊登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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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问题
“最想的是上岗，最怕的是离厂，最倒霉的是老三届，最担心的是物价涨。”
与这句当年流行的顺口溜类似的还有：“该学技术的时候下了乡，该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回城以后没人要，刚刚工作又下岗。”
1995年4月，国家计委的学者杨宜勇把一份报告递交计委主任陈锦华。杨宜勇在报告里说，“由于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容易引起社会*，失业率比通货膨胀率更值得重视。”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失业率”，计委的年度报告里也没有。他提到，这“使人费解”，怀疑这是“有意回避”。
对于杨宜勇的报告，陈锦华批示：“请规划司研究。”
杨宜勇和他的三个同事……李亨阳、张左伟和马焕琴，开始研究中国的失业问题。他们得出的结果是：中国的失业问题远比政府估计的严重，当时全国的失业者根本不是520万，而是数以亿计，包括城市里大约2600万多余职工和亿农村多余劳动力，所有这些人，可以称为“隐性失业”，意思是名义上有事情做，而实际上无所事事。如果算上“隐性失业”者，失业率不是官方文件中说的，而是25％。
“他的肚子怎么就装不满呢？”
1995年12月，山西平陆电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田玉明公款吃喝81万元案发，一位工人对记者说。
“我们的肚子都被饿小了。如果一个人多吃一两肉，那就又要排队了。”
1995年，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600种商品供大于求。一位学者如是说。
“领导意思，不宜炒得太热。”
1996年8月25日，以《诗人之死》和《人啊，人！》成名的女作家戴厚英在上海寓所不幸被害。12月4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立昌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梦魇随着她……追忆戴厚英》。其中有这样的段落：
好景不常，不久文坛的气氛又紧张了，于是《人啊，人！》又成为某些人心目中的靶子，罪名是宣扬人性论人道主义，正好符合“大方向”，公私一致。有的人，当面吹捧的话还言犹在耳，现在风向一变，马上慷慨陈词，批判有力；有的人，其实切身感受过“*”对人性的摧残，并非真的从心里要否定人性论，而是为了跟上形势，甚至是出于私怨，暗中幸灾乐祸。同她作对的人里面，有无一种连自己也不知道的被扭曲甚或变态的潜意识妒羡忌恨心理？恐怕不能排除。
……
二个多月前，我曾写了篇悼念厚英的短文《戴厚英的性格》，结尾是这样：“呜呼！性本善良，意罹此难，苍天无限，哀哉厚英！”寄给上海某报，说是要用，但一个多月过去了，毫无动静，写信去问，稿件退回，原因是“涉及敏感人物”，“领导意思，不宜炒得太热”。倘若因文章本身问题，我无话可说。可是，“敏感”“炒得太热”云云，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更不知道是哪一级领导的意思。从这一件小事，我好像也尝到了一点梦魇的滋味。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1996年5月9日，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建国后第一任*部长陆定一去世。病危时，陆定一断断续续地说：“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然后，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那两句话，成为他最后的遗言。
据陆定一之子陆德回忆，陆定一说过：“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
上下一片惊诧
“中国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这个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
唐山大地震20周年前夕，1996年4月11日，新华社刊发了这条消息。
10…1=0
《人民日报》1996年7月16日登载一篇关于“优秀企业家”于志安的一篇报道，题目是《警惕两面人》。报道说：
大名鼎鼎的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志安在公众场合，大讲艰苦奋斗、勤政廉政、克己奉公并“身体力行”。在人们面前吃的是盒饭；10多年始终坐着一辆没有空调的伏尔加旧车；厂里的宿舍楼盖了一批又一批，他却一直住在两间半旧平房里；于志安还发明了一个备受赞赏的公式：10…1=0。他解释说，一个厂长如果用1/10的权力去谋私，那么其他干部职工就有理由用2/10、3/10……的权力去谋私，这样，领导干部就会脱离群众，指挥失灵，决策落空。
从表面看，真不愧“著名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然而在背地里，他却是另一副嘴脸。他每年都秘密派人从内蒙古等地买回鹿鞭之类的高级补品享用；为掩人耳目，经常只身一人出国，每次住的都是总统套房，乘坐专用直升机；进而暗中将企业投巨资在国外兴建的电厂注册在个人名下，最后叛逃。消息传出，上下一片惊诧。
其时流行一句话：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
“我全家大小10多人，如果搞个体，一年赚几百万元没问题，但这样富了不安心，家里要养狼狗，请保镖……不做个体的百万富翁，要当集体的亿万富翁。”
1996年，“中国第一村”……江苏无锡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答记者问时说。2003年，他的儿子吴协恩以全票当选新的村党委书记。
华西村口有一块红底白字的醒目大标语牌，上面写着：“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吴仁宝。”1998年4月，*视察华西村回京后，在一次全国纪检工作会议上，引用了吴仁宝这句话。
“汉朝是8000人养1个官员，唐朝是3000人养1个官员，清朝是1000人养1个官员，现在是40个人养1个公务员。食者之众，生者之寡，国家财政自然入不敷出。”
1996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
这一年，在广东某县的官员花名册上，73个部委局办机构，508个正副职领导，其中，县委办公室主任1正14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1正13副。小小县城里，形形色色的科级干部有将近1300人。县口岸办公室的编制为9人，正副主任有7人。
“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
1996年12月18日，*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报告，谈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他如是说。
分税制的结果是：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出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在名义上可以得到财政收入的60％以上，甚至可占70％，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说，“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赤字还是在中央。”
1996年岁末，*在北京看话剧《商鞅》时，黯然泪下。
注意事项
出门打工注意事项
《天涯》1999年第5期“民间语文”栏目发表了一则1997年的“出门打工注意事项”（资料提供者：周静，外出务工者，时居东莞。此为其姨妈写给她的）：
1。集体行动，用普通话说话。
2。住单位招待所，切莫住个体黑店。
3。遇坏人，找警察（不找坏的）帮助。
4。买车票，到站上买，一定不能买私人的黑票。
5。出门，遇外人少说为佳。不要暴露自身的真实情况。
6。钱包丢失，打电报回家电汇款。
7。钱分散缝好放内衣裤，外面放当天要用的零花钱。
8。情况不顺，就回家，切莫做违法之事。
9。对人处事要有识别能力，不要轻信人言。
10。不要乱吃别人的东西，防止病从口入、手入。
11。给家中写信谈情况。
“我一不怕你借钱，二不怕你求职，就怕你找我题字，因我有‘五诫’，此其一也，不能破例，务请见谅。”
1997年，湖南浏阳市第六中学退休教师杨开卷在老家盖了一幢红砖楼房。他给老同学*写了一封信，希望*给自己的新居题一幅字。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
开卷兄：
来信收悉，谢谢，恭闻身体健康，新居舒适，甚感欣喜，并表贺忱。我一不怕你借钱，二不怕你求职，就怕你找我题字，因我有“五诫”，此其一也，不能破例，务请见谅。
敬礼！
镕基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为国务院总理。杨开卷挥毫泼墨书写了一副对联：
镕古铸今精兵简政
基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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