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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8中国民间语文:真话-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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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宋美龄写了一封致廖承志公开信，抬头是：承志世侄。
信中说：“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吾人均已年屈垂暮，先人所系之铃，由吾兄解之，则上无愧于先人，下无累及子孙后代，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利害去从决于一念，是非功罪定诸百年，吾兄明达，善自抉之。”
《美洲华侨日报》1982年11月2日发表冯玉祥之子冯洪志致蒋经国信，信中如是说。
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
1982年底，曾顶了多年“农业学大寨”光环的山西省昔阳县也实行了包产到户。消息传到北京，曾贵为国务院副总理，已经赋闲的大寨标志人物陈永贵忧心忡忡。他发出疑问：“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
出乎他的意料，大寨的绝大多数群众表示愿意干。他们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
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打走私贩私活动。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问题。会议气氛极其严肃，议题很快转变成对开放的批判。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人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还有人说：“宁可让经济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主政广东的任仲夷在压力下被迫写了平生的第一张检讨书。当年5月，他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
“过去，我们认为，把每件事都向上级汇报请示是对上的尊重。但是，现在我认识到，这样做实际上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而没有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
法新社1982年3月2日报道：中国总理在向人大常委会所作报告中建议，将部、委和直属机关从98个精简为52个，各部的正副部长将由117人减少到27人。总理强调说，机构改革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但不是“革什么人的命”。
香港《中报》在1月13日的社论中说：煤炭工业部有六位副部长因为年老辞职。他们说得好：既已力不从心，退休下来，让位于后继，才有利于事业。《人民日报》刊载出驻香港记者周毅之访问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的一篇特写，胡应湘对周说，由于中国政府机构太庞大，层次太多，而且好像不管哪一级干部都拥有“否决权”，这就给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11日报道：北京将对臃肿的行政机构和低效率、没完没了的拖拉作风采取行动。一位中国官员说，“过去，我们认为，把每件事都向上级汇报请示是对上的尊重。但是，现在我认识到，这样做实际上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而没有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们大家都坚信这么一条真理：公道自在人心。让党心，军心，民心，对我们每个人作再一次的鉴定吧。”
1982年9月13日，刚刚当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讲话的结束语。
一呼就应，一倒就灵（1）
寻呼机
1983年9月，国内第一家寻呼台由当时的上海邮电通信开发服务公司创建，最初只有一个寻呼坐席。第一个寻呼信号是从华侨商店的一间盥洗室内发出的。当时是为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而开通的寻呼服务，只有30多个用户。这些用户使用的是模拟信号寻呼机，只能接受呼叫信号，需要致电寻呼台才能查询到回电号码。次年在广州开通的数字寻呼台，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后来，寻呼机贡献了一句流行语：有事Call我，也贡献了一个笑料：在国外，寻呼机只有奶牛才用，挂在牛脖子上呼它们回牛棚。
当了和尚要撞钟
“*应该长寿百岁！”
1983年11月15日，内地第一个赴港旅游团从广州出发，抵达香港观光。香港人相信内地真的要改革了，高唱赞歌。一位香港老太太拉住旅行团一位成员的手，激动地说：“*应该长寿百岁！”
“这里的服务比国营餐厅好100倍。”
《亚洲华尔街日报》1983年8月发表的一篇北京专稿称，一般中国人更想找一个能够代替国营饭馆的地方去吃饭，因为国营饭馆服务态度不好，桌子脏，人们吵吵嚷嚷，有时还有人抢座位。在一家个体饭馆的意见簿上，有一条留言：“这里的服务比国营餐厅好100倍。”
“有人抵制这种搞经济责任制的想法，因为他们不想竞争，可是要是数以百万计的行政官员都不动脑子，我们的国家将成个什么样子呢！”
美联社1983年1月28日报道，北京京剧院著名女演员赵燕侠，在一场艺术革命……打破“铁饭碗”，以票房收入代替“大锅饭”……中走在前头。
赵燕侠把有800人的北京京剧院一团分成4个队，她自己负责一个有70人的具有事业心的队，这个队搞自负盈亏，实行浮动工资和现金奖励。其余3个队继续实行工作量不等，但报酬相等的旧制度。这一“大锅饭”制度当时仍在中国各个领域里实施。
自从改革以来，赵燕侠的队在18个城市进行了340场演出。1982年，该队赚了27万多元，为国家节省了10万余元补贴。其余3个队仍依靠160万元国家补贴。
赵燕侠说她不能容忍吃大锅饭的思想。“有人抵制这种搞经济责任制的想法，因为他们不想竞争，可是要是数以百万计的行政官员都不动脑子，我们的国家将成个什么样子呢！”
“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1983年11月，*在介绍步鑫生改革尝试的新华社内参上的批示。
作为这一年的改革明星，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有句口号：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比起那些只当和尚不撞钟的人来说，这位和尚可谓忠于职守。”
这是1983年热播纪录片《话说长江》中的一句解说词，配的是镇江和尚撞钟的画面。在片子的解说之一陈铎看来，这是内涵很丰富的解说词。
解说前，撰稿赵化勇却对陈铎说，把这句话拿掉。他担心有人对号入座，“会有人说，你是说我在其位，不谋其政吗？我们别找麻烦了。”
第二天，陈铎跟赵化勇说，“我想过了，我们电视还有教育功能，而这个教育功能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日积月累的。我们发现了，挖掘出这个内涵来，不容易，是我们有本事，别轻易扔掉。我的意思是不要删掉那句话，关键在于处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呼就应，一倒就灵（2）
这句解说词最终保留下来了，陈铎在解说时，用了很平和的语气。没有人对号入座。
不能哪个炕头热，就在哪儿睡
“经济改革的动力是‘一切向钱看’吗？”
《人民日报》1983年6月27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经济改革的动力是“一切向钱看”吗？》。社论中说：“实行经济改革，靠‘一切向钱看’刺激所谓‘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真正动力，甚至还会成为改革的阻力、破坏力。”
其时，天津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在介绍大邱庄经验时说：“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1986年12月30日，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严厉批判“有的经济学家讲‘一切向钱看’、鼓励职工‘斤斤计较’的错误”。
1992年，小平南巡后，《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题为《要发财，忙起来》。
“你这个记者好大胆，敢与我们的总书记吵嘴，该揪耳朵。”
1983年6月1日，中央召开*党派会议。会上，*提出了“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的口号。散会后，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请示*：能不能把这个对联写进报道中？“什么对联？”*问。“就是‘勿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笑了笑，“那算什么对联，我不过是总结大家发言罢了。”由于*是即席讲话，准确起见，李尚志把采访本递给他看。“有个字不对。”*边说边用笔将“勿”改为“毋”。李尚志正准备离开，*又把他叫了回来。“我还想改两个字。把‘致力’改成‘务期’，你看怎么样？”“不好。”李尚志非常干脆地答道。*开玩笑说：“你这个记者这么厉害呀？我讲的顺口溜，我自己要改都不行吗？版权是我的嘛。”“不好就不要改嘛。”李尚志坚持自己的观点。其他领导人过来了，爱同记者开玩笑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笑着揪李尚志的耳朵：“你这个记者好大胆，敢与我们的总书记吵嘴，该揪耳朵。”
李尚志赶紧说：“不敢，不敢，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向总书记提个建议。”他把刚才争论的内容向其他领导人作了汇报。他们也主张不改为好。*哈哈大笑起来：“斗不过你们年轻人。好，就按你的意见办，不改啦。”
“不能把与领导同志意见不同说成是‘同党不保持一致’。”
路透社1983年12月报道，国家科委发表了一个“不寻常的开明的”汇报提纲，鼓励科学家们在不受政治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地讨论科学问题和学习外国同行的成果。汇报提纲中说：“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中不要提反对精神污染。”“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要把当代人类创造的新成果当作异端邪说、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不能把与领导同志意见不同说成是‘同党不保持一致’。”
“我们认为，我们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并不能抵消我们政治上的落后面。我们愿意再次强调，我们对未来的自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现和平的而且有效的*化。”
1983年10月5日，中英谈判期间，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香港大学学生会、香港工艺学校学生会以及英国香港学生联合会就香港问题致函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于香港现状，信函中如是说。
信函中称：“这里有消息说，中国不会同意香港搞*改革。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从过去历史中发现，阻碍香港*化的是立法局和行政局的议员。英国在过去几年中没有给我们带来*的信仰和*的实践，这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我们关心的主要事情不是挑毛病，而是寻求建立一个能满足人民意愿，认真负责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决策人的权力应当真正由人民通过*程序授予。我们认为，能否为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创造有利条件取决于能否尽早解决主权上的争端和两国能否互相合作。”
走穴
1984年，体制内艺人私下在外演出挣钱的“走穴”达到高潮。
刘晓庆在一篇博客中，披露了她当年的“走穴”故事。
我们“走穴”时常被“穴头”或是当地的组织者坑骗，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和陈烨以及《垂帘听政》中的三位演员一起到一个单位演出，去之前说好除了我以外每个演员每场八十元。演出时人山人海，黑市票价直线上升，连续演了好几场。我们要回北京，“穴头”照例给我一个信封，让我发给大家。由于是当众给我，也不敢拆开看，我们只好都上了车。等车开动后把信封打开，差点没有气晕过去：信封里除了一封厚厚的感谢信外只有十元钱！
一次一共演了十六场。到最后结账时，剧场经理竟告诉我们票没有卖出去，没有钱给我们，并且算盘珠子打得很响：说我们吃了多少钱，住了多少钱，还拿出几大本演出票，来证明每天票都卖不出去，还回答我们说我们看见的满满的观众是他放进来的。他话还未说完我们当中的一位新“穴头”当场就晕倒了。
“他把麻包袋打开，里面竟全是‘大团结’！投资公司一了解更吓了一跳，这名大汉竟是千里迢迢从新疆背钱来佛山的。”
1984年6月21日《羊城晚报》题为《佛山开始发行股票：不到3小时认购20万元》的报道中说。
发行股票的是佛山信托投资公司，他们定下的利息是12厘，而当时银行贷款利息才８厘。严格来说，其实不是股票，是债券。除西藏、台湾以外，全国各地都有人提现金来佛山买，少则一百两百，多则七万八万。不到半年，公司便筹集到2600多万元，全部用于佛山大桥建设。
当年11月，在上海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支股票飞乐音响。股票发行时，国内还没有证券营业部，由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代理发行。该公司在飞乐电声厂大门贴了一张海报，公司副经理胡瑞荃背上钱箱，在厂门口的收发室里，像卖电影票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股。不到6个小时，万元飞乐音响股票发完了。
1986年初，飞乐音响进行第一次分红扩股，税务局稽查大队的人来了：“你们这是私分国有财产！”
企业负责人秦其斌据理力争：“我们不是国营的。”
“集体的也是国家的！”
最终，秦其斌写检讨，企业罚款。
1986年11月，*把一张飞乐音响股票赠送给来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
海陆（落）空
“听歌要听邓丽君，嫁人要嫁‘海陆（落）空’”。这是1986年时年轻人熟悉的一句话。
如意郎君“海陆（落）空”，“海”指海外关系，“陆（落）”指*期间被没收的财产落实政策后被退回来，“空”指有一套现成的单元房。三军俱备，只欠秋波。
当年的媒婆往往要问“有多少条腿”，也就是有多少件家具。
结婚讲究新“四大件”：冰箱、电视机、石英手表和洗衣机，俗称“四个现代化”。
据阿根廷《民族报》报道，当年，中国人结婚的平均开销是3500元。
现在，“嫁人要嫁”有无数版本，最新的是“嫁人要嫁沙和尚”。“沙和尚”是“经济适用男”（不抽烟，不喝酒，不关机，不赌钱，无红颜知己，月薪3000…10000元，他们是好儿子、好员工、最具潜质好老公、好父亲）的形象代言人。
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1986年，*部长朱厚泽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发言说。
他又说，“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并使*得到尊重，人性得到发扬，人格得到提升，从而脱离野蛮，一步又一步地越过蒙昧，朝向永无止境的文明。”
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政策，朱厚泽在工作中大力推行。他曾对《光明日报》的记者们说，“你们是深入群众第一线的，作为上级，我只有全力支持你们。”
“上海那个案子判得好，党内外，国内外觉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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