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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8中国民间语文:真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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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30日，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只有四张桌子的悦宾餐馆开张了。头一天，东城工商局一位领导专程赶来，里里外外仔细地看了一遍，又问了问餐馆准备的情况，临出门时对老板娘刘桂仙语重心长地说：“这可是上面批的第一家个体饭馆，你要好好开，千万别给政府抹了黑！”
开张当天，胡同里全是人，一看见餐馆门开就往里挤。没办法，刘桂仙只能让食客们排队领号。后来，餐馆里的原料没了，等着的人也不肯走。
顾客一天比一天多，一家人实在忙不过来，刘桂仙只好定出了1个人10元钱的标准，要吃先预订。72个国家的大使和74家新闻单位的记者来到悦宾餐馆。一些外国人结账时付外币，刘桂仙不识，不敢收，说人家给的是假钱。
外国记者提的问题都差不多：“这饭馆是你自己开的还是政府要你开的？”“你担心自己将来挨批斗吗？”“你挣了钱会不会被别人拿走？”这些问题，刘桂仙自己也想找人问问。
1981年大年初一，姚依林、陈慕华两位副总理来到悦宾餐馆，鼓励刘桂仙好好干。领导们走后，刘桂仙买了两大麻袋鞭炮放，足足响了半个多小时。
“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1980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在《十月》发表，卷首语中写道：“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剧本拍成电影，送审时改名《太阳和人》。影片讲述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坎坷命运：凌晨光一家在*中遭受*，但女儿的出国决定还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女儿反问父亲，“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影片被严厉批判，没有公映。
最难的时候，白桦接到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打来的电话：“尽管沸沸扬扬，（胡）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一再重申他的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党鼓舞我们去改革
“民间有种说法，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
1980年3月，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前的座谈会上，一位领导发出这样的疑问。
“顾客就是皇帝，那共产党干啥？”
1981年底，一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在深圳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矗立起来。
这句口号是由时任蛇口管委会主任的袁庚提出来的。本来这句口号还有后两句：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当时有人反对：“顾客就是皇帝，那共产党干啥？在皇帝面前得叩首称臣，跪在地上。”袁庚做出了让步：“‘顾客是皇帝’可以不写进口号里，但要在实际工作中执行。” 。 想看书来
个体户（2）
口号提出后，立即掀起轩然大波，遭到有些人的强烈反对，有人还给它贴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标签。还好，后来*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句口号。
1984年国庆，深圳有两辆彩车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蛇口工业区彩车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通过电视和报纸传遍大江南北。
当年那块巨型标语牌，现在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你们建（剑）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
剑桥大学派团访问蛇口工业区，一位干部与外宾接洽时谦逊地问道：“你们建（剑）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翻译有心遮掩一下，对方已经有一位懂汉语的人笑出了声。
*主义是不怕批评的
“不致开幕词，因为没有必要，无话可讲，但我可主持会议。”
1981年11月5日，*在政协一份报告上批示。
“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
1981年7月17日，*就思想战线问题对宣传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出现的一些事情，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他说：“回忆一下历史经验：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
*又说到电影《太阳和人》，“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
“*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也是批评不倒的，真理和错误，香花和毒草，只有通过自由讨论和争辩，由人民来评定。这样，不但不会搞乱人们的思想，反而会使人们得到锻炼，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1981年第1期《读书》发表于浩成的《实现出版自由是重要问题》，文中如此说。于浩成认为：“不少人把开明君主的‘纳谏’，让臣下大胆讲话，甚至‘高价收买批评’，称之为*，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封建主义的传统和影响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们头脑中的遗留可说是既深且广。许多人想问题，看问题总离不开封建主义的老框框，总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清官、好官身上，意识不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
1981年，《福建日报》公布了两个经济犯罪案件，到任不久的福建省委常务书记项南专门起草了一个社论，从头到尾只有140字：“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今天杭州日报又公布了两个重要案件。坏人受到揭露处理，这很好。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你这个单位的问题长期处理不下去，算哪一条，不妨想一想。”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注意到了这篇社论，称福建出了一个“清新的官员”。
1997年，项南去世。有人为他写传记，书名是《敬畏人民》。
第三者插足
1982年11月，25名妇女联名给*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胡总书记：我们是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受第三者插足的受害者，本不该打搅您，但因国家制定的婚姻法离婚部分有漏洞，它使一些缺乏道德的人钻了空子，使好人受气，道德败坏的人得了逞。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压制我们这些受害者，客观上使违法乱纪的人更合法化，我们被逼得无路可走。因此我们25个同志并代表我们43个子女急切地请求您给我们做主，并请您尽快地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
……
法院在受理我们案子期间，对有过失的一方不揭露其错误，对其恶劣行为不严厉批评，不谴责，反压制我们这些弱者，强迫我们离婚，我们不同程度地体会了在法律面前的不同待遇。法律对人民没有起到教育作用，相反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道德败坏的泛滥。我们想不通，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在新形势下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重大意义，可法院同志却强调说：“我们是执法单位，婚姻法没规定讲道德，有意见找立法单位提去。”
1983年，由36名妇女组成的“秦香莲上访团”联合到全国妇联上访，状告她们的丈夫是“陈世美”。这些女性都是知识分子，她们在过去的岁月里自觉地支持了丈夫的事业，可这些丈夫翻身后竟纷纷借助新《婚姻法》中的“感情破裂”一条，提出离婚，不要糟糠之妻了。官司最终打到中央，在中央领导的过问下，36个“陈世美”没有一个在当时离成婚的。但在10年之内，一个不剩都离了。
鉴别黄色歌曲，抵制资本主义广告
“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收集了之前两年社会上对刚传入内地的港台流行歌曲“靡靡之音”的批评，印了33030本。书中的观点有：
许多表现妇女失恋或被遗弃时哀怨悲苦情调的黄色歌曲，它们并不是出于对这些被凌辱的妇女的同情，也不是为了表现她们的不幸，而是为了她们要博取廉价的怜爱的需要。
黄色歌曲的特点是：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
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社会走下坡路时代的音乐现象，不能把我们的音乐和它相混在一起。
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
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他精工表凭什么欢迎我到北京？”
1982年2月21日，中国广告学会成立。不久，学会开了一次研讨会，会上有专家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广告与资本主义广告的区别。”当时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告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都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广告，而我们社会主义广告，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1980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广告管理工作曾规定，报纸广告不得超过1/8版面，电视广告不得超过每晚10分钟。
1980年代初，日本精工表在北京站出站口立了一块标牌广告，有精美的产品图片，还有标语：欢迎您到北京来。一位归国华侨给全国人大写信，质问：“我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吗？他精工表凭什么欢迎我到北京？”
王府井百货大楼临街橱窗展示松下的电器产品，布置得很现代。不少人就给工商局写信打电话：“这是宣传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外国产品为什么要放在王府井大街上？”有关方面只得把展示橱窗从正面挪到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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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言人
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钱其琛就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两天前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在北京举行了外交部历史上首次发言人新闻发布会。
由于没有专门的场地，会议就设在外交部主楼的门厅处。受邀出席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连座位都没有，只能站在钱其琛的周围。
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后来的外长李肇星。
钱其琛的发言，只有三句话：“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钱其琛刚念完声明，在他身边的一位苏联记者就竖起大拇指，说了句“很好”。
没有提问，发布会就结束了。
在这次略显仓促的亮相一年之后，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2006年10月的一次外交部开放日上，发言人刘建超向来访的大学生诉苦：有人给发言人寄来一封信，里面放了两片钙片。
“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人先知道，中国人反而是看外电才得知自己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满意地称这种现象为‘出口转内销’，广大读者对中国记者不报道这类事情是有意见的，甚至有些读者不满意地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1982年12月4日下午，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在人民大会堂采访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
表决通过新宪法时，现场的电子屏幕上打出了“弃权票3张”的字样。凭着多年的政治采访经验和新闻敏感，李尚志意识到这就是“猛料”，他把3张弃权票的内容写进了报道中。
“把3张弃权票也写进报道，这恐怕不合适。”一位大会副秘书长看完李尚志的稿件后对他说。当着大会秘书长*的面，李尚志据理力争，说了五点理由：
第一，当电子屏幕上打出表决结果时，外国记者们都看到了，明天外国媒体都会报道中国人大表决新宪法有三票弃权，中国的记者，为什么自己国家的事情反而不能报道呢？
第二，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人先知道，中国人反而是看外电才得知自己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满意地称这种现象为“出口转内销”，广大读者对中国记者不报道这类事情是有意见的，甚至有些读者不满意地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第三，有三张票弃权，是事实。报道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第四，分组讨论会上，有代表特别强调，就是弃权了，也不表示他们不同意整个宪法草案。
第五，这3张弃权票还占不到总有效票的千分之一，报道出去，既表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过去在极左路线盛行年代什么事都是“一致通过”的不正常气氛，政治*生活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又表明了我们在*基础上的集中。将这三张弃权票报道出去，社会效果、国家形象会是很好的。
“记者的理由的确是很充分啊。”*笑着问在场的大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社长曾涛：“你的意见如何？”
“我赞同和支持记者的意见。”曾涛毫不含糊地回答。
*带着众人来到休息室，向*、*汇报了情况。*爽快地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三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也笑着点头。
第二天，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消息中有这样一段话：
下午5时45分，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有效票3040张，其中同意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本次会议通过。这时，会场里响起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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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
1982年7月，新华社播发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一封信，信中有上述一段话。
廖承志是以青年时代朋友的身份写信给时年71岁的蒋经国的，信抬头是：经国吾弟。
信中说：“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
廖承志表明了访台意向：“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8月17日，宋美龄写了一封致廖承志公开信，抬头是：承志世侄。
信中说：“余阅及世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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