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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谈社会:公民心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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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没错！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它其实包括四项权利，或者说四种自由：说的自由，不说的自由，说什么的自由，怎么说的自由。说什么，是内容；怎么说，是形式。也就是说，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你怎么说，甚至爱说不说，都自由，才是完全彻底的“言论自由”。
赵继成 同样，想不想，想什么，怎么想，也应该是自由的。
易中天 当然！思想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前提。想都不能随便想，哪里还能随便说？有人说，可以有个人的梦想，但必须符合道德和法律。这真是愚昧无知！法律从来就只限制行为，不限制思想和言论。也就是说，可以胡思乱想，可以胡说八道，不能胡作非为。
赵继成 这在法律上是常识。
易中天 更重要的是，不但可以胡思乱想，还可以不想。同样，不但可以胡说八道，也可以不说。不说，就是行使沉默权。说，则是行使言论权。沉默权比言论权更重要。
赵继成 为什么？
易中天 沉默总比说话容易。容易的都做不到，还说什么更难的？沉默的权利都没有，还说什么言论自由？自由，首先表现为选择。选择，就意味着既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谁都能沉默，但是要负责（3）
赵继成 对！只有这样的选择，才是自由的，也才是选择。只能接受，就不叫选择了。
易中天 所以，能不能拒绝，就成了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的分水岭。在专制时代，我们没有这个自由。比方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甚至“君有赐”，臣也“不敢不受”。总之，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拒绝的权利”。不管好事（领赏）、坏事（赐死），都得扛着，还得“谢恩”，哪里还有沉默权？赶快“老实交代”吧，否则就犯了“欺君之罪”。
赵继成 明白了。沉默，就是选择拒绝──拒绝说。
易中天 对！有权拒绝说，才真正有权自由地说，包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撑死了，或者退到底，还可以不说。这是最后一条底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是我们必须坚守、死守的防线。这道防线一旦攻破，人权就没有了保障。
赵继成 所以，我们要像保护言论自由一样保护沉默权。不能轻言谁谁谁、某某某无权沉默，这很可怕。
是否谁都有权沉默
〇 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既有如实回答的道德义务，又有保持沉默的基本人权。
易中天 说“任何人都有沉默权”，恐怕很多人不能接受。比方说，官员有没有沉默权？
赵继成 当然有，包括贪官。请问，贪官受审，有没有资格聘请辩护律师？大家都说有。那好，他既然有辩护权，自然也有沉默权。
易中天 面对人大代表的质疑时，也能沉默吗？
赵继成 如果他不想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易中天 但是，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政府的工作应该透明。政府官员难道没有义务回答人大代表的质疑？
赵继成 这是政府的“机构权”，不是官员的“人权”。既然是“机构权”，那么，汪部长不说，自然有李副部长，或者其他可以代表机构的人出来说。如果都不说，机构也可能成为被告走上法庭。
易中天 到了法庭也不说，怎么办？
赵继成 那就由人大启动弹劾程序，请他们下台。总之，沉默权是人权、私权，而不是单位、机构的公权。如果你觉得该官员的拒绝回答是渎职，那么，可以弹劾他，剥夺他掌握的公权力。但是，你不能用钳子去撬他的嘴巴，不能插竹签、打屁股，玩“躲猫猫”。
易中天 其实，对待公众人物也一样。哪怕他“拥有相当社会职责和学术声望”，哪怕他“频频成为封面人物”，也跟每个普通人一样，享有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但是，由于他比别人更多地占有公共资源，也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回报，因此，他应该承担更多的道德义务。比方说，在事涉“诈捐”、“造假”、“抄袭”等公共事件时，表现出责任的担当，而不是拿他虽然也可以行使的沉默权做挡箭牌。
赵继成 对！该不该沉默，和有没有沉默的权利，是两个问题，不能越界。可以在道义和责任上要求他们真诚地面对质疑，但不能把人家的权利也一锅端了。
易中天 是的。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不能一勺烩。所以，一方面，公众有知情权、批评权和质疑权，媒体也有监督权；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也既有如实回答的道德义务，又有保持沉默的基本人权。
赵继成 同意！公众和媒体从道义和责任上谴责某些公众人物的拒不认账，没有任何问题。这是我们的言论自由，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应该承受的。我们只是希望，再不要拿着什么公众人物的身份云云，剥夺人家的沉默权了。沉默不犯法，顶多“不够男人”而已。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谁都能沉默，但是要负责（4）
你不说，有人说
〇 问题不在于当事人有没有沉默权，而在于有没有独立调查的第三方。
易中天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下一个问题：如果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的沉默权是无限的，那么，媒体的监督权和公众的知情权，又如何得到保证？
赵继成 照样有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有关部门要启动调查程序或侦查程序，搜集证据。只要形成证据链，就可以做出定性，给公众一个交代，包括做出处理，该判刑的判刑，该赔偿的赔偿，该道歉的道歉。如果当事人拒不道歉，法院还可以从执行的财产中，出钱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声明。何况，只要有了权威部门的认定，当事人道不道歉，都无所谓了。
易中天 完全同意！实际上，法治国家不怕犯罪嫌疑人沉默，是因为有法院。法院重证据不重口供。只要证据确凿，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开不开口，有什么关系？可见问题不在于当事人有没有沉默权，而在于有没有独立调查的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对于官员，就是纪检委和检察院；对于学者，就是学术委员会。
赵继成 对！这个“独立调查的第三方”，至关重要。实际上，沉默权之所以被称为“防卫权”，就因为它对应着追诉和问责，比如公安机关的侦查，检察机关的公诉，学术机构的调查，甚至被抄袭方提起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等等。如果这些调查和诉讼统统缺位，统统沉默，统统不作为，强调“被告”的沉默权，是不是显得过于矫情？
易中天 岂止是“矫情”，恐怕还难免“姑息养奸”之嫌。
赵继成 所以，我们要尊重一个人的沉默权，也要从制度上进行制衡。而清华大学作为责任单位，不启动调查，是严重失职，是导致整个事件得不到转机的核心症结，也是整个事件的纠结所在──汪晖要沉默，没有问题，这是他的权利。但相关机构应该启动调查，应该追诉，这样才是对等的，正常的。
易中天 同意！不是汪晖的沉默有什么不对，当然更不是王彬彬的质疑不对，而是错在“独立调查第三方”的缺位、失职。这也是林毓生先生、熊丙奇先生和我，一再呼吁要“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的原因。
赵继成 而且，恰恰因为相关机构的沉默、不作为，导致了舆论将一切火力对准了汪晖，甚至扬言“汪晖没有沉默权”。这显然是打错了板子，也是开错了药方。可见，有关部门的不作为，不是保护了汪晖，反倒是害了他。甚至连他保持沉默的基本人权，也险些被剥夺了。这可真是一环连一环的恶性循环。
沉默是有代价的
〇 任何人都可以沉默，但也必然要承担沉默带来的不利后果。
易中天 相关机构的不作为，固然害了汪晖；汪晖自己，恐怕也为沉默付出了代价。
赵继成 这几乎是肯定的。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沉默，但也必然要承担沉默带来的不利后果。比如西方国家一些主张取消沉默权的学者就说，沉默权对于无罪的人毫无用处，因为他们急于澄清自己没有犯罪，只有那些犯了罪的人才会使用沉默权。因此，汪晖保持沉默，只会让更多的人天然地猜测，他确实抄袭了，他不敢面对公众，他无话可说，他一点学者风范和公众人物的责任感都没有，他甚至“不像个男人”。舆论只会越刮越猛。这个结果，不是汪晖本人愿意看到的吧？
易中天 当然不是。其实，是沉默还是说话，并不容易选择。说，是“欲盖弥彰”；不说，是“做贼心虚”。借用哈姆雷特的一句话来表述：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
赵继成 其次，就像美国司法对沉默权做出的限制规定一样，对于一些重要证据的核实，如果被告沉默，法官可以做出一些不利于被告的推定。同样的道理，当舆论把一个又一个质疑、证据、问题抛给汪晖，希望他做出解释时，他一再沉默，公众就难免会做出一些推定，这个推定显然是不利于汪晖的。这也算是社会舆论，施加给汪晖的压力。
易中天 这就没办法了。因为行使沉默权，归根结底是行使自由权。自由是什么呢？自由决不意味着“为所欲为”或者“逍遥法外”。恰恰相反，自由首先意味着责任。说得白一点，就是“我选择，我负责”。比如你去餐馆吃饭，或者到商店购物，只要对方没有强买强卖、弄虚作假，那么，买错了东西点错了菜，也只好认了。
赵继成 对！谁点菜，谁付钱；谁主张，谁举证。
易中天 所以，西方一些人权学家甚至认为，让罪犯坐牢，是对他自由权的尊重。因为犯罪是他的自由选择，坐牢则是他应负的责任。总之，自由无限制，但是要负责。天底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沉默也好，说话也好，最后都是要埋单的。
赵继成 同样，作为公众人物、知识分子，一旦沉默，就必须承受由此引起的“不够漂亮”、“有失身份”等等批评。公众和媒体甚至还可能根据你的沉默，推定对一些质疑的认可，推定一些证据的有效性。这些都是沉默者要承担的不利结果。
易中天 所以，你有权保持沉默，但请你把账算清。总之──
一，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权保持沉默，哪怕事关公众知情权。
二，对于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公众有知情权、批评权和质疑权，媒体也有监督权。
三，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满足，应该也只能通过独立调查的第三方。
四，当事人在行使沉默权时，无疑要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赵继成 完全同意。
刊载于2010年9月2日《南方周末》“大参考”版，责任编辑戴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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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远逝的雷声
○ 当今中国，不但鲜有参天大树，就连灌木和小草都快没了，多的是水泥和塑料──水泥的脑袋，塑料的眼睛。
吴冠中先生走了，他走得很寂寞。尽管媒体的反应相当强烈，悼念的文章也会铺天盖地。但，社会的关注终归有限，公众的热情也终将消退。更何况，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关注的多少并不是问题。不被理解，才是最大的寂寞。
因此，冠中先生将默默远去，连同他的“雷声”。
我不想讨论究竟是“笔墨等于零”，还是“没有笔墨等于零”。也许都对。我也不想讨论美协是不是“只养鸡，不下蛋”。也许不是。我更不想讨论中国美术是不是“比非洲还落后”。那根本就说不清。我只想问：先生言此，难道是为了“炒作”？难道他说出的不是“诤言”，而是“寂寞”？
当然不是。冠中先生说这些话，不过因为鲁迅的精神在血管中奔腾；何况“怪异”的背后，还是深刻与尖锐。那么，泱泱大国，忧心忡忡如先生者，为什么寥寥无几？先生这些“雷人”的话，又为什么没有带来暴雨倾盆？
因为没有云。
晴空霹雳，注定是“只打雷，不下雨”。
没有云，是因为没有水。没有水，是因为没有树。没有树，是因为种树的周期太长，远不如水泥和塑料来得快。所以，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就是说说而已，谁耐烦等那么久？还是“大干快上”的好。大学要扩招，学位要速成，职务要坐直升飞机，大家都要削尖脑袋挤进排行榜。主管部门就像养鸡场的老板，天天数鸡蛋。学生和论文则像流水线上的产品，被批量生产出来。结果，当今中国，不但鲜有参天大树，就连灌木和小草都快没了，多的是水泥和塑料──水泥的脑袋，塑料的眼睛。
这就注定不会有思想，也没有人会去关注思想。思想有什么用呢？能帮我们找工作吗？能帮我们还房贷吗？能帮我们拉到客户吗？能帮我们脱颖而出吗？不能。那又何必要？当然，传统文化什么的，也要讲一讲。但最好是讲点“管用”的，比如《周易》和《孙子兵法》。即便是讲先秦诸子，也都恨不得能扯到市场营销上去。总之，我们需要的，是生财之道、竞争策略、职场经验和政治权谋，顶多再加一点“心灵鸡汤”。思想？还是算了吧！
显然，这不是一个产生思想的时代，甚至不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时代。何况就算有思想，又如何呢？塑料的眼睛也看不见，水泥的脑袋也想不通。
我无意批评大众，大众并没有什么错。首先，对于任何人，谋生都永远是第一位的。如今的就业和生存是那样的艰难，你不能站着说话腰不疼。第二，大众选择什么，关注什么，是他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你不能因为他不知道吴冠中，就说人家低俗。第三，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思想家。如果中国的成年人都变成了思想家，那才叫做灾难。当然，这绝不等于说，大众就不能有思想，不该有思想。只是说，他可以不思想，有权不思想。
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不都思考”，却总要“有人思考”。按照社会分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所谓“精英层”和“知识界”。如果这个阶层和界别的人，居然也是水泥的脑袋，塑料的眼睛，满腹的功利，一脸的麻木，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希望，有没有明天？这可真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斯人已逝，雷声已远。独立思考的人，将永远寂寞。问题是，我们还能听到那样振聋发聩的声音吗？
遂剥徐志摩《再别康桥》，以此悼念吴冠中先生──
寂寞地你走了，
正如来时之寂寞。
寂寞地离开这个漩涡，
不带走一丁点笔墨。
刊载于2010年6月29日《新京报》C02版，责任编辑潘采夫
。 想看书来
开明专制也不是民主
──挽蔡定剑先生
2010年11月26日，是向蔡定剑先生遗体告别的日子。为铭记先生“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之遗言，并寄托哀思，我于当晚在博客发表挽联云──
宪政即限政，公权不能膨胀；
民主实明主，言论终须自由。
下联的意思，本为“民主其实是透明的政治”，或者“人民应该明明白白地当家作主”。这才有了后面那一句：言论终须自由。可惜“明主”一词，古已有之，意为“英明之君主”，或“开明之君主”。这可是深入人心的理解。结果，此联一出，即在网上遭到误读。另外，“公权不能膨胀”一句，平仄也有问题。于是，我做了修改，改为──
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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