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彪夫妻二人合著传记:印记-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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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张艺谋。
　　“人家那么大的导演，特意跑出来接我，还等着我吃饭，我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感情一下子就近了，真像一家人似的。”
　　他也很多次地讲起巩俐，人很懂事，没有“大明星”的架子，经常给大家发零食吃，有时候甚至帮剧组的工作人员洗衣服。
　　剧组里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三儿”，此后的多少年来，只要彼此见面，仍是这个称呼。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震燕一次一次往医院跑，送来《英雄》、《十面埋伏》的T恤衫，让我送给医生和护士们。张艺谋导演也给他送来了花篮。做完第二次手术，彪子接到晓峰的一个电话，还没开口，就听电话那头喊了一声“三儿”，彪子哽咽地说不出话来。（震燕和晓峰都是张艺谋导演的制片主任。）
　　在他病重的时候，张艺谋导演和震燕专门到医院来看他，可他当时在昏睡着。我想如果他知道，心里一定很幸福，很安慰。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1）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彪子结识了冯小刚，渐渐成为他创作班底的主要成员。
　　1999年，冯导演拍摄《甲方乙方》，有一场英达的戏在309医院拍摄，也就是彪子父母的家。
　　冯导演的制片主任陆国强与彪子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有小陆在，彪子自然常去探班。又因为他对院里熟悉，很多外联的事情就热心地帮着协调处理。他还给剧组在食堂订价廉物美的伙食，亲自把包子一笼一笼地从一楼端到四楼。
　　冯导演很讲义气。当时，他并不知道彪子是演员，看他跑前跑后，又热心又能干，就想收在旗下做制片。小陆笑着说：“人家是学表演的，是个演员。”
　　于是，冯导演把“张富贵”的角色给了他，戏份虽不多，却也有声有色。
　　《甲方乙方》作为第一部“贺岁片”，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票房纪录，彪子跟着混了个“脸熟”。
　　公映时，我带彪子的父母和儿子一起去看。儿子那时8岁，对一切似懂非懂，看到周围的人笑，他就跟着笑。
　　有一段情节，葛优演“地主”，刘蓓演“地主婆”，彪子蹲在地上给他们捶脚。大人们懂得前因后果，又一阵哄堂大笑，儿子小，不明白，替爸爸感到莫大的委屈。
　　“妈妈，我不想看了。”
　　我听见儿子稚嫩的声音，只当是小孩缺乏耐性，坐不住了，便指着银屏逗他：“快看爸爸，多好玩儿！”
　　就在我指给他看的时候，正好演到“地主”让“地主婆”用针扎彪子。
　　“哇……”儿子大哭着，“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坐起来，“我打死她，我打死她！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忙跟他解释：“聪聪，那是假的，是拍电影。”
　　“那也不行！我打死她！”
　　周围的人都回转身来，奇怪地看着我们——电影是看不成了。
　　我们只好中途退场，抱着儿子回家。
　　一路上儿子哭哑了嗓子，怎么劝都不行，就是要找刘蓓和葛优算账，当天晚上竟发了烧。
　　彪子正在别的城市为电影做宣传，我打电话告诉他儿子的“壮举”，他很是幸福，一直憨笑着说：“这小子，这小子。”
　　葛优和刘蓓知道了小男孩的心思，专门来哄他，给他“赔礼道歉”。
　　刘蓓给儿子带了很多高级巧克力：“哎哟儿子，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看阿姨给你买好吃的了。”
　　聪聪看也不看：“那也不行！”边推刘蓓，边打她的手。
　　刘蓓眼珠一转：“宝贝儿，不是我要扎你爸，全是你葛大爷让我干的。”
　　在大人们的连逗带哄之下，儿子一想也是，就接受了刘蓓的礼物，表示：“阿姨，我原谅你了，但葛大爷我永远不原谅。”
　　刘蓓这个鬼灵精把自己择干净了，又给优哥挖了个坑儿。这么一来，无论优哥怎么“花言巧语”，聪聪就是不松口：“谁让你叫阿姨扎我爸爸的！”
　　优哥一脸的诚恳：“真不是我，是她，她干的呀。哎哟，她可太狠了！”
　　儿子眨眨眼，他哪里搞得懂啊，反正就是认准了优哥是“大坏蛋”。
　　后来我们猜想，大概他的小脑瓜里有个观点：漂亮阿姨是不会干坏事儿的。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2）
儿子长大了，每次大家提起这件事，他都很不好意思。
　　彪子长年在外拍戏，儿子对他不像对我那样“亲密无缝”。这一次彪子很满足，他骄傲地对我说：“看看，关键时刻，还是儿子向着我！”
　　自从《甲方乙方》以后，彪子开始忙起来，在家的时间渐渐少了。
　　隔了两年，冯导演顶着很大压力，大胆起用彪子在《没完没了》中饰演陆大伟。这是彪子从影以来，电影作品中角色分量最重的一部。
　　最大的难题就是打快板，彪子不会，便开始向我们的邻居、说唱团的刘洪忻老师虚心学艺。
　　正是大热的三伏天，因为怕干扰四邻，只要他在家，就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练习，直练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件事做起来枯燥，节奏对了很好听，节奏一乱就是噪音。
　　有时烦了，急了，彪子索性把快板往沙发上一扔，满屋子来回溜达。情绪稳定以后，长出一口气，接着来。
　　那段日子，他经常把楼里的邻居吵得直敲暖气管子。
　　到了快开拍的时候，快板成了他随身携带的器物，走到哪儿，打到哪儿，连堵车的时间都不放过……
　　电影是在北京拍的，彪子却没有像过去一样每天回家。
　　“芳芳，我压力很大，如果演不好，对不住的人就太多了。我想跟冯导演、优哥他们多聊，多沟通。将来电影拍出来也少留点遗憾。”
　　《没完没了》首映那天，北影小放映厅里黑鸦鸦地坐满了人。大家受到“冯氏幽默”的感染，不时地哈哈大笑。
　　我不在场。人群中大概只有彪子一人怀着颗忐忑的心，坐立不安。
　　电影结束了，放映厅里灯光亮起。
　　从第一排座位上站起一个人，向后面大声喊：“傅彪在哪儿？傅彪在哪儿？”他是北影厂厂长韩三平。
　　彪子向他走过去，韩厂长使劲地拍他的肩膀：“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转年，新的机会降临了，彪子被滕文骥导演选中，在他监制的影片《押解的故事》中饰演乡镇诈骗犯于太，一个狡猾的农民，小人物。外景地在陕西米脂。
　　拍摄结束的时候，我和儿子去接他。前方走来一群人，边说边笑，我放眼望去，没有彪子。
　　等他们走近了，突然有人拍我。我抬头一看，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冲我咧着嘴，见我愣着，那人笑出了声。
　　天那，彪子！
　　我哪能认出他来：脸被晒得黑一块红一块，胡须肆意地长着，头发被烫成了稀松的卷儿，还糊满黄土，又粘又硬，“趴”在脑袋上。
　　我和儿子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他，惊得说不出话。
　　他简直乐出了眼泪，用手刮了一下儿子的鼻子：“等着我，就一句词儿，录完就回家。”
　　等他走了我们俩才回过神来，冲着这个“陌生人”的背影笑弯了腰。
　　“儿子，咱还要他吗？”　我开玩笑地问。
　　“是脏了点儿。”　儿子做了个鬼脸。
　　

“面瓜——我要喝水！”（1）
《青衣》是彪子带回来的所有剧本当中最吸引我的，也是他十分钟爱的一个。
　　有时候，半夜，我会被他的笑声吵醒。问他怎么回事，他就绘声绘色地给我读上一段儿。
　　有一次，我跟制片人开玩笑：“彪子演完‘面瓜’，恐怕大街上的人见了他，就直接叫他‘面瓜’了。”当时彪子一听，立刻就说：“就算叫我‘面瓜’，那也是褒义的。男人都有‘面瓜’的一面嘛。”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预料得没错。
　　拍《青衣》之前，正好赶上单位体检，彪子不肯去。
　　“要是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我还怎么干哪？”
　　我好说歹说，总算把他糊弄到医院。
　　一共检查五项，其中四项有问题：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脏T波倒置。
　　彪子的情绪一落千丈，让我把小陆、张奎等一干朋友招呼过来，一起吃晚饭。席间，他一再责怪我，不该让他去检查。这样的想法朋友们当然要开导，一是让他减产，二是拍完《青衣》以后再彻底地检查一次。
　　他见我们“人多势众”，一时支应下来。可从那以后，谁也别想再跟他提“体检”二字，谁提就跟谁急，还不是一般的急。
　　那时见他一心逃避，我不忍更多地施压给他，便没有再督促。否则，今天的我或许能够面对另一个结局，一个令我不后悔的结局。
　　帆子当时不想接《青衣》这部戏，她想要孩子，推掉了许多工作。而大家却公认“筱燕秋”非她莫属。于是彪子、编剧、导演开始轮番“轰炸”。
　　没有成功。帆子一门心思想要孩子。
　　制片人只好物色其他人选。
　　彪子一听，急了：“‘筱燕秋’非帆子莫属，换了别人我就不演了。”
　　这么多年来，彪子第一次向制片人提出了“无理”要求。因为他太爱这部戏了，太希望它如他想象一般完美。
　　于是，帆子又遭受新一轮“轰炸”，这次冯导也加入到轰炸队伍之中。
　　帆子终于妥协了。于是有了今天的《青衣》，有了今天的“筱燕秋”和“面瓜”。
　　我仍是彪子的第一个观众。
　　记得那天我发烧，盖着被子躺在床上。本想只看一两集，谁知开始了就再也放不下，一口气看到剧终。
　　我完全被打动了，只当自己也是剧中人，随着他们喜怒哀乐。当我听到“面瓜”一个人面对“筱燕秋”的照片那长达几分钟的独白，竟然哭出声来。
　　彪子时不时地进来看看我，给我端水沏药，递毛巾。
　　我顾不上理他，只顾忘情地追索戏中人物的命运。
　　戏演完了，我的眼睛也肿成了桃儿。
　　我紧紧地抱住彪子，恍惚间也不知抱的是真正的他还是“面瓜”，心里想要补偿“面瓜”受的那份委屈。
　　见我哭得伤心，彪子也心疼得落下泪来。
　　几天以后，我仍沉浸在剧情中，忍不住拨通了帆子的电话。
　　“帆子，恨死你了，你快把我老公欺负死了。”我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句。
　　帆子哈哈大笑：“我们家哥哥也不理我了，他跟我说，谁要是摊上这么个老婆，还不吓死了……姐，你可得对我好点儿。”
　　

“面瓜——我要喝水！”（2）
说到入戏，记忆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彪子在《重返上海滩》中扮演的杜邦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那是他惟一一次扮演反面角色，尺度的把握、人物心理的揣摩都令我吃惊不已。
　　记得那一次，我看了样片，很多天在心里缓不过劲。
　　“天哪，这个人怎么能坏到这种地步？他是彪子演的吗？彪子怎么把坏人的心思了解得这么清楚？他的眼神，怎么能如此奸诈恶毒？”
　　我几乎开始怀疑，彪子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多年，我会不会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些日子，我心中充满疑惑，对彪子怀着一种畏惧感，生怕他对我做什么不义之事。晚上一闭眼，就仿佛看见“杜邦”那张阴险的面孔。
　　彪子曾对朋友说：“你们知道吗？芳芳在家看了《重返上海滩》，成天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用眼睛瞄我。我一转头看她，她就假装看别处，过会儿等我不注意了，她又接着瞄。嘿嘿，被‘杜邦’吓得不轻。”
　　的确，那段时间里我陷入一种偏执的疑惧之中。直到有一天，又重新看到电视里上演的《青衣》，看到剧中的“面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才彻底清醒，回到现实中来。
　　“面瓜”的角色使彪子获得了当年CCTV十佳男演员奖、大众电视双十佳男演员奖。
　　我经常和彪子开玩笑，捏起嗓子，拿着“筱燕秋”的腔调：
　　“面瓜——我要喝水！”
　　“面瓜——我想吃西瓜！”
　　……
　　像疯了一样，想起来就那么喊一嗓子，经常把彪子吓得一激灵。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别闹了。”彪子又好气又好笑，两只手拼命做出向下压的姿势，示意我“冷静”。
　　“芳芳，说正经的，提点儿意见。”
　　我特别认真地告诉他：“这一次，我没有意见，真的没有。我头一回看你演的戏却忘了你是谁。我对你太熟悉了，以前的人物，多多少少都有让我‘跳戏’的地方，这回，是真的服了。”我停顿了一下又说，“你，已经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家了。”
　　彪子惊闻此言，不好意思地笑着挠头，眼底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嘿嘿，艺术家不敢当，不过让您服还真不易。这全是张老师培养的。”
　　有一天，彪子收到著名编剧史航发来的短信，说自己若是身在梨园，一定要为傅老板脆脆地叫一声“好”。只言片语，却说得彪子喜上眉梢，比得了什么奖都高兴，立刻回复一句：“为人民服务。”
　　

晴天霹雳（1）
《妻子》中的“陈灵宝”让我体验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坎坷，还没等我从角色的痛中完全解脱出来，命运就让我这个妻子承受了更大的磨难。
　　2004年8月16日晚，北京的天气还相当闷热。夜里，一阵巨痛把彪子从睡梦中惊醒，他用手捂着右下腹，　“哎哟，哎哟”地呻吟起来。
　　我一骨碌爬起来，打开灯，见他脸色惨白，就催促他去医院。
　　彪子不肯。“可能是着凉了，一会儿就好。”
　　我知道他的个性，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去医院的。平时感冒、发烧，他总是翻出家中常备的小药对付过去。
　　眼见着豆大的汗珠顺颊而流，他的脸色越发惨白，我急了：“别扛了！赶紧走，去医院！”
　　他紧皱双眉，咬着嘴唇不停地摇头，疼得说不出话来。
　　我急得在地上团团转：“疼得那么厉害，还是走吧，去医院。”我央求着他。
　　他并不回答，眉头锁得更紧了，脸上一副极为痛苦的表情。他不停地变换姿式，坐着不行，躺着不行，斜靠着也不行，他干脆撅起屁股把头顶在了软软的床头上，使劲向前拱着。
　　我连忙上前，用手扶着他的肩膀。又坚持了一会儿，他咬着牙说：“走吧，去医院。”
　　我知道他一定是扛不住了。
　　“急性胆囊炎”。年轻的小医生作出诊断。
　　打了止痛针，开了消炎药，我又扶着彪子回到了家里。
　　止痛针很快发挥了作用，彪子的疼痛似乎缓解了。他全身放松地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安然入睡，我心里也一块石头落了地。
　　凌晨四点多，他又一次疼醒了，显得十分烦躁，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熬到天明。
　　婆婆在医院工作了几十年，虽不是医生却也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一大早便催着儿子去做进一步检查。
　　我们来到B超室，我还是十几年前怀孕的时候去过那里。年轻的医生很认真，左看右看，检查结果还是胆囊炎。
　　彪子当时已经完成了《大清官》的拍摄，下一个目标是和滕文骥导演合作电影《日出日落》，计划9月开拍。我们担心他到了黄土高坡外景地胆囊炎再急性发作，就决定利用开拍前的十几天空闲，尽快把胆囊摘除。
　　胆囊切除手术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就像切除阑尾一样简单，我们心里没有一丝紧张。手术前要做各项例行检查，彪子一路上嘻嘻哈哈地跟老朋友们打招呼——公公婆婆在309医院工作了一辈子，这里很多医生护士都是彪子儿时的玩伴。
　　经过放射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