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世品人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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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讲的三件事情，虽然是汪孟周酒后的牢骚话，但内中所说的都是外界所不知道的。在一九二九年一度会到胡适之后，差不多十九年没有见面。在这期间，他当过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抗战期间又当过驻美大使，联合国第一次成立大会主席之一，成为全世界闻名的学术界领袖。
　　

再度会面　　更加亲切（1）
胡适的声誉，遍及全世界。在抗战前夕，日本政论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国来访问他，说是“日本民间只知道中国有三个名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梅兰芳，另一个就是胡适。”这位政论家把谈话记录，刊在一本叫做《亚洲内幕》的刊物中。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胡适是中国人中声望最高的人，所以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也因他声誉崇高而特派他为驻美大使，我心想以后再也无缘见到他了。
　　待到抗战时期，我的医务生活大非昔比，由一个竹布长衫开始的清寒学生，居然也挤入上海时医行列中。在这时，我积蓄了一些钱，在威海卫路二号，造了一座四开间三层高的洋房，正门对着跑马厅的大门。
　　我的洋房的三楼，因为自己没有用处，战前租给现在香港的一位巨商王宽诚。初时收租金四百元，到抗战末期，币制贬值，拿这个租金，只能买到若干香烟，一到胜利，王君生意发达，他就迁移别处。
　　我受到货币贬值的教训，就再也不租给人家了，把三楼四间房间，三间改成客房，一间改成客厅，专门用以招待外埠来的亲戚朋友。那时节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卸任之后，改任中央国医馆馆长，我就招待他住在我家客房中很久。
　　我太太的大姊王丽芬女士，嫁给科学界名流吴有训。吴早年留学美国，得到物理学博士学位，战前发明了弹道力量的计算法，得过奖状。回国之后，担任清华大学物理学院院长，抗战时期，率领许多学生到昆明开办“联合大学”，他是早期科学家中数一数二的人物，钱学森是他的助教，后来得到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李政道是他亲自授课的弟子，而且好多科学家到美国去深造的手续都是吴有训一手包办的。
　　我与吴有训谊属襟亲，一九四六年他从重庆飞来，当然住到我家里。吴氏具有科学家的脾气，谈吐爽朗，为人和蔼。他说：“我是公教人员，住不起旅馆，只好来打扰你了。”我说：“不论你住多久，我都极端欢迎。”他住了两间房，另外一间作为他的客厅，一间他用来招待他的朋友。
　　他的伙食，都由我的太太指挥女佣按时供应，吃的都是上海家常菜。他清苦了多年，饮食向来简单，一到上海，吃了我们家庭菜认为是异常的享受。但是科学家的脾气，从不说一个谢字，我也从不问他招待的是什么人。有一位很瘦很长的客人，他介绍说是梅先生，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很喜欢饮酒。但吴有训对酒从不沾唇，所以常拉我作陪，因此我也认识了大名鼎鼎的梅贻琦。
　　有一天胡适光降，他是赴南京开制宪会议，到了上海专程来拜访吴有训。他一见我，还能说出我的名字。那时他住在国际饭店，离我家近在咫尺，他晚上应酬很忙，中午自己上菜馆太不方便，知道吴有训吃得好，于是到我家来吃中饭。我素来讲究饮馔，所以也特地为他做了几只好菜。这时徽菜中的名肴，早已悉数成为上海菜式，所以他对我家的家庭菜赞不绝口。
　　胡适无论饮酒或讲笑话时，对时局问题，常避而不谈。那个时期，他的家乡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变色，他只谈到他的家乡绩溪龙井乡上村改为适之村，共有五百多个户口，他家门口被写了八个大字“胡适之家，不可乱动”，他家祠堂已改为五四运动展览会永久会场云云。胡适谈到这点，认为那位北大图书馆馆员，看来还不会难为他。
　　胡适后来差不多天天早晨到我家来吃粥，吃罢之后，就同吴有训出去接洽各种事项，中午又回来进膳。那时节我诊务很忙，除了在进膳时略与周旋之外，其他时间，我只管看病。只有一次，他来参观我的藏书室，见到我所藏的医书有六千种之多，他说：“一个中医，藏有医书如此之多，是我所意料不到的。”我又带他参观我贮藏的许多杂志，如《甲寅》杂志、《新青年杂志》、《国闻周报》、《逸经》、《论语》等数十种，都是由第一期起全部完整而经过特别装订的。只有商务出版的《东方杂志》，实在出版得太早了，大约在光绪二十年出第一期，所以我只搜集到后来的二百多期。他看了之后，对我表示这是很费工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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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会面　　更加亲切（2）
我另有一间小房，搜集各种医史文物，从刻有病名的殷代甲骨一块，到写有药方的流沙坠简二条，还有道教炼丹的铜炉，各种各式的葫芦药罐，以及许多名医的字画。至于清代医生用的药瓶、药橱、药箱不知其数，他看了连说不容易。
　　胡适在我家中，常时喜欢讲笑话，谈小脚，谈辫子，谈打麻雀。他又常提起他的太太江冬秀女士。他说，他太太虽是小脚，但早年就解除束缚了，他称她是“改组派”。关于他自己的辫子，在考取官费留学那年（宣统二年），他还是拖着辫子上船的。至于打麻雀，他的太太最欢喜，他自认是怕老婆会的会长，所以非但不反对，而且常常在案牍疲劳之后，也参加打几圈。
　　在这一个时期，我和胡适常常见面，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启示，他说：“不问业务如何忙，每天的写作不可废！”，我说：“我天天早晨要写一段东西，或是写信，或是写医学文稿。”他说：“那好极了！你要永久地保持着这种习惯。”这句话我至今还记着，现在天天能写些东西，是得力于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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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把晤　　朝夕相见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南京举行国民大会，这是各省各县各行业全国性的代表大会，我们中医界全国有八位代表。我获得的票数最多，是中医界的首席代表。当时到南京的代表，共有两千余人，一时代表云集，高贵旅馆都告客满，幸亏吴有训住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他们夫妇坚决邀我到中央研究院内他们府上居住。中央研究院地方真大，他们住的是一座小洋房，这房子原是为蔡元培特地建造的，蔡氏逝世后，就由吴有训居住。
　　那时节，各省教育界代表纷纷到了南京，找不到旅馆的，都住在中央研究院，李书华由外国赶来出席，也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初到的第一天，吴夫人在院内餐厅间摆了两桌酒，邀请许多远地来的代表，同时为我洗尘，又为我介绍认识许多教育界知名人士。当时胡适是中央研究院的首长，所以这次宴客他也在内。开席之后，胡适和我同席。他说：“现在我们是同事了，希望你常到我书斋来谈谈。”他的书斋就在这院内第二座大厦的二楼，为了要集中大家的意见，因此代表们常常麇集二楼大厅，即在胡适的书斋之外。
　　国大代表大会开幕之前，秘书处通知各省各业的首席代表，先举行了三次茶话会。胡适见到我也是首席代表，每次都邀我一同去出席，因为车辆缺乏，所以每次都同车前往。
　　那时节正式大会尚未开幕，就发生了一个大风潮，因为国民党与民社党、青年党先时有过一个协议，就是国大代表无论多少人当选，民青两党一定要占代表总数十分之几，要是民青两党落选的话，便由国民党通知当选党员自动让位于民青两党的候补者。
　　这个办法，国民党初时认为有权力可以做得到，但是实际上经过公开选举，公开发表的国民党党籍当选人，纷纷声明退出党籍，但依然到会，秘书处不发出席证，因而闹到天翻地覆。这班没有出席证的代表，举行“抬棺请愿”，闹到满城风雨，当时胡适是首席代表会议中的主席，他感觉到非常没趣。
　　开会初度，大家想竞选为主席团成员，当时全体代表有两千几百人，主席团的名额，只有几十名，当选的人至少要有三十票。我的一票，来拉的人多到不知其数。胡适的意思，要我选李书华，但中央国医馆的馆长焦易堂要我选他。于右任、杜月笙都来拉票，我弄到毫无办法，不答应要伤感情，答应不知投谁是好，终于我投了某人一票，这人是谁，我至今保密。
　　主席团人选解决之后，就是要选举总统和副总统，这时又起了一个风波，原来蒋主席坚决表示不肯当总统。这事大出一般人的意料，国民党连开了几天会议，作了一个秘密决定，就是依从蒋主席属意的胡适当总统，他自己退居副座。这个决定当时只有风传，连胡适自己都不相信。有一天我只见中央研究院的人乱作一团，会议到了半夜三点钟还没有结果。那夜我到了凌晨四点钟方能入睡，到了七时，外间又轰轰然地闹到一塌糊涂。我又被吵醒了，急急忙忙起身，原来中央研究院外面来了六十名宪兵，都是来保护胡适的。
　　其实，早在一个钟点之前，胡适已秘密离开了中央研究院，避到一个任何人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表示坚决不肯担任总统，后来由傅斯年（孟真）亲自向最高当局解释，说胡适只愿意国民大会开得成功，同时拥护蒋主席当总统。其实也因找不到胡适本人承认竞选，这件事只得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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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大会　　胡适逞能
我住的中央研究院，内部院屋，一座一座很多很大，住上了六十八个国大代表。在大会开幕前夕，胡适之带一大包信来，其中关于我的，他讲一位李夫人转给我，李夫人还在信件上注上一笔，说是“陈医生，见此信后即到胡适之先生书斋一谈。李太太”。那天晚上我正有应酬，回来已是十一时半，见了这封信就急急忙忙到胡适书斋去。
　　到了胡适书斋看见人头涌涌，都是在谈着被逼退让代表的事件。实在这件事情，不论讲法律，讲道德，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大家签了一张不公开的建议书，大意是说：退让代表，要照发证书，照发一切公费，自签退让文件，以平公愤。他们也叫我签了一个名，而且告诉我，这些退让代表到了南京之后，绝食已有四天，报纸虽曾发表，但语焉不详，只有一部分西报略有透露。所以在开幕第一天，一定要对这些绝食代表有所表示。胡适想到国大代表之中，有中医，有西医，也有护士，应该组织一个慰问团，去访问这些代表，为他们治病。希望我再约一位京沪中医同去，我就推荐了丁济万，胡适也同意了。
　　到了开幕那天，到场的代表两千多人，胡适担任临时主席，他态度镇定，说得一口纯正国语，处事层次井然，全场掌声如雷，当然他的声望也能震慑全场。这天蒋主席也出席，那时他也是代表之一，坐在第一行，接着上台演讲，会场的气氛，十分庄严隆重。
　　休息十分钟之后，便讨论正式主席团如何产生，顿时数十人举手要发言。胡适规定每人可以发言三分钟，依次登台各抒己见。不料意见纷纭，第一人发言，第二人就驳，第二人发言，第三人又驳，一时舌剑唇枪，纷乱到极。加上全场坐着的代表，合乎己意的拼命拍手，不合乎己意的嘘声大作，会场秩序为之大乱，而且要求延时讨论的条子，雪片般地送到秘书处。胡适一看情况不好，这时已到了下午五时的散会时间，于是他急中生智，就请于斌主教登台作紧急建议，说是“大光路国大代表招待所，有数十名退让代表绝食已久，我们应该派人去慰问一下”。此言一出，纷乱气氛就缓和下来，同时于主教宣读一张慰问代表名单，都是国大代表，由西医胡定安代表等三人、中医陈存仁等二人、护士代表华淑君等，即时前往慰问，于是胡适就乘机宣布散会，时已五时十分了。
　　我们一行代表坐了四辆汽车，飞驰大光路，那个地方荒僻得不得了，是在明故宫后面飞机场的旁边，那边的代表都是来自遥远省县，早已吃尽当光，衣衫褴褛，洪兰友先由汽车上搬下无数面包水果以及板鸭香肚等，原来绝食代表号称有一百几十人，实际只有八人留在南京，其余早已四散回乡了。他们纷纷诉说，他们都是依法选出的代表，所得选票极多，理已当选，不料党方坚决要他们退让，不合法不合理莫此为甚。于斌主教也表示愤怒，发言庄重，声若洪钟，各代表个个都泪下如雨。洪兰友便乘机每人致送饼干一盒，其实盒中就是公费。这些绝食代表，身体衰弱已极，于是就由中西医代表替他们检查诊视，胡适和于斌早退。三个人立刻输血，一个人打葡萄糖针，四个人只愿服中药。洪兰友托我要在夜间十时之前把八个人的病况给他一个报告，据说蒋主席等着要看。这八位代表的大名是杨翘新、连退庵、李化成、颜泽滋、周游、刘彬、黄谟、张敷。我仔细诊断完毕，写了一份诊断报告，交给洪兰友。后来这八个人，七人自行离去，一人疗养了较久。
　　胡适在第一天当大会主席的情况，十足表示他的才干，真是了不起！
　　

孝顺父母　　爱护妻儿
现在要讲其他问题了。早年《新青年》杂志出版后畅销各地，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都是惊世骇俗之论，一时全国上下为之骇然。其中有几篇文章倡议“只手打倒孔家店”，而且主张“非孝”，认为孝敬父母，罪大恶极。一般人对这几篇文章，分不出哪一篇是陈独秀做的，哪一篇是胡适做的。所以大家初时的印象，胡适之对父母，一定是属于非孝一类的。
　　但是胡适方二岁时，随同他的父亲胡铁花到台湾，四岁又跟了母亲回到安徽，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在厦门逝世，所以他得到父亲的温情很短，直到他六十三岁重临台湾，他不但把父亲的遗作出版和整理，还替父亲立了一个很堂皇的纪念碑。胡适这种行径，实在是一个孝子。
　　在他写的四十行述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八年的家乡教育”，完全是他母亲一手栽培的。所以这些文章都可以见到胡适对母亲也是很孝的。
　　他从小由母亲的安排，与江冬秀女士订了婚。在出洋之前，他母亲主张先结婚后出洋，但是那时节经济情况很差，胡适没有答应。到了美国，虽然爱上了一个姓陈的女学士，但是他不愿意违背母亲的叮咛，眼光光地看着这位陈女士嫁给他的朋友任先生。程天放有一篇文章说：“他的立身处世，却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长作主订定的，在结婚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对夫人终身敬爱，到老不变。总统挽适之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非常允当。”胡适还说过“中国人的旧式结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名言。
　　至于胡适的长子祖望，由他一手栽培在美国当上了教授，待到胡适逝世，祖望特由美国赶到台湾亲视成殓。次子思杜，是一个不肯读书的孩子，虽然也留美多年，但一无成就。而且回到上海之后，狂嫖滥赌，很不争气，一直到现在还留在大陆。
　　胡适对待朋友的态度，一向好到极点，我只提齐如山与梅兰芳、齐白石三个人的事：
　　一、齐如山有一篇文章说：“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园演戏，我正在后台，适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两位先生忽然降临。我问他，你向来不十分爱看戏，何以今晚兴趣这样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