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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自选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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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父相信“中学为体”,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学为用”呢?这一点我说不清楚。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崇洋”,“媚外”则不见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显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入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去念书。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国文教员王崑玉先生,英文教员尤桐先生、刘先生和杨先生,数学教员王先生,史地教员祁蕴璞先生,伦理学教员鞠思敏先生(正谊中学校长),伦理学教员完颜祥卿先生(一中校长),还有教经书的“大清国”先生(因为诨名太响亮,真名忘记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这些教员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学校环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
  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在小学和初中时,成绩不能算坏,总在班上前几名,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样钓鱼、摸虾。到了高中,国文作文无意中受到了王崑玉先生的表扬,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课程考个高分并不难,只需稍稍一背,就能应付裕如。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95分,是全校唯一的一个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样被别人一指,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从此认真注意考试名次,再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在这一段时间内,外界并不安宁。军阀混战,鸡犬不宁。直奉战争、直皖战争,时局瞬息万变,“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一年山大祭孔,我们高中学生受命参加。我第一次见到当时的奉系山东土匪督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穿着长袍、马褂,匍匐在地,行叩头大礼。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眼前。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4)
到了1928年,蒋介石假“革命”之名,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从广东北伐,有共产党的协助,以雷霆万钧之力,一路扫荡,宛如劲风卷残云,大军占领了济南。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济南,酿成了有名的“济南惨案”。高中关了门。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中照出来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维新的教育再加上军阀混战。
  日寇占领了济南,国民党军队撤走。学校都不能开学。我过了一年临时亡国奴生活。
  此时日军当然是全济南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统治者。同一切非正义的统治者一样,他们色厉内荏,十分害怕中国老百姓,简直害怕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临大敌,常常搞一些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去搜查。我们一听到日军到附近某地来搜查了,家里就像开了锅。有人主张关上大门,有人坚决反对。前者说,不关门,日本兵会说:“你怎么这样大胆呀!竟敢双门大开!”于是捅上一刀。后者则说,关门,日本兵会说:“你们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不然的话,皇军驾到,你们应该开门恭迎嘛!”于是捅上一刀。结果是,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又关上,如坐针毡,又如热锅上的蚂蚁。此情此景,非亲身经历者,是决不能理解的。
  我还有一段个人经历。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的大大的。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全昏过去,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个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
  1929年,日军撤走,国民党重进。我在求学的道路上,从此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此时,北园高中关了门,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济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我没有考试,就入了学。
  校内换了一批国民党的官员,“党”气颇浓,令人生厌。但是总的精神面貌却是焕然一新。最明显不过的是国文课。“大清国”没有了,经书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话。国文教员大多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新文学家。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烈士。他很少讲正课,每一堂都是宣传“现代文艺”,亦名“普罗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为兴奋,公然在宿舍门外摆上桌子,号召大家参加“现代文艺研究会”。还准备出刊物,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现代文艺的使命》,里面生吞活剥抄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所谓*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句。译文像天书,估计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满了革命义愤和口号的文章,却堂而皇之地写成了。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出,国民党通缉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后被国民党杀害。我的革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5)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鲁迅的小友,北京大学毕业,翻译了一本《争自由的波浪》,有鲁迅写的序。不知道怎样一来,我写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发现了我的写作“天才”,认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点飘飘然,是很自然的。到现在,在60年漫长的过程中,不管我搞什么样的研究工作。写散文的笔从来没有放下过。写得好坏,姑且不论。对我自己来说,文章能抒发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悦,缓解我的愤怒,激励我的志向。这样的好处已经算不少了。我永远怀念我这位尊敬的老师!
  在这一年里,我的心镜照出来的仿佛是我的新生。
  1930年夏天,我们高中一级的学生毕了业。几十个举子联合“进京赶考”。当时北平的大学五花八门,国立、私立、教会立,纷然杂陈。水平极端参差不齐,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大与清华,两个“国立”大学。因此,全国所有的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这两所大学就仿佛变成了龙门,门槛高得可怕。往往几十人中录取一个。被录取的金榜题名,鲤鱼变成了龙。我来投考的那一年,有一个山东老乡,已经报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孙山。这一年又同我们报考,也就是第六次,结果仍然榜上无名。他神经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带漫游了7天,才清醒过来。他从此断了大学梦,回到了山东老家,后不知所终。
  我当然也报了北大与清华。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的是,我只报这两个学校,仿佛极有信心——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样多,几乎是本能地这样干了——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报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成千,从小学一直考到获得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为外国语文系)。
  在旧中国,清华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也多用外语(实际上就是英语)授课。这一点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实,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没有哪一门课我感到满意。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在本系中国教授中,叶公超先生教我们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要学习竹林七贤,给我没有留下好印象。吴宓先生的两门课“中西诗之比较”和“英国浪漫诗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6)
此时政局是非常紧张的。蒋介石在拼命“安内”,日军已薄古北口,在东北兴风作浪,更不在话下。“九一八”后,我也曾参加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我们满腔热血,结果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铩羽而归。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这几年,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就煞费苦心。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每学期收学费40元;但这只是一种形式,毕业时学校把收的学费如数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不收宿费,膳费每月6块大洋,顿顿有肉。即使是这样,我也开支不起。我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恐怕只有我一个,视若“县宝”,每年津贴我50元。另外,我还能写点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就能够大大减轻。我就这样在颇为拮据的情况中度过了4年,毕了业,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过一张相,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流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业”。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离开学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济南省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月薪大洋160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大概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我就被认为是文学家,而文学家都一定能教国文,这就是当时的逻辑。这一举真让我受宠若惊,但是我心里却打开了鼓:我是学西洋文学的,高中国文教员我当得了吗?何况我的前任是被学生“架”(当时学生术语,意思是“赶”)走的,足见学生不易对付。我去无疑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无异于跳火坑。我左考虑,右考虑,终于举棋不定,不敢答复。然而,时间是不饶人的。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最后我咬了咬牙,横下了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
  于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国文教员。校长待我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颇融洽。但是同行的国文教员对我却有挤对之意。全校3个年级,12个班,4个国文教员,每人教3个班。这就来了问题:其他三位教员都比我年纪大得多,其中一个还是我的老师一辈,都是科班出身,教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他们却每人教一个年级的3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我教三个年级剩下的那个班,备课有三个头,其困难与心里的别扭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这一年里,收入虽然很好(160元的购买力约与今天的3200元相当),心情却是郁闷。眼前的留学杳无踪影,手中的饭碗飘忽欲飞。此种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7)
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话)对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我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仿佛金饭碗已经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镀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了。
  然而,人是不能脱离现实的。我当时的现实是:亲老、家贫、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个歧路口上。何去何从?难以决定。这个歧路口,对我来说,意义真正是无比的大。不向前走,则命定一辈子当中学教员,饭碗还不一定经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则会是另一番境界。“马前桃花马后雪,教人怎敢再回头”?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经过了细致的家庭协商,决定向前迈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过来了。
  我于是在1935年夏天离家,到北平和天津办理好出国手续,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万里投荒第二人。
  在这一段从大学到教书一直到出国的时期中,我的心镜中照见的是:蒋介石猖狂*,日本军野蛮入侵,时局动荡不安,学生两极分化,这样一幅十分复杂矛盾的图像。
  马前的桃花,远看异常鲜艳,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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