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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自选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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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的文化体系,都与亚太地区有关。因此研究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北京大学的亚非研究所,在全国高校中,是设备比较齐全、研究队伍比较能成龙配套、课程开设比较完备的研究机构。过去在培养学生方面、在研究成果方面,都有比较大的成绩和贡献。一年多以前北京大学成立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承担起协调全校各有关系、所的工作,统筹安排,已做出了一些成绩。在校外,我们应当团结各有关院校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交换信息与资料,共同前进。我们既前瞻,又回顾,全国一盘棋。在这个基础上,再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们团结协作,必能取得更大成绩。
4《〈神州文化集成〉总序》
为了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这个口号化为行动,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一位企业家联合,推出了一套《神州文化集成》。这一篇论文就是我的总序。
论文虽长,但提出来的新论点却不多,多一半都是我以前讲过的。我说,观察中国文化应当有“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精神,不能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有如瞎子摸象,摸不到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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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我谈了世界上四个文化体系,归纳起来,又只有东、西两大文化体系。东、西之差,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主综合。而西主分析。综合主要是有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的概念。这在医学上表现最为鲜明。西方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从脚上去治。这种情况也表现在语言上、表现在绘画上。这一篇“总序”的内容大体上就是这样。
5《〈文学解读与美的再创造〉序》
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书籍,我都读过一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我在清华大学听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获益良多。后来由于治学方向转变,没有继续研读下去。今天再读介绍西方最新文艺理论的书,就如读天书一般。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派别中,德国的接受美学寿命较长。龙协涛这一部书介绍的就是接受美学。
6《〈一七八三年孟加拉的农民起义〉序》
印度是一个缺乏历史著作的国家,对于农民起义也不重视,到了现代才有研究者,这一部书就是一个例证。
7《“高于自然”和“咏物言志”——东西方思想家对某些名画评论的分歧》
这一篇文章虽不长,却很重要。我讲的是中、西的两幅画。西方的是荷兰大画家吕邦斯的一幅风景人物画:阳光从对面的方向照射过来,但是一丛树的影子却投向看画者的对立的那一边去。这是违反自然的;但是人们却发觉不出来。歌德说这是“高于自然”。中国的一幅画是唐王维的“雪中芭蕉”;雪与芭蕉不能并存,这也是违反自然的。陈允吉教授的解释是“咏物言志”。中、西的解释的角度是不同的。
8《在“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这是一篇即席讲话,虽然很长,但却没有什么新意见。我讲了四个问题: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础;三,文化是不是能够永存?四,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以及现代战争。
9《〈中国女书集成〉序》
我对中国女书毫无通解,但是为本书编者赵丽明博士苦干和冒险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写了这一篇序。虽然写了,也只能发空论。旧日中国女子在社会上层层的压迫下,几乎都是文盲,乡下大多数女子连个名字都没有。但是,她们也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她们也想把这些思想、感情表露出来;又苦于不识字,没有表露工具,于是就在一个极小的地区,发明和使用了所谓“女书”。这在中国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现象。
10《六字真言》
“六字真言”是流行于中国西藏等地区信仰喇嘛教的民族中的一个咒语。汉族亦有。音译是:“唵嘛呢叭吽”,意思是:“唵!摩尼宝在莲花中。”六字真言相当古老。其起源地大概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西藏,而是印度孟加拉地区。
11《〈朝鲜学论文集〉序》
朝鲜学指朝鲜和韩国的传统文化的研究。朝鲜学是东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文化是东方各国,不论国大国小,共同创造的。中国、印度、日本等等国家都有一份,朝鲜和韩国当然也有一份。古代高丽僧人对佛教在东亚的传布出过力量,对佛教传入日本,也起过重要作用。今天的韩国对中国的孔子和儒家都很敬重。
12《漫谈古书今译》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口号提出以后,古书今译之风顿盛。但是,我认为,并不是每一部古书都能今译的,今译应该有一个限度。纯粹讲义理的古籍,今译出来,对读者还可能有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既有思想内容,又有修辞、藻饰,甚至声调等等,如果译为白话文,则原文韵味尽失,这绝对是不可取的。后来,我这种想法更发展了,认为今译是破坏古书的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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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佛教的倒流》
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一篇重要的论文。它谈的问题,过去几乎是没有人系统地涉及过的。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后来在中国发展的基础上,又部分传回到印度,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倒流”。在世界宗教史上,“倒流”的现象是绝无仅有的。对于佛教的“倒流”,我在文中举了一些例子。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十讲到永嘉禅师著《证道歌》,由梵僧带回印度,“彼皆亲仰,目为《东土大乘经》”。
最著名的一个“倒流”的例子是隋代智者大师(智)。宋赞宁《高僧传》卷二十七《含光传》说,有一个印度僧人再三叮嘱含光,把智的著作译成梵文,传到印度。
赞宁是一个极有眼光、极有头脑的高僧。他给《含光传》写了一个“系”。这是一篇极有意义的文章。“系”首先肯定中国佛教有倒流的现象,他举的例子是梁武帝萧衍所撰《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经一百三卷,传入印度。“系”里提到了:“唐西域求《道经》,诏僧道译唐为梵。二教争‘菩提’为‘道’,纷孥不已,中辍。”实际上并没有“中辍”,这问题下面再谈。“系”接着讲,西域是佛法的根干,东夏是枝叶。但是,把枝叶植入土中,也能生根干,榕树(尼拘律陀树)就是如此。“东人敏利,验其言少而解多。西域(天竺)之人淳朴,证其言重而后悟。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无相空教出乎龙树,智者演之,令西域仰慕。中道教生乎弥勒,慈恩解之,西域罕及。”赞宁在这里提出了中国同印度的相异之处,值得我们深思。
下面我谈到菩提达摩和梁的关系,又谈翻译《道德经》的问题。《含光传?系》说是“中辍”。但是,经过我仔细核对《新唐书》、《旧唐书》、《佛祖统纪》、《集古今佛道论衡》、《续高僧传?玄奘传》等书关于此事的记载,我认为,尽管佛道两家在翻译《道德经》时发生了多么激烈的争论和对抗,书还是翻成了,只是“序胤”未翻。至于玄奘的梵文是否传至印度,则我们毫无证据来肯定或否定了。
下面我又根据《含光传?系》中关于印度念性、中国解性举的两个例子智和玄奘,仔细对比和分析了我搜集到的资料,进一步对中国这两位“倒流”的高僧做了更细致的叙述。
先谈智,所谓智者大师。“系”里讲,龙树在印度创立了大乘空宗,即所谓“无相空宗”。我在论文中简短地勾勒了一下印度佛教大乘发展的情况。在这里,我想顺便改正台湾版的《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东初出版社)四*页、十二行的一个严重的排版错误:“公元十二世纪”应改为“公元后二世纪”。其他发展情况,我现在都略而不重复。总之是智在中国发展了印度龙树的空宗理论。根据许多佛教典籍的记载,智用力最勤的是弘扬空宗宝典《妙法莲华经》。他写了几部阐释《法华经》的著作,比如《妙法莲华经玄义》、《妙法莲华经文句》等,发展了空宗的理论。有的书上说他“灵山亲承”,也就是他在当年灵山会上亲耳聆听了如来讲《法华经》。这当然只是神话,毫不足信。智在中国对大乘空宗的发展“倒流”了印度,是不足为怪的。
再谈玄奘。关于玄奘翻译《道德经》的经过,上面已经谈到过。这里专谈玄奘在印度留学时的一些活动。他在印度归纳起来可以说是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调和空有。他的印度老师戒贤是信奉有宗的,玄奘当然会传承此说,但他也并不完全摒弃空宗。在认识真理方面,他只不过是认为空宗比有宗低一个阶段。他用梵文写了一篇《会宗论》,共三千颂,就是企图融会空、有两宗的。第二件事情是他摧破了佛教小乘正量部的理论。第三件事情是制服了外道对佛教的恶毒攻击,写了一篇《制恶见论》,共千六百颂。此外他还写了一篇《三身论》。所有这些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玄奘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也是“倒流”现象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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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自序》
《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于一九九五年在台湾出版,这篇文章是此书的“自序”。内容首先讲我对考证情有独钟。我研究佛教语言同研究佛教史紧密结合起来。研究大乘佛教起源问题,也必须同语言分析结合。现在全世界上已出的佛教史数量不算少;但是,真正令人满意的却如凤毛麟角。在研究佛教史方面,中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汉译《大藏经》和藏译《大藏经》是研究佛教的瑰宝。
一九九二年
本年共写各类文章四十一篇,其中可以算是学术论文的有十五篇。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1《作诗与参禅》
我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古籍中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二,诗与禅的不同之处;三,诗与禅的共同之处;四,禅与中国山水诗;五,言意之辨:(一)言意之辨,(二)一个印度理论,(三)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
我在下面不按章节把论文大意综述一下。
作诗是全世界共有的活动,而参禅则只限于中国、韩国、日本等几个国家。禅宗,虽然名义上来自印度,实则是中国的创造。参禅活动一开始,立即影响了中国的诗歌创作。唐代许多著名诗人,如王维等,诗中洋溢着禅意,是众所周知的。唐宋文艺理论著作,如唐司空图的《诗品》、宋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等,都富于禅境禅意,也是大家所公认的。宋韩驹有一句诗:“学诗当如初学禅。”最明确地说明了诗禅关系。
诗与禅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禅宗最初是主张“不立文字”的,而诗则必立文字。这是最显著的不同之处。而共同之处则是太多太多了。首先是“悟”或“妙悟”。“悟”这个字为中国所固有。《说文》:“悟,觉也。”专就佛家而谈,“悟”到的东西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大觉大悟悟到的,以及后来初转*时所宣讲的不外就是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小乘的思想,到了大乘阶段——我在这里补充一句:佛教传入中国的基本上都是大乘——佛徒又进一步提出了“空”的思想。这种“空”的思想对中国禅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空”的概念,就不会有中国禅宗。这种思想对中国诗歌创作和理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上面提到的几部书,以及王维等诗人的创作,无不蒙受其影响。
接着我论述了禅与山水诗的关系。我认为,悟“无我”,或者悟“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个人心灵中的悟性,一个是幽静的环境。前者不言自明,后者却需要一点解释。禅有小乘禅与大乘禅之别。中国禅宗初祖达摩属于大乘禅,修行的禅法,名曰壁观。达摩大概认为,修这样的禅必须远离尘世,因此他遁隐嵩山少林寺。达摩以后的禅宗诸祖都与山林有关。在禅宗正式建立之前,山水诗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谢灵运,虔信大乘空宗的顿悟说。他把山水诗同佛教思想融合了起来。到了唐代,王维等人的山水诗,蕴涵着深沉的禅趣。宋代和宋代以后,山水诗仍然存在而且发展。
在最后一段,我谈了“言意之辨”。这是中外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满意的解答。我从陶东风的《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中引用了拉康的理论,又引用了一个印度理论,企图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满意的解释。最后我提出了中国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问题,即它的模糊性,来解释“言不尽意”的现象。我提到最近几十年在美国出现的模糊理论;我认为,这个理论应用到汉语研究上,应用到作诗与参禅的问题上,是颇能够解决一些困难或者困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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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
中国古代史籍中关于西域的记载量多而质高,大大地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汉文古典文献非常难读,外国学者常出现讹误。今天中国的青年学者,尽管有不少的优点,但古典汉文的造诣往往有所不足。对西域的研究,中国清代已有学者注意到了;但不通古代西域语言,很难谈到什么创获。最近十几年来,情况有了改变,一批通西域古代语言的年轻学者已成长起来,这是我们希望之所在。
3《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
我首先讲东方文化,仍然是我那一套:世界上有四大文化体系,四者又可分为东、西两个更大的文化体系。其差异的基础是东西方思维模式之不同,东综合而西分析。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一个文化也不能“万岁”。然后我又讲东方文学,特别是汉语文学。中国诗可以不讲人称,不用时态,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构成一幅图画,有绝对的自由,因而获得更大的美的享受。这有点模糊,但其妙处就在于模糊。这与东方的典型的综合思维模式有关。西方人想学习,是办不到的。西方最近几十年新兴的模糊学和混沌学等,我认为是西方思想向东方思想靠拢的迹象。至于今后如何发展,非我所能讨论的。
4《饧饧糖》
这是拙著《糖史》第一编,国内编的第一章。下面介绍《糖史》时合并介绍。
5《〈犹太百科全书〉序》
犹太民族是一个有天才的民族,历代出过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革命家等等。但它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几千年来漂泊全球。中国开封也曾有过犹太移民。中国人民对犹太人抱有同情,但是,由于在这方面出书太少,中国人对犹太人了解得很不够。现在这一部《犹太百科全书》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了。
6《对于〈评申小龙部分著作中的若干问题〉的一点意见》
学术讨论甚至争论,都应当摆事实,讲道理,而不应扣帽子。只因申小龙讲了句:“当代语言学的钟摆正摆向东方。”就引起了伍铁平、范俊军两位先生拍案而起,并且罗织到“到了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这个说法。试问这几句话何罪之有?竟蒙伍、范两位先生赐以“大国或者叫大东方沙文主义思想”的大帽子。我称这种行为为“拜倒在西方语言学脚下的、崇洋媚外的民族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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