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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自选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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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汉兼通的高僧如唐朝的玄奘等，都已不甚了了。动辄以“讹也”来解释。其实哪里来的什么“讹”，不过来源不同而已。
18《〈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序》
这只是一篇序，并非专门的论文。在这里，我仍然重弹老调：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文化交流，人类就没有进步，就没有今天世界上这样繁荣兴旺的景象。文化交流表现的形式很多，外来词在其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外来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代表精神方面的，抽象的东西；一类代表物质方面的，具体的东西。佛、菩萨、耶稣教等属于前者；沙发、咖啡等属于后者。一部分外来词保留原来的音，上面这些例子都是。一部分则先音译，后改意译，比如电话，原译名为“德律风”。什么字保留原音？什么字改变？决定者是人民群众，所谓“约定俗成”。至于其中的标准或规律，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
19《说“嚏喷”》
打嚏喷（或喷嚏）是每个人都经常有的动作，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古人和今人都似乎认为是不吉祥的。我年轻的时候，稍有点古风的人，见到小孩打喷嚏，便立刻说：“长命百岁！”以祓除这个不祥。古代有专门讲打喷嚏的书。最初我没有想到，这竟是流行全世界的一种迷信。德国人听到小孩打喷嚏，立即说：“健康！”英国人亦有此习。后读清魏源《海国图志》，见*，国王一打喷嚏，举朝举国皆同声应诺。又读佛经，见如来佛一打喷嚏，群僧皆言：“长寿！”佛徒对喷嚏还有一些别的解释。打喷嚏这一件小事，竟然在古今中外都引起了重视。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各个地方单独发明的，而是流传的。对研究民俗学者来说，这是很有意义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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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是密切相联的，因为爱国主义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常说，中国知识分子（当然其他人也一样）是世界上最爱国的最好的知识分子。我这话是有充分根据的。存在决定意识，中国的历史存在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必定爱国。中国古代以汉民族为主的政权和国家自先秦起始终受到外部势力的威胁，如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宋代的辽金，近代则有西方帝国主义。有人说，匈奴等等的后裔现在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是事实。但在当时却是威胁汉民族政权和国家的势力。我们不能把古代史近代化。如果这些人的说法能成立的话，则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一个爱国者了。岳飞、文天祥等也只能算是内战的牺牲者，这岂不是荒唐透顶吗？
21《再谈“浮屠”与“佛”》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论文，是上面介绍过的几十年前写的《浮屠与佛》那篇论文的续篇。
产生于尼泊尔和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上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我的第一篇论文是企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尝试。从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我当年的构思和解决方式都是正确的。只有汉文“佛”字是浊音而吐火罗文pⅲ黷与pud是清音二者难以相容，当时认为是个大难题，及今视之，不过是庸人自扰而已。
我有一个习惯，也许可以说是一个好习惯吧，我一旦抓住一个学术问题就终生不忘。佛经梵语中…am ？〉u，o的现象，不定过去词的问题等等，都是例证。“浮屠”与“佛”也算是一个。我在上面说到pⅲ黷，pud是清音而“佛”字是浊音，我认为是个难题。虽经周祖谟先生勉强解决，但我总是耿耿于怀。四十多年后，我终于找到了正确的而不是勉强的解决办法，所以就写了这一篇论文，而且单刀直入，就从解决那个难题开始。
下面对这一篇论文的内容加以简要叙述。
一、“佛”字对音的来源在一九四七年的那一篇论文中，我被清音与浊音纠缠住，脱不了身。实际上，当时我眼前就有一个回鹘文的but，是浊音，我却似乎视而不见。可见我当时掌握的材料确实有限。我顺便说一句，当时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世界学术界掌握的也不多。四十多年以后，我写《再谈“浮屠”与“佛”》时，材料已经大大地增多。我现在抄一个表在下面：
大夏文buddha变为bodo，boddo
拜火教经典的中古buddha变为bwt
波斯文（巴列维文）
摩尼教安息文buddha变为bwt，but
摩尼教粟特文buddha变为bwty，pwtyy
佛教粟特文buddha变为pwt
达利文buddha变为bot
这个表一目了然。这些文字大致可以分为两系：一系是大夏文，梵文buddha在这里仍保留两个音节，这就是汉文“浮屠”二字的来源。一系基本上只有一个音节，这就是汉文“佛”字的来源。这一系的字几乎都是浊音，只有佛教粟特文pwt是清音。但是，根据HWBailey的解释，这也不成问题。
四十多年的一个问题，四十多年后终于圆满地解决了。
二、从“浮屠”与“佛”的关系推测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在这一节中，我主要分析了《四十二章经》。
（一）《四十二章经》与大月支。《四十二章经》的真伪是有争论的。梁启超疑其为伪，汤用彤信其为真。汤先生还认为，此经有两个译本；又认为，佛教入华当在永平之前，而永平求法的传说是可信的。汉明帝派使者到大月支求浮屠经时，大月支民经迁徙到了大夏。此时大月支早已皈依了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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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十二章经》原本语言。《四十二章经》原本是什么语言写成的呢？我在一九四七年的那篇文章中只说是中亚一种俗语，因为当时资料不够，谁也说不明白。到了今天新的资料发现多了，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进一步说点比较肯定的话了。详细考证，请参阅原文。我在这里只把我的结论写出来，我的结论是：汉使者在大夏翻译的《四十二章经》原文是大夏文。
（三）支谦等译经的语言问题。《四十二章经》的语言既已推定，连带提出来的是后汉、三国时期最早的译经大师所译佛典的原来的语言问题。支谦、安世高等所译佛典原来的语言是什么呢？
我从梁《高僧传》中找到了一些资料，经我加以分析考证，我认为，支谦等译经所据原本，语言不是梵文，而是中亚新疆一带的吐火罗文或伊朗语系的语言。
（四）几点想法。下列几点想法，实际上就是我这一篇论文的暂时的结论。
1一九四七年文章中提出的佛教直接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论点不能成立了。但是我设想的佛教传入两阶段说仍然能够维持。我用公式来表示：
（1）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2）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佛
这两个阶段都不是直接的。
2我这篇论文解决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两个大问题：时间和途径。不敢说这就是定论，我只相信，虽不中，不远矣。
22《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笔谈》
这是极短的一篇文章，主要讲一九八八年我曾说过两句话：“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世界。”当时受到在座者的赞赏，后来又得到了事实的证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各国学者间应广通声气，同声相求。
23《吐火罗文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
我先列举了德国出版的三本关于《弥勒会见记》的著作。此书的吐火罗文A本和回鹘文本在新疆多次发现。一九七四年冬季在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又发现吐火罗文A本四十四张，八十八页。这些残卷经我解读，已译为英文（一九九八年在德出版）。我就本书的性质解答了下列几个问题。
一、是创作呢？还是翻译？不是创作，也不全是翻译，而是编译。
二、内容是什么？是一部佛典，基本上是小乘的；但已有大乘思想的萌芽。
三、体裁是什么？这是本文探索的重点。
本书在形式上同印度古代的故事集，比如《五卷书》之类，没有差别。但是吐火罗文A本自称为“戏剧”，文中间或有戏剧术语。回鹘文本没有这一些，却在每章前标出场地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本书是一个剧本，但是，这种剧本同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和中国的剧本是不同的。WWinter认为，吐火罗文剧本包括叙述和表演两部分。一个讲故事者和一个表演者互相配合。Avon Gabain说，回鹘文本是为了朗诵用的。Victor HMair讲到了看图朗诵的办法。HLüders认为，s＇aubhika的意思是“解释者”，是玩皮影戏的人，是朗诵者。朗诵和表演结合了起来，就形成了印度的戏剧。中国西藏有一个民间剧种，根据图画来说唱佛教故事，有点像内地的“玩洋片的”。Winter等人都讲到，吐火罗文剧本与西藏剧有类似之处。最后，我还指出了一点：新疆这地方偏爱戏剧。
一九九零年
本年共写各类文章三十七篇，出版论文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可以算作学术论文的共有二十六篇。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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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 ？〉u的现象》
在这篇论文的前半部分，我列举了几位反对我的结论的外国学者：比利时的tienne Lamotte，德国的Heinz Bechert和美国的Franklin Edgerton。对于最后一位，我在一九五八年所写的《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和一九八四年所写的《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中已经进行了反驳。现在，既然又谈到这个问题，难免旧事重提，把Edgerton所著的Grammar中的有关章节重新翻腾出来，一一加以论断。
一九八八年我在给蒋忠新用拉丁字母转写的梵文本《妙法莲华经》所写的序中，也列举了此经中出现的…am ？〉o，u的例子，证明了Bechert所说的《法华经》中无此音变现象的错误。后来，我又在Ronald EEmmerick所著的《于阗文与图木舒克文》一文中发现了不少…am ？〉u的现象，我们才知道，…am ？〉o，u的现象决不仅仅限于印度古代西北方言；在于阗文和图木舒克文中，这个现象同样存在，而且覆盖率极大，从名词、代名词，一直到数词、动词等都有。在印度雅利安语和伊朗语二者的古代语言中，都没有这样的音变现象，可见这现象是晚出的，而且出现的时间基本相同。从地域上来看，这个音变现象都发生在从印度西北部直至中国新疆的广大地区。总之，我的结论同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完全一样：…am ？，…am ？〉o，u是音变，既不存在变格问题，也不存在变性问题。至于一些学者坚持抓住不放的mc（由于韵律的关系）的理论，拿来应用到于阗文和图木舒克文上，简直是荒唐可笑了。
2《广通声气博采众长》——《走向世界文学的桥梁》序
这是给山东学者刘波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的桥梁》一书所写的序。内容主要谈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喜与忧。喜，因为参加的人多起来了。忧，因为发表的文章肤浅者多，而深刻有见地者少。救之之方是广通声气，努力学习。
3《〈抗倭演义（壬辰录）研究〉序》
中、日、朝、韩立国于东亚大陆垂数千年，其间关系有友好的一面，也有磕磕碰碰的一面，《壬辰录》讲的就是后者。日本侵朝不止这一次。我认为，到了今天，我们四国人民在正视历史的同时，更应该向前看，看到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都应该继承我们历史上文化交流的好传统，在目前形势下继续交流文化，互通有无，睦邻友好，和平共处。
4《读日本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有感》
我从日本弘法大师的《文镜秘府论》中悟到了现在的《中国文学史》论诗歌的偏颇。诗歌必讲韵律，韵律就与音乐接近。近代西方的一些诗人主张诗歌音乐化。中国“齐梁文学”的“永明体”也有类似的主张。他们想使诗歌“八音协畅”，听起来铿锵有致，能增强诗歌的感人性。当然，他们并不是主张把诗歌写成乐谱。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5《〈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序》
这一部辞典选的不是一般的诗，而是名诗。汉译文又大部分选的是名译。真可谓珠联璧合。我认为，这样做，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可供欣赏，能够给不通外文的读者以美的享受。另一个是可供借鉴，意思就是为中国的新诗作者提供参考，使他们在创作中能够吸纳新鲜的营养。近年来在中国外国文学的译本并不走俏，独诗歌翻译为例外。其中原因，我曾百思不解，最终豁然开朗。我想到中国古人所说的“诗无达诂”，是非常有道理的。诗，不但指中国诗，也指外国诗。“无达诂”，意思就是理解因人而异。这不有点迷离模糊吗？然而妙就妙在这个“迷离模糊”上，它能增加美感。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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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开好中国比较文学会第三届年会的两点意见》
我的两点意见是：一，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我认为，近几年来，我国比较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认真钻研、艰苦努力还不够，好文章不多。不要把比较文学看得太容易，把它看得难一点，更有好处。二，加强团结。比较文学的摊子铺大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团结，不要讲位置分配学、座次学等等。领导班子要年轻化，年老的该退就退。
7《谈中外文化交流》
这是一篇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大意是：在文化交流方面，东、西各有自己的“拿来主义”，我们拿来西方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同时又继承发扬我们自己的优良的文化传统。不但西方物质的东西我们要学，精神方面的好东西我们也要学。过去，我们从印度拿来了佛教，经过我们的改造，创造了禅宗，至今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我反对“全盘西化”论，因为，事实上办不到，理论上讲不通。崇洋与排外，都是不对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可能都与中国儒家思想有关。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思想可能有所作为。
8《比较文学之我见》
这篇短文谈的是我对所谓“比较文学危机”的看法。比较文学确有“危机”，外国的我不讲，只讲中国的。原因我认为是有人把比较文学看得太容易。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我在这里引了六七十年前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真是一针见血之言。
9《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四十七言”问题》
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校注》问世以后，颇得国内外专家们的好评。但是注中仍有错误，原文“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关于“四十七言”的注就是一个例子。注者把梵文现有的四十七个字母——元音十四个，辅音三十三个——写在注中，数目相符，焉得有讹？外国注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不自觉。但是，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经我后来的探讨，“四十七言”应该是：
元音12个：
a ⅲ ī u ū e ai o au am ？ ah ？
辅音35个：
喉音 k kh g gh n
颚音 c ch j jh
舌（顶）音 t ？ t ？ha d ？ d ？h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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