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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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班长师傅请我和小胡师兄一起到他家做客。他的家在城墙根下，房子低矮狭小，比我的小学同学郭来顺的家大不了多少。在交谈中，我也向他们讲了我父母的冤情。
　　一年以后，掏粪队的师傅们给我们学校的团支部写了信，说我劳动积极、改造思想很刻苦，够团员标准。很快，团支部大会就通过吸收我入团。可是，学校团委书记把我叫去，声色俱厉地说：“你不老实！你还没有把你母亲的右派反党言行交代出来。”团委书记长得干巴瘦，一脸横肉，他神情严厉，眼圆圆地瞪着，剃着平头，十分刚愎，十分狰狞。
　　回家以后，我带着委屈和埋怨，哭着跟我妈说了团委书记严厉地要求我和右派家庭划清界限的事，我妈那时已经患有神经官能症了，她听后气得都昏了过去。
　　第二天，我爸带我去侨委党委办公室找了吴济生叔叔。吴叔叔立即就以侨委党委的名义给学校写了封信。只过了两三天，我一进校门，见到一大红榜上公布的新团员名单里有我的名字。
　　我已经18岁了，高三快毕业了。我入团了的消息并没有使我高兴，它使我预感到了今后政治生活的残酷。那几天里，我所感到的恐怖是此后40多年里遇到的任何艰难险境都不曾再有过的揪心的恐怖。可能也因为有此经历，使我在此后的风云变幻中，总能有所先知先觉，也再没有了怕的感觉，最多是有点紧张而已。
　　我对我妈和我爸永远怀着歉疚……
　　不高考想当兵
　　1966年初，我们的高中毕业考试结束了。我考得很好，但我决定不参加升大学的高考了，我要去当兵，为此我把名字也改了，叫彭振戈。当时，我们高三·三班的班主任已经换成了教政治的老师，他找我谈话说，为了提高学校的升学率，希望我参加高考，但我没答应。
　　当时我们班只有我跟王开平两个同学不参加高考，他比我大一岁，我属猪，他属狗。王开平是要求下乡，我是要求报名参军，参不了军也下乡。二班有个叫曲折的同学也不参加高考。
　　那时候，正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吴超明和邱苏达大哥哥当了兵以后，常给我讲部队的故事，而且到学校来给我们搞军训的战士们那种淳朴的军人气概让我很羡慕，再加上我对学校政工干部和政治课老师那种动不动给人上纲上线，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那种嘴脸已经讨厌透了，总之，我就是想去当兵，上了战场你看谁怕死。我想王开平可能也有这种想法。他父亲是军火工程师，抗战时给“国军”设计枪炮，解放后给解放军设计反坦克炮。
　　侨委大院里有一个从小和我一起打乒乓球的郑昭明，外号叫“小红脸”，他比我大一届。他是五中毕业的，成绩很好，长得很英俊，眼睛炯炯有神。他是华侨领袖的子弟，但他家跟国民党可能有点瓜葛。1965年高考后，他满以为自己肯定是可以考上北大、清华的，在我们面前显出得意洋洋的样子，可是到发榜时，他却什么学校也没考上，灰溜溜的样子很让人同情。有他的前车之鉴，我就不考大学了。我想，我假如因家庭出身问题连兵也当不了，就和王开平一起去当农民，我自信能吃苦耐劳，而且王开平这个人套用现在的话说：是那种可以不设防的人。
　　离高考还有两三个月，别人都在教室里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我们三人却每天在学校里搬砖运沙。
　　没想到高考还没开始，“###”却开始了……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1）
“运动还没有完呢！”
　　在“###”中，我们班的原团支书侯红军告诉我，班主任、政治课老师曾在班干部会上说：“彭安鸽的思想很反动……”我回想那可能是因为：1966年初春的一天，我爸拿回家一个中央内部文件给我看，文件内容是有个叫骆小海的中学生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获得五分的秘诀》，文中批评老师的教育方法死板，对教育制度发了一通牢骚，毛主席为此作了批示。受骆小海的作文的启发，我在作文里也发了一通牢骚，还说了团委书记如何如何霸道……
　　骆小海就是“###”开始后，在清华大学附中成立的全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发起者和命名者之一。他还写了当时很有名的《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文。
　　1966年5月16日之后，有一天，团中央的一位副主席（我记得他姓王）带队来到我们学校，征求同学们对学校的意见。座谈会正好选在我们班的教室里。那次我发了言，其他班级的同学也都有人发言提意见。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四个教师批判校领导的大字报，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开始了，校内开始批判“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了。后来中央向各个学校派工作组，我们25中和华侨补习学校好像是最早派驻工作组的。我记得工作组的成员都是军队干部。来我们班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团长，长得五大三粗，是个曾经历战火洗礼的人，他待人很和气。华侨补习学校是跟着侨委参加“文化革命”的，工作组是支持廖承志的，所以学生们对我爸很好。校工作组有一个任务是在学校里揪出“反动”学生。我还曾经到批判“反动”学生李冬民和曲折的会场去看过热闹。
　　7月底，各学校的工作组撤离了，我和几个同学还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在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之间跑来跑去的北大学生中有不少是打赤脚的。
　　有一天，我们班的几个干部子弟出身的同学叫我一起去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很多，有许多学生穿着旧军装。突然，来了一个头缠纱布的人，向人们诉说他们在体育学院被人用皮带抽打致伤的事。于是，很多人便骑着车呼叫着奔体育学院去支援。不一会儿，只见广场中间有一个留着分头，穿着运动装的人被穿着旧军装的学生用军用皮带追着打，那被打的人一边躲，一边还不停向打他的人解释着什么。后来打他的人越来越多，他就跑向革命历史博物馆，乞求站岗的卫兵让他进去躲，但卫兵不让他进去，他便被打得头破血流。
　　街上到处都在喊口号，学校里更不平静，开批斗会的时候，有学生用军用皮带抽打教导主任，有个教生物的女教师被剃了光头。老师们被批之后，每天就在学校扫地、扫厕所。他们上工排队的时候，有红卫兵指挥着他们唱《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团委书记也被剃了光头，有一次在教室前的路上我们不期然打了照面，我跟他打招呼说：“X老师，侨委的革命派正支持我爸和我妈###呢。”只见他恶狠狠地看着我说：“运动还没有完呢！”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后来经历无数人事，我常想，人在有权势时是很膨胀很可怕的，但他在没权势时也是那么可怕。就像雨果写的《悲惨世界》里那个总是追着冉·阿让的那个警察，他是思想的警察。这种种人世的丑恶，可能是促使我后来去西双版纳，并最后选择了走南闯北的记者生涯的缘由吧。那时候，我帮我妈抄写了好多“翻案”的大字报，我们还熬了一桶糨糊，把大字报贴在侨委大院里和王大人胡同最显眼的位置。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2）
有一天，我们班几个不是红卫兵的同学闲来无事，听说下午文化部大院要批斗夏衍、陈荒煤等“走资派”，于是在吃过午饭以后就一起往朝内大街走去看热闹。我们学校离那儿不远。快到文化部门口正要过马路的时候，平时挺稳重的同学邵大军突然笑着指着前方大叫：“快看！快看！”我们一起抬眼望去，只见一个脸色红润、体形丰满、梳两条大辫子的女中学生，穿着一身洗旧的黄军装、解放鞋、黄军帽，手中提着一条做工精致的皮马鞭，马鞭挺长，拖到身后的地上。就好像是舞剧《白毛女》里的扎着红头绳的喜儿翻身后当上了解放军的骑兵，真是飒爽英姿。她离我们也就有二十来米远，听见我们的笑声，她回眸望了我们一眼，脸颊羞红地笑着扭头过马路。我们也跟着她的身影走进文化部的大门。在大院里的篮球场上，聚了很多人，只见一群红卫兵和造反派把押成“喷气式”、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黑牌的“走资派”们推到人群中间。口号声，批判声，还有打人声，在毒日头下和着汗味儿飘荡。那女中学生提着马鞭站在“走资派”们的旁边，脸涨得通红，怒视着“走资派”，但仍掩不住面带的羞涩和不知所措的神情。她始终没有举起她的皮鞭，所以也谈不上“放下你的鞭子”。我们看了一会儿，就挤出了人群。那是我唯一的一次亲眼见到大文豪，夏衍是很干瘦的老头儿，陈荒煤较白而胖，他们弯着腰低着头，汗流浃背的样子，怪可怜的……
　　“8·18”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们虽然不是红卫兵，但也可以参加###。有同学把学校的平板三轮车和锣鼓镲弄来了。我们就学蹬三轮和打锣鼓，我的节奏感很好，一上手就噼噼啪啪地敲得很欢，而且我很快就学会骑三轮车了。###的时候我和同学轮流骑着三轮车，敲锣打鼓经过天安门广场，喊着：“毛主席万岁！”接受毛主席检阅。热闹极了，也好玩极了，一点也不累。那一天，我们侨委大院的张锐还登上了天安门受到毛主席接见。后来他妹妹张小禾在“8·31”还在天安门上发了言并和毛主席握了手，在那之前，她和吴君慈曾带领女二中的红卫兵砸了扬威路的路牌，改成了“反修路”。
　　往事如烟，如今反思，我们当年那么狂热，是因为此前中国的各级当权派的权利太大了，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奉命从群众中按定额（一般是百分之五到十）揪出“反革命”、“右派”、“四不清分子”送去劳动改造甚至投进监狱。我爸和我妈被打成“右倾”和“右派”，他们的罪状之一就是“反对领导就是反党”。我爸说，那领导的手下还恶狠狠地指着他的鼻子说：“要是在战争期间，早把你枪毙了！”而“###”一开始，当权派都纷纷被打倒了，就好像是真有报应似的。大家像过狂欢节似的。但是，没想到这“大###”带来的是大###和大劫难。国家也一步步地走向“崩溃的边缘”。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3）
因为我妈曾是右派，所以我申请加入红卫兵没被批准。后来社会上掀起“破四旧”运动的时候，我见到红卫兵在学校里把一些街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弄到学校里来打，我看了很不舒服。有一次我路过21中的时候，见殡仪馆的大卡车停在路口，有许多小孩蹬上车轮扒着车帮探头往车里看。我也扒上去看了一眼，车里摆满了从各中学收来的许多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不一会儿几个殡仪馆的彪形大汉用担架抬着几具尸体从21中快步走出来，一路吆喝着驱赶看热闹的人们。他们来到车前，把后门打开，把尸体甩上车，再把后门关上，然后攀上卡车，坐在尸体堆的两侧，面无表情地扬长而去。
　　后来我们班里也开始开会批判一些同学，那时有个口号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的好朋友王开平也被骂“狗崽子”，我很气愤，就跟骂他的红卫兵同学吵了起来。因为吵了架，有很多同学怕我吃亏，就帮我在学校开了证明，当晚我们就离开北京去“大串联”了。同学姚震的爸爸是北京火车站的主要领导干部，他带着我、侯红军、刘安阳，不买票就上了火车。
　　那时我19岁，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北京出远门。
　　我###地把头探出车窗外，迎着风看那疾驰着的田野、乡村……突然，一块黏糊糊的小东西“啪”地一下糊在我的脸上。我用手一抹，见是黄黄的、臭臭的——是前边窗口的小孩儿拉的屎，他妈随手扔出窗外，风把那其中一小块儿吹到了我的脸上。我在同学们的笑声中去洗手间洗脸。
　　车到天津站，站台上有许多叫卖天津“狗不理”包子的手推车，热气腾腾，香气扑鼻。我要了两盒，售货员从车窗把包子递了上来。包子是用木片盒装着的（就是做火柴盒用的那种木片），一盒四个包子。我用刚洗过小孩儿屎的手抓起包子分给同学吃。那包子真是隔皮儿见馅儿，咬一口下去，汤汁顺嘴流。等火车开了，我们把包子也吃完了，我才后悔没有多买几盒。要知道那时候才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这包子又不要粮票、油票、肉票。如今时隔40年，无论是1991年我去天津采访时，在“狗不理”包子铺买的包子，还是在广州超市买的速冻“狗不理”包子，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包子了。
　　第一次乘火车旅行虽然以“大串联”为名，但我们也只是把同学带来的传单在火车上撒了撒，主要还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去了上海、南昌和武汉，每个城市只逛了两三天，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在南京，火车在晨曦中开上渡轮过长江；上海的早晨街边摆了许多马桶；武汉大学的风景很美丽；信阳车站卖的烧鸡真好吃……那时候，“大串联”才刚开始，火车上并不拥挤。
　　在武汉，站在长江大桥上，可以望见数十头大鱼的脊背在滔滔的江面上沉浮，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是“江猪”。几十年后，我再去长江的时候，就再也见不到“江猪”的影子了，不知那江猪是否就是现在已经灭绝了的长江白鳍豚。我和刘安阳还跳进长江，学毛主席的样子“畅游长江”。长江的水流很急，我们只能顺流从长江大桥的两座桥墩之间游过，然后赶快奋力游回岸边。稍不小心，我们就会被江水冲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4）
第一次串联我们去了10多天，直到把每人带的二三十元都花光了，才回北京。
　　我背上相机，吹着笛子去“大串联”
　　学校每年9月份都会组织去农村秋收，虽然这一年社会动荡，但还是有老师组织我们坐火车去北京南口的山上帮农民秋收。
　　南口在京郊北部八达岭长城的脚下，是有名的古战场。这里的山也特别漂亮，沿着盘山的石板路走上去，在山洼里出现了一个小山村，这山村之上还有一个山村，一上一下相隔两里地，村民都是一个姓的。我们住在老百姓家，先帮他们收小米、割谷子，再到山下的大田里帮忙。
　　大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村里的壮劳力就赶着牛去犁田。农民们用来赶牛的牛皮鞭子，跟手腕一样粗，足有三四米长，从头到尾一路细下去，到了最末梢就是几根牛皮绳，很细。这种鞭子现在只能在马戏团的舞台上才能见到了。老乡赶着两三头牛犁田，一边吆喝一边抽鞭子，鞭子有力地甩出去，“啪”的一声，响亮极了。可我们拿起鞭子来却怎么也抽不起来，有时还会抽到自己。那时我看着他们，觉得北京山里的农民真是太帅了。
　　收完谷子，要用三匹马拉的大车运回村。赶车的是个虎背熊腰、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他用白羊肚毛巾包着头，光着膀子站在车辕子上，背靠着粮食垛，上陡坡的时候，他在头顶上抡着车鞭子，甩出一串“噼啪”的脆响，嘴里还大声吆喝着，给那三匹正埋头奋蹄的大马鼓劲儿……那场面真是激动人心，我都看呆了。记得生产队长是个女的，据说跟赶车的小伙子正在谈恋爱，女队长长得很壮实，嗓子也好。吃完晚饭，她招呼大家开会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