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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不是吹牛皮-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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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6）
我们队是武装连队。每人都配了枪，这些枪都是朝鲜战场上淘汰下来的：有毫米带枪刺的苏制步枪，有转盘式冲锋枪，还有转盘式机关枪。我的枪是苏联制的卡宾枪，好像没有发子弹。枪刚拿到手时我拆呀玩呀，玩得很熟了，但没几天就玩腻了。房子虽然是砖瓦房，但很潮湿，过不久枪都生锈了。
我们四个同学来前哨六队是曾塞外牵头的，他是北京化工学院附中毕业的，生性幽默，鬼点子多，个子不高，两只大眼睛滴溜圆还有点鼓，大嘴巴总爱笑，一看就像坏人，但他其实心地善良，很善解人意。曾塞外的父亲是江西老红军出身的将军，他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期间，他爸怕他学坏，还曾把他送去内蒙的部队当了几个月兵，所以他很快就和队里的老退伍兵们混熟了，经常在一起开一些很痞，甚至很荤的玩笑。王惠民虽然身体不太好，但是他“###”中潜心学医，会扎针灸，又看了很多“赤脚医生”的书，所以他当了队里的卫生员。有一次，我在山上管理林地时，和大家一起弄到一个大马蜂窝，里边有很多蜂蜜。我们就把它分着吃了。可是回到宿舍后，我的肚子就绞疼得厉害，王惠民就在我肚子上扎了一针，肚子立刻就不疼了。
那时候，每天晚上集体开会都要读毛主席语录，或者是背“老三篇”。我们曾私下对这些形式主义的学习发牢骚。有一位老退伍兵说，他原来是文盲，没上过学，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才扫了盲的。
一次总场开批斗会，各生产队都把本队的“炮派”、“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戴了高帽，挂了牌子，给他们每人一个破盆敲着，由领导带领我们大家喊着口号排着队去大勐龙的场部。那是一个星期天，是赶街的日子，所以一路上有许多傣族妇女穿着五颜六色的筒裙，发髻上插着香气馥郁的黄色玉兰花，挑着担子去大勐龙街子。她们见到我们的###队伍笑着走开了。来到勐龙桥上，有一个正在河里洗澡的傣族男青年，见到我们的队伍，他赤身###、两腿一夹、站着看呆了。我当时还偷笑：如果能带相机来拍下他那刺满佛教文身的###就棒了。现在回想起来，最值得拍的是我们，是我们那认认真真却有如闹剧般的政治运动。我想这张照片应该这样拍：前景是站在河中的傣族男青年那刺满佛教文身的###背影；中景是勐龙桥上我们那荒唐的###队伍；在桥那边，河里蹲着一排正在方便的傣族姑娘，像一群浮水的小鸭子，她们也面向着勐龙桥望着我们；背景是美丽的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
噢，可能是我记错了，那天是一个阴冷的冬天。我们的###队伍来到了勐龙街，这里已聚集了几十个生产队的###队伍。先来的队已经开始“打落水狗”了。就是把本队的被批斗的人四手四脚地提起来，然后“一——二——三”把他们甩进鱼塘里。嘈杂声、口号声乱作一团。不一会儿鱼塘里已站了一片水淋淋的穿着黑衣服的人。岸边的“造反派”大声地呵斥着叫他们爬上来，然后再被甩下去。鱼塘边七上八下的真热闹。我本来还站在外围看着，并暗自发笑。但后来发现鱼塘里有竹枝，是用来防人偷鱼的，已经明显有人被戳伤了。我的心在跳，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我扭头离开的时候，发现疆锋五队的###队伍也来了。排头被斗的“走资派”就是我们那当兵出身的老队长杨春文。我们55个第一批从北京来的知青在他带领下劳动、生活了一年。可是“造反派”领导要搞派性、要搞武斗。我们同学提了一些意见，就被拆散分到别的生产队了。杨春文就被栽赃，成了我们的“后台”。我一见到平时严肃正直的老杨被批斗的样子，立刻血涌头顶，与同班同学王开平和刘安阳不约而同地冲上去，抢过老杨，拉着他就跑。但是“造反派”群众很快就把我们围住，把我们一起拉去打“落水狗”。这时几十个同学一起把我们抢了出来。但老杨被打得更惨了。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7）
那天晚上，场里的军代表宋天明召集我们这些北京知青“谈心”，参加会议的有40多个同学，苏北海、林力、曾塞外等提出：“打落水狗”不符合中央领导讲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宋天明“舌战”群知青，整整一个通宵。
从此，我们在各自的生产队，成了领导不点名批判的“路线觉悟不高”、“站错队”的“靶子”。
我也当了一回政治运动的打手
我们前哨六队揪不出什么反革命，这里的老工人都是退伍军人出身，但上边布置各个生产队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要揪出“地富反坏右”和“炮派”之类。于是队里就抓出一个姓耿的退伍兵。
老耿平时干活很少说话的，可能是以前说了些牢骚话被抓住了辫子就被人揭发，不知怎么的他就成为“历史反革命”了。
有一次队里要开批判会，生产队长把我和其他几个年轻人叫去，说今天要批“历史反革命”老耿，然后告诉我们外面时兴把反革命“打落水狗”，把被批斗对象扔进鱼塘里，让我们准备给老耿也来个“痛打落水狗”。
我之前是非常反对武斗的。但在当时，也不知是要表白自己，还是因为之前跟造反派有过冲突，再不想有什么乱子了吧。我想：反正队长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何况老耿还有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呢，和派性斗争似乎不同。
会开到高潮处，队长在台上手一挥，一声令下：“把耿xx拉上来！”我和另一个同学以及其他几个老工人一起把他推了出去，老耿也很顺从。台上台下喊起口号：“把耿xx痛打落水狗！”于是，我们押着他一路小跑往鱼塘走，来到鱼塘，只见那鱼塘里的水深绿深绿的。我们要扔他的当儿，他对我说“轻点、轻点”，我点点头。于是，我们没把他四脚朝天扔下去，而是把他的两条腿先扔下去。“扑通”的一声，老耿在水里扑腾一下，很快就从鱼塘里站起来了。我看着一身湿漉漉的老耿，身上还沾了几根水草，自己都觉得很荒唐。老耿也满不在乎地爬上来，浑身湿漉漉地跟着喊口号的人群回到会场……
我后来在劳动中跟老耿有了更多接触，他平时沉默寡言，别人也不敢接近他，但他是个干活的好手。有一次在山上砍坝，休息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破砂轮片来磨刀，很快就把刀磨得亮亮的；磨好了以后，他又帮别人磨，不一会儿他周围就围了一圈求他帮忙的人。我一开始不好意思，但我的刀实在太钝了，我也厚着脸皮请老耿帮我磨，他也没推辞，老耿磨过的刀砍东西很锋利。
我心里对老耿至今仍感到歉疚。我此后时时以此警惕自己：不要再当政治运动的打手了。
“痛打落水狗”之后，农场里打人现象越来越厉害了，甚至还有把批斗对象往粪坑里扔的。我们同学常在星期天，走十多公里聚在一起交流消息，还商量着到省里去反映这里的情况。。 最好的txt下载网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8）
我家五口人分了五个地方
1969年4月份时，我收到家里来信，说爸爸要到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下乡劳动了。我爸是去打前站选址建校的，5月就要下乡。我向农场领导申请回家探亲，送我父亲下乡，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恰好同学林力也申请回家探亲，我们就结伴同行。
从大勐龙到昆明，要坐三天半的汽车，一路上山路很险，汽车穿过原始森林，林中的公路有无数的急转弯，而且基本上都是沙石路，路滑，沙尘又大。长途汽车司机一般都很小心，一天只能走一二百公里，哪怕天不黑也要住店休息。我记得我们在景洪、思茅、墨黑、扬武和昆明都住了店。一路上，经常可以见到胸前缝着挺大的白布标牌的人，标牌上写着“炮派”、“反革命”等字样。这些人都低着头，做着繁重的或者“卑贱”的体力劳动。从昆明坐火车到北京还要走三天。车上很挤，我们是在半路上，有人下车了才找到了座位。车到武汉时，我们已经坐得腿都肿了。趁火车停站，林力机灵地钻到卧铺车厢找到两个铺位。她占好了铺位，然后把身子探出车窗向我招手，我立刻背上行李从站台跑过去，趁列车员不注意，一纵身就从窗口爬了上去。哥哥不是吹牛皮，想当年我的身手比现在还要矫健，和如今的打工仔有得比。上车以后，我睡上铺，她睡中铺。睡了一晚，到了北京，我们腿都消了肿。每逢说到这里，我的小朋友都并不关心我们的腿会不会肿，而是问我们男女青年在这十天里有没有“情况”。没有，真的没有，我们可都是男女分校的中学毕业的，很规矩的。而且我们都已经22岁了，思想很成熟了，西双版纳的环境又那么艰苦，真的不敢考虑“个人问题”。即使后来我向女同学“表示态度”，人家也是回答：“还没考虑。”
回到北京没几天，我的两个弟弟也都从各自工作的地方赶回了北京。我们一家人到天安门照了相，然后我爸就去了江西。那是1969年“五一”劳动节之后的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召开，天安门广场上风沙很大。
从此，我们家五口人，从南到北分了五个地方，相去几千公里。
那时我小弟安末已自告奋勇地和几个同学到吉林省扶余县插队落户去了。虽然才去了一个多月，但见面时他讲了很多见闻，尤其是讲到用他在北京学的针灸之类的知识，给老乡们看好了病。讲起来特###。一年没见，他已经长到将近一米八的大个儿了，脸上胖嘟嘟的越来越像蒙古大汉了。我也讲了到西双版纳一年多的很多故事。
那时安弟已经被分配到北京郊区的粮库工作，他所在的粮库靠近怀柔水库，工作十分安闲，等安末回吉林以后，我跟着安弟去怀柔水库玩。晚上，住在他们粮库的宿舍，哥儿俩有说不完的话，安弟告诉我他们粮库有个老头，解放前是县里几代世袭的刽子手，他有很多传奇故事。安弟听我讲到在西双版纳的日子和那么多友好的同学，觉得他在粮库的日子太无聊，也没有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他也想去西双版纳。于是，我们就一起分析了去留的利弊。 txt小说上传分享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9）
我的母校25中知道我回来探亲了，就请我回去讲知青下乡的生活和工作。正好那时西双版纳农垦局也到北京招工，也让我到金鱼胡同的东城人武部的礼堂去讲了一次。那一次，来的有好几百人。
我讲在疆锋五队的生活，讲同学如何在一起劳动，老工人对我们如何好，同时也没忘讲西双版纳的自然条件，讲那里什么草都扎人，什么虫子都叮人。我把西双版纳的生活渲染得挺丰富的，就是没讲派性斗争。后来，听我们农场来北京招工的干部说，有成百上千的人受了我的影响来到西双版纳。
我从西双版纳回北京探亲之前，曾到各分场去向同学们告别，他们纷纷把自己家的地址写给我，并托我带了家信。所以我在北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到各家去探访。每家的家长见了我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子女一样，热情款待，嘘寒问暖。当时，我就像是吃百家饭的孩子，真有些受宠若惊了。那些家长们的眼神我至今难忘。
安弟去西双版纳农垦局到北京招工的地方报了名，我认识东风农场来招工的人，顺利地把安弟招去了。临走，我妈还埋怨我没有把安末也带去，哥儿仨在一起也好相互照应。可是，那时安末已经回东北了。
安弟本来是个初三刚毕业的愣小子，没想到我离京才一年，他已经长得很帅了，身材也高了、壮了。我妈说：“你看安弟这一年长的，眉棱子和鼻梁子都鼓起来了，肩膀也宽了，像个大人了。”那时，他跟我站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对双胞胎。到前哨六队后的第二天早上，安弟先起床，他站在门口刷牙洗脸时，有个婆娘对着他看了又看，说：“彭振戈你怎么变样子了？”安弟说：“我不是彭振戈，我是他弟弟——彭安弟。”一群婆娘围着我们边看边笑。
安弟“###”中曾在北京学过拳击，他经常在下工后教队里几个跟他一批来的北京知青练拳击。
队长缴了我的枪
在我探亲的这个月里，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队里的人告诉我，“九大”不仅把刘少奇定为头号走资派，还批判了刘少奇制定的“礼貌边防”的政策。于是在金三角的中缅边境线上，边防部队全线出击20公里，突袭国民党“残匪”——王宝军。这“残匪”在境外骚扰得很厉害，据说我们55个北京知青刚到西双版纳时，他们已经有了我们的名单，要绑架我们。这次的全线出击，端了“残匪”的许多老窝，我们大勐龙的边防部队还打死了一个团长级的“残匪”，大获全胜。庆功会上老百姓杀猪宰羊，边境的爱尼村寨还把“残匪”头头的首级给挂在竹竿上，农场的人都去看了。但是我们大勐龙边防部队也牺牲了两个司务长，其中一个还是以前我们在疆锋五队时去大勐龙参加军民联欢会时认识的。 。。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0）
不久，农场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浓，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大会小会，领导讲话的时候，都不点名地批判我们“路线觉悟不高”。有一个女同学叫李小素，她家和云南省的第一把手——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谭辅仁家是老朋友。于是，她在回家探亲路过昆明时，就住在谭辅仁家里向他告状。讲下面基层搞“站队划线”，搞武斗、打“落水狗”的情况。可是，李小素没过多久就被调去当兵了，而云南派性斗争的情况仍然愈演愈烈。后来，谭辅仁夫妇在军区大院他们住的小楼里被一位手持双枪的军区的保卫干事暗杀了。那个保卫干事在逃跑过程中又打死了两名战士，然后开枪自杀了。
有一天，生产队长把我的枪收走了，说是上面的意思。我当时很激动，当即给总场革委会副主任李秀奇写了一封信，说我来边疆是来建设、保卫边疆的，把枪收走我不服气。后来李秀奇在全分场大会上说：“有的人被收了枪还不服气。像你这样的人，路线觉悟不高，将来枪口对准谁也不知道……”这让我精神变得更紧张，压力更大了。此后。我们队里以前经常打闹嬉戏的氛围没有了，老工人和我们互相串门的也很少了。
大概在六月雨季来了之后，我们在山上挖梯田种橡胶，劳动强度很大。有一天中午，我又打摆子了，发烧到41至42度。打摆子这病，一旦打了一次以后，就年年都会打。
那天下午，我躺在床上，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湿透了。安弟就上山向队长请假，要送我去分场医务所，队长不批，他就气呼呼地跑回来。熬到下工后，才由王惠民给我扎针，吃退烧药。
晚上，我披着大棉袄就去开会。会场在生产队中间的篮球场上，场边的房檐下只点着一盏昏暗的电灯，大家稀稀拉拉地分散坐着，队长像每天一样地站在灯下训话。他婆婆妈妈地讲了一通，从生产到政治运动的形势。然后话锋一转，不点名地批评说：北京来的知青路线觉悟不高，要改造思想……我越听越气，等他讲完了，就披着大棉袄站起来，往灯下走去，我说：“我也讲两句。”这时，不论是老退伍兵、老婆娘，还是知青，大家“呼”地一下都欠身拎着小凳子向我围过来，然后安静地听我讲。我说：“凭什么说我路线不高？连我的枪也要收？打摆子也不许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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