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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不是吹牛皮-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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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开出昆明，公路已多年未修，非常颠簸。但车厢内歌声不断，刘安阳唱的主席诗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燕……”飘进窗外的群山，美极了。车里还有王开锁等两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军人给我们拍纪录片。
车过杨武、墨江、思茅、景洪、大勐龙等地都有少数民族夹道欢迎。经三天多车程，来到东风农场疆锋五队。这里和内地的政治运动还离得很远，像个世外桃源。其实这才是我们大部分人所向往的。
我们的生产队长叫杨春文，是1958年的退伍军官，哈尼族人，他严厉但不失人情味。有一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操场上急促的哨声响起，杨队长喊着紧急集合的口令。我们急匆匆爬起床，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跑出来，还没站好队，杨队长就带着大家往山上跑。我们有的在埋怨，有的在择路争先。到了山顶一回头，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欢呼起来：一轮红日从薄雾笼罩的林海上升起，霞光照在山头上，只见脚下满地的大南瓜。杨队长又下命令：“每人扛一个南瓜，看谁先冲下山。”大家欢叫着，扛起南瓜争先恐后地冲下山。那场景我至今想起来都激动，要是拍成电影，绝不比张艺谋、顾长卫他们拍的差。我冲到队里操场上，只听得被落在半山上的黄强祖和齐景熙扛着南瓜引吭高歌起来。唱的是歌剧《江姐》的选段，“华蓥山莽苍苍哎……”那歌声真的很好听，比在剧院里专业演员的歌声还好听，因为它带着一股野劲儿。
我们的劳动从砍坝开始。关于砍坝，我爸爸曾给我讲过：30年代初他家是在马来亚种橡胶的。那些技术高超的工人从山脚砍到山顶，但被砍断的树木还都因纠缠在一起而不倒，直到放倒山顶最后一棵大树，整座山的树木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轰然倒下，非常壮观。我们砍坝可就没那么棒了，刀也磨不快，钻进森林里连方向都找不着了。从山顶攀踩着树木尸体下山的时候，我见到了一只翠蓝色的小鸟，失神地趴在倒下的树枝上，离我那么近地盯着我……
烧坝的景象我见过不少次，1987年我回西双版纳的时候还能见到，但在疆锋五队所见的景象才最让人震撼。吃过晚饭，全队人坐在操场上，身边放着装满水的脸盆和水桶。以防我们的茅草房着火。老工人把砍倒后晒干了的山林点着了。烈焰冲天，整个山都燃烧起来了。干柴爆裂，火球轰鸣，真是摄人心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
挖梯田是最辛苦的活儿，在烈火烧过的山头上，顶着北回归线六月份的毒日头，一天16个穴的任务。虽然完不成任务也没人批评，但男生们年轻气盛，又好面子，一个个###膀子干，手上打满了水泡，背上也晒出了泡……本来，每当早晨起床的钟声一响，来自北京101中的刘青就拿起他的小号吹起了起床号，那圆润嘹亮的号音绕进我们的茅草房，在山谷中回荡。我们睡眼惺忪地听那号音，真是一种享受，可这时，曾塞外却扯着嗓子，跟着号音唱：“天已——大亮——，睡猪——起床——”逗得大家笑声一片。可到了这时候，大家已经都累得没有了声气。
到了雨季，我们每天出工以前，先在房间里把干净衣服脱下来，咬一咬牙，用最快的速度把那套又湿又凉的脏衣服换上，浑身一激灵，然后赶紧扛上锄头冲出去。到了山上干一会儿活儿，那衣服和身体才融为一体。这时候，在山间晨雾中，传来一缕悠扬的歌声，那调调奇诡而婉转。寻声望去，只见山下的稻田边，我们生产队的爱尼工人车三骑着队里的大水牛悠闲地走过。此前我曾听到过这里少数民族的歌，可从来没有像车三唱得这么好听的，大概他们爱尼人的歌要在此情此景里唱，才能听到那天籁之音的味道。
有一天晚上，我正提着马灯在蚊帐里捉蚊子，准备睡觉，几个女生在门口叫我，我手忙脚乱地穿上衣裤出门，还没开口，她们就对着我哈哈大笑起来。低头一看，才发现我的中山装外衣穿反了，一个个的衣兜都露在外边。我重新穿好衣服后，她们告诉我，为了慰问边防军，我们要排练节目。让我表演吹笛子以外，还要学跳藏族舞。
在生产队的一次晚会上，我吹的一曲《长征组歌》选曲，虽然没有颤音、滑音、吐音等技巧，但由于情感很投入，获得了一片掌声。后来女生们总笑我吹笛子时是闭着眼睛的。自打那次学会了跳舞以后，我发现自己虽然从来没正规学过唱歌、跳舞，但咱还真有点艺术细胞，有点表演天分。
我们的篮球队当时可以说是打遍西双版纳无敌手。我们的大个儿身高一米九零，号称“西双版纳的最高海拔”。卢海南、仲永和等在北京都是他们各自学校校队的主力。我们大家曾一起到大勐龙与驻军联欢，下午打篮球，晚上演节目。
我们同学里最早谈恋爱的大概就是张红志和葛安霞了。有一天午饭后，大家都上床睡午觉了。只见他俩还坐在女生宿舍的房檐下聊天。阳光曝晒下的操场上空荡荡的，大家在床上都没睡着。等张红志拿着空饭碗从女生宿舍走过操场钻进他住的茅草房，我隔着篱笆墙听到他们屋的赖万京问他：“你们谈什么呢，聊得那么起劲？”张红志说：“我们聊的是‘个性解放’。”那时候，“个性解放”还是个很新鲜的词。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3）
没过多久，许多同学都有了外号：“狗志”、“白菜”、“老赖”、“耗子”、“王八”、“大肥”、“麻竿儿”、“大个儿”、“小孩儿”、“老扁儿”……我的外号还叫“鸽子”；女生也有外号：“老狗”、“包子”、“老太太”、“跳大神儿的”（简称“大神儿”）、“老佛爷”、“小李子”……
同学中最能侃的要数周康荣了。他“###”中不知从哪儿弄到了军事的书，讲起苏联和美国的飞机、坦克和火炮的型号、性能简直是如数家珍。我那时候还为他担心：这要是在北京，隔墙有耳呀……
我是我们五十多个男女同学中第一个打摆子的人。先是发高烧41度，后来是浑身发冷、打哆嗦，再后来我抖得浑身痉挛，把竹床震得砰砰响。同学们闻讯都来看我。有给我拿热毛巾擦汗的，有给我端水吃药的，有的把自己的棉被拿来盖在我身上，但都无济于事。我就这样抖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手足无措。曾塞外问我：“鸽子、鸽子，你想吃什么？”我哆哆嗦嗦地说：“我——我要——撒——尿！”声音不由自主，非常响亮。吓得女同学都往门外走。曾塞外端来一个大脸盆。我痛痛快快地撒了一大泡尿，就不抖了，沉沉地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的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湿透了。第二天早上，有同学告诉我，我已经虚脱了，要送场部医院。老工人用竹子绑了个担架，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抬上就走。外面下着小雨。这里的雨季路滑，尤其是被拖拉机碾过的泥路，同学们走得摇摇晃晃的，晃得我特舒服。耳边听着同学们的喘气声和互相提醒、搀扶、换肩时的吆喝声。上了大路以后，可能是有人踩在车辙里滑倒了。我和被褥一起被掀下路边。只觉得飘飘然软绵绵地摔在地上。朦胧中我觉得我当时的着地动作做得特舒展特合理。想当年我在东城青年会的少体校的体操班训练的时候，跃起前滚翻老是蹾了背，教练说我动作不合理。看来人在下意识的时候动作可能更合理。难怪###现在让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呢。
一个星期以后，我的病好了回到队里。中午，大家蹲在场院上吃饭。曾塞外突然学我声嘶力竭的叫声：“我——我要——撒——尿！”逗得大家都笑了。当着那么多女生，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老王和老李师傅
我打摆子好了之后，队里分配我去种菜组。我们组三个人，组长王广丰是湖南祁东县人，未婚。他的样子显老，身形有点像《巴黎圣母院》里的敲钟人，但比拉西莫多好看多了，只是比他瘦一些。虽然他的右腿有些残疾，走路有些瘸，但并不影响他干任何农活。每天上工他都挑一挑大粪到菜地。我们什么时节种什么菜，何时浇水，何时挖地，何时施肥，都是由他安排。我们种的蔬菜有豌豆、茄子、洋白菜、萝卜、小白菜、芋头、木瓜和冬瓜等。在他的领导下，我们不仅能保证队里的蔬菜供应，而且还有多余的菜可以拉到街子上去卖，那时候菜价只是两三分钱一斤，我们先后卖了几百元钱，为队里买回豆腐等副食品改善生活。木瓜丰收的时候，我们还能给大家供应饭后果。西双版纳的气候与内地不同，这里不分春夏秋冬四季，只分旱季和雨季。所以，虽然农场的老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但能在西双版纳种好菜的，好像只有我们的老王。但即使是老王也种不出西红柿。每当西红柿结了果的时候，没等它长大，就突然变成了一包臭水挂在秧子上了。老王说是因为它们被蚊子叮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4）
我们组另一位老工人叫李承安是云南杨武人，老退伍兵。他高个子，深眼窝，高鼻梁，汗毛很重，像是西亚的###的黑人。他有老婆、孩子，孩子还小，是一女一男。我们俩的工作主要是挑大粪、挖地和锄草。我在北京上中学时就曾参加掏粪劳动，所以挑大粪对我来说还算是驾轻就熟。但第一天，老李就像是在部队里耍新兵蛋子一样，带着我“抄近路”走进了一片沼泽地。我被陷进泥沼里，费了好大劲儿才挣扎出来。好在粪撒得不多，只是泥水和着粪水糊过了膝盖。我们一起干活的时候很聊得来，他讲部队和农场的往事，我讲外面“###”的事情。老李是个悲观主义者，他曾经对到他家做客的女同学说：“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这在同学中间引起热烈的讨论。老李还对我说：“你们这些北京知青是迟早要回去的。”……我们聊得忘情的时候，只听老王在隔着老远的苗圃旁，或是挖水渠的地方大声咳一声。我们立刻就闭嘴，埋头继续挖地。我们真的不是想偷懒。
每一茬菜收完以后，地就要翻一遍，把地面的杂草和菜根都压在土里。一开始，我翻过的地回头一看，又被我踩平了。经老王指点，我把练武术的架势拿出来，脚下生根，待周围的地都翻好了，才向前迈一步。
在菜地，育苗的工作是技术活，都是老王来做。他从不放心让我们做。有一天，他要到大勐龙街上去办事，就交代我给苗床淋水。苗床在水渠边，上边支着半尺高的棚子，用草排盖着遮阳。我的工作就是用草排沾着渠里的水从上面轻轻地淋下去。我淋一会儿就伏下身子看看棚子里，只见里面像下小雨一样，淅淅沥沥地，真好玩。于是我就上上下下地淋……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第二天，我一进菜地，只见老王愁眉苦脸地蹲在苗床边。苗床上的草排已掀开了，小菜苗都东倒西歪地蔫了。老王不无埋怨地说：“都是你，把菜苗都给我浇死嗒。”
老王在田间地头和山坡上种了许多木瓜。木瓜结果以后，他经常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不知从哪里摸出一个已经捂熟了的大木瓜来，三个人分着吃。我们的木瓜的种子是从景洪的热带作物研究所弄来的，品种特别好，吃起来可香、可甜了。等他捂熟的木瓜多了的时候，我们就挑去饭堂，给大家当饭后果。老王捂木瓜的地方是不告诉外人的，但他说只有一个知青发现了这个秘密，经常来偷吃。
放工的时候，有时同学们从山里扛着锄头往我们菜地边的小路走来，女生林兵和葛安霞唱着二重唱。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格外悦耳，那歌是大型歌舞《东方红》里的《五彩云霞》，至今难忘。
菜园里还有一个难忘的景象就是：每当烈日当头，我中午挑粪到菜地，都会见到粪池上密密麻麻地落满了五彩缤纷的蝴蝶。它们大小不一，花纹各异，翅膀呼扇呼扇的，它们不时还上下翻飞，翩翩起舞，那景象比任何蝴蝶博物馆里的展览可漂亮得多了。我曾经抓了两只巴掌大的色彩斑斓的蝴蝶做成标本，放在信封里寄给我妈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5）
在西双版纳我经常写信给我妈和我爸。我妈每次都及时给我回信。我们的信都很长。信里的妈妈从来不发脾气，政策水平很高，而且慈祥、温柔。我妈的字特漂亮，信封上总贴着新近发行的纪念邮票。有毛主席诗词的，有毛主席和###检阅红卫兵的……我至今仍保留着几十封这样的信。后来，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当我问起我妈妈，我给他们写的信是否还在时，她说：因为怕被抄家，她把家里存的信和祖传的几十个黄绫子奏折等东西都烧了；连大衣柜门上浮雕的飞天巨龙也让我弟弟用刨子推掉，用黑漆涂上了；我姥爷留下来的绿色鲨鱼皮刀壳、带一双象牙筷子的蒙古腰刀，被“处理”掉了；我奶奶从新加坡寄来的饼干铁盒上的裸女像也被刮掉了……
我的哭，像狼在嚎
梦是迟早要破灭的。“文化革命”的风潮终于还是吹到了西双版纳。昆明两派武斗和###见出了分晓，以“站队划线”为旗帜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当时每天早晚都要大家拿着“红宝书”，排着队向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有同学认为是“红海洋”式的“极左”形式。他的私语被个别同学汇报了，总场还派了工作组来组织学习，并批判“错误思想”。我记得赖万京在宿舍里唱起了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选段：“小铁梅出门在外，防野狗……”然后还说：“以后咱再也不先知先觉了！”我从那时候开始对样板戏有了好感。那时，我开始预感到，我们虽与政治旋涡的中心北京已远隔数千公里，但可能终究逃不过去。
我们55名北京知青和队里的老工人一起生活、劳动了一年。上边领导突然给我们“划线站队”，说我们大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犯了路线错误，要把我们分散到其他生产队。上拖拉机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王广丰和李承安等老工人把一筐筐的木瓜、甘蔗和菠萝装上我们的车。拖拉机开动了，突然大家都哭了起来，我也觉得喉咙很痒，鼻子一酸，就哭了起来。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像狼一样地嚎。
后来，老李告诉我，那天他们老工人也哭了。
我和曾塞外、王惠民和安仲凯四个“老高三”的男生去了前哨六队。前哨六队地处中缅边境最前沿的山口下面。境外就是有名的“金三角”地区，属国民党“残匪”控制的地方。由于“敌情”紧张，所以，这个队的几十位“老工人”都是1965年刚退伍的老兵，他们当兵的时候是铁道兵，是修建成昆铁路的。成昆线横穿横断山脉，沿途几乎都是高山峡谷，那里的地质构造又非常复杂，铁路要穿过许多山洞，所以，当年修路的铁道兵工作非常艰苦。现在在成昆铁路旁还留下许多当年在施工中遇险牺牲的战士的坟墓。我们队的这些老退伍兵都有许多故事，也有许多牢骚。他们身上带着一股痞劲，但很豪爽，很好打交道。退伍兵来自云南各个地方，有的是少数民族，很多才结婚不久，婆娘们大部分是从老家娶回来的，大家一起干活时常开玩笑，嘻嘻哈哈的。我们队还有几位60年代初下乡的昆明和四川的“老知青”。一个生产队大人小孩将近100人，我们被分到不同的班。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6）
我们队是武装连队。每人都配了枪，这些枪都是朝鲜战场上淘汰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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