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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不是吹牛皮-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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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墙上，但在“###”时不论哪一派的群众都对我爸妈比较同情，没人来抄我们家。也有可能是我家三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我20岁、安弟17岁、安末15岁），又都学过武术，家里还有气枪，没人敢来抄我们的家。所以“###”对我们来说，还算是比较悠闲平静的。没事时，我就在家里吹笛子，吹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我最喜欢吹的是《长征组歌》。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10）
印象中我们侨委大院的小孩儿一般不参与大人们（哪怕是爹妈们）之间的###。我们60号大院里的男孩子算起来有20多个，小的才七八岁，就我最大。比我大的都是大学生或者有工作单位了。我们中学生和小学生整天都无所事事，就寻思着哪里有好玩的。一天，叶德阳说地坛有一个姓马的老师傅正在收徒弟、教武术。我们一大帮孩子听了很感兴趣，我马上决定带着大点的孩子去地坛见见这个马老先生。
我们一帮人前呼后拥地来到地坛，请马老师收我们为徒弟。结果我们七八个比较大的孩子都报了名，学费是每人每月一元。
那时地坛有很多场子，有练形意拳的，有练八卦掌的，有练太极拳的，也有练长拳的，还有舞剑的，但是经政府注册可以收费授徒的场子并不多。马老师的场子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后来听说他原本是国民党南京监狱的典狱长，是太极拳界有名的拳师。
马老师叫马月清，约有六七十岁，身材高大，对学生很和气，很懂得因材施教。安弟那时身体不太好，马老师就教他练太极拳，而我已经有很好的武术功底，马老师就教我学一路查拳、二路查拳，一共学了四路查拳。每天早上和下午我们要去两次，一开始练踢腿、下腰、压腿、走台步、打旋风脚，然后学拳。马老师比我当年跟的陈子江老师教学的进度快，但现在想来，跟陈老师学的八极拳基本功很扎实。而马老师是按体委教材教的，主要在于活动筋骨，练习功架。没想到这些工夫却为我后来在西双版纳农场的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打下了基础。
我学了几套查拳之后，马老师又教我舞剑。不久，我的剑就舞得像模像样了，把那长长的剑穗舞得上下翻飞。后来马老师又教我练棍，我就去土产商店买了一根白蜡树干做的木棍，白蜡棍齐眉高，直径有一寸左右。没过多久，我就能把棍舞得嗡嗡响。后来安弟告诉我，有一次我没在，马老师教训其他弟子说：“你看人家安哥，在地坛东头打旋风脚，地坛西头都能听得见！”应该说，在马老师的众多新老弟子中，我是很受他老人家器重的。
马老师的场子就这样很是红火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午，马老师说有一个从南方来的拳师，要跟他学两招。“学两招”在行内就是江湖上所谓“比武”或“踢场子的”。那人先给了马老师五元，当是学费，然后他们就来到一片树林里。马老师一上手，就把他“发”出去老远。那人甘拜下风，于是双手抱拳、鞠个躬就走了。
1967年，地坛是个很清净的地方。每天早上，树林里、围墙边，有咦咿呀呀吊嗓子的。练八卦掌的大爷###了膀子，站个骑马蹲裆式，抡着胳膊把###拍得“啪——啪——啪”地响，一旦脸上汗水多了，就用双手从大光头的后脑勺往前捋过脸上，似乎用汗水抹脸可以养颜。有时候他们还用前臂去撞树，撞得树干“砰——砰”地响。我曾学着撞了几下，撞得胳膊生疼。还有练形意拳的，他们把平地趟出了直径三米左右的圆的沟；练太极推手的相对而立，四臂相绕像车轮似的转，时疾时徐地“较劲儿”。马老师和贺老头就经常练推手。我们马老师的学生排着队，“唰——唰”地踢腿…… 。 想看书来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11）
那时候，政府不许武术老师教技击，所以在那一年的“逍遥”练武的日子里，我没能学得什么防身的绝招，此后打架我还是输多赢少，但在我的人生岁月中，我不仅养成了不时活动活动拳脚的习惯，而且还在我的心灵里，保持了一片清净之地。这可能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在地坛，我们还交了一个朋友，他姓李，是个说河北方言的壮汉。他打的拳很短、很难看，但那套拳却拙而有力。我们院儿的小孩也跟他学了一套拳，叫子母拳。当时和我们一起向老李学拳的还有一位中央乐团的提琴手王学志。
老李跟我们讲，在他们河北雄县老家，以前每村都请一个拳师带全村的小孩练武，同时还学唱武戏，所以，他们十八般武艺都会。平时就可以看家护院，逢年过节就能上台唱戏。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河北的年轻人以前人人会武术，所以抗战的时候，他们那里的地道战、地雷战才打得那么棒。
老李还会耍枪。他说，前不久他们厂子里武斗，他抄起棍子从一大帮人中杀出重围。听他讲述，我总是充满好奇，却丝毫没有想参与的欲望，正如我后来做了记者一样。这辈子我都是好奇的旁观者。我只是希望在自己的手上，有样看家的“玩艺儿”。
那时候在北京住楼房的还不多，我们60号大院外有一帮前永康胡同的孩子可能是看我们的楼不顺眼，经常悄悄地来砸我们的奶瓶子，甚至扔石头砸我们的玻璃窗。
有一天，这帮孩子又来挑衅。冲在前边的孩子手里还抓着两块砖头，我便冲了过去，抓住他的两只胳膊，我顺着他往上挣的劲，往上一提、脚下一踢。他便飞了起来，仰面朝天摔在地下。我这才知道，刚才下意识的动作是平常练太极推手的效果。只见他爬起来带着他们的人，边走边骂骂咧咧地说：“XXXX！今儿晚上你们等着瞧！”
我知道这帮孩子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的头儿我也认识，是个比我大一些的小伙子，他白天上班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晚上能叫来多少人，于是，我就回学校跟班里的同学说：今天晚上有人要跟我们院儿打架。那时我们班的同学不论什么家庭出身的，都很团结。结果那天晚上，我们班的同学只要家住得近的全来了，有一二十个呢。连那位曾因为骂我的好朋友王开平“狗崽子”，我跟他对骂的同学也来了。
这天傍晚，我妈从饭堂打来两盆包子，慰劳我的同学们。
天黑以后，刘安阳就翻墙出去侦察胡同里的情况，我让院里的小孩子在各个阳台上准备了石头，大点的分别埋伏在灰楼和黄楼的楼梯口和煤堆的后边。我站在院子中间，提着一根白蜡棍等着，要跟他们决战。可是，始终没见动静，等到十点来钟，他们还没来。可能他们发现我们来了很多人而畏缩了吧。正好我们同学中有人带来北京市的治安布告，我们就到对面的胡同里贴。后来还认出一两个孩子来，我们把他们拉出来警告了一顿。以后他们再也没敢来惹事儿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12）
那天晚上，院里的大人都没出面。
美景中潜伏着危险
有一次，听说上方山云水洞很好玩，最近有五中的红卫兵去爬山时还摔死了人，我的小学同学侯克平为救人还摔伤了。我们60号大院的孩子们就决定也骑车去玩。
上方山离我们家有一百公里左右。半夜三更我们就骑车出发了。天亮以后，看见公路旁边的山上全是梨树林，结了很多梨子，周围也见不到人，我们就高兴地摘了很多。没想到，没一会儿工夫，树林周围便冲出来了好几个气势汹汹的农民。结果我们赔了几块钱，便背着一袋梨子上路了。
到了上方山入口处，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沿河滩走进去，出现一条小路，走着走着，就全是鹅卵石了，推着车很难走。我们就把车存在山村的老乡家，继续沿河往山里走。不久，在河滩旁见到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直径有十来米，那水是显得诡异的深蓝色。走到云水洞山脚下，见到有阶梯上山，阶梯很陡，大家又很累了，干脆我们就在河里洗澡，然后吃了些带来的干粮，又躺在大树荫下的石头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爬山到半山腰，只见山上有座寺庙，庙里却没有和尚，佛经扔得到处都是，拣起来看，里面画着很多佛教故事的画，看样子像有人来破过“四旧”。我们在庙里遇到几个管山的人，他们给指了路，我们就直奔云水洞而去。据管山的人讲，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外国探险家进去考察过，其中有一个探险家就死在里面了。
云水洞口有一道天然的石屏风，绕过屏风只见那洞口还真的飘着薄薄的白云，洞口有一人多高，人一走过去那白云就散得无影无踪了。越往里边走，洞越窄，拐个弯儿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打开手电筒。一路往前走，来到一个很窄的岩缝，只能一人侧身钻进去。走了十来米，面前豁然开朗，是方圆一两亩的很高很大的黑色大厅，拿四节电池的手电筒往上照也很难见到顶。洞里回声很大，很渗人，四周全是黑色的石笋。以前可能有人拿火把照明，熏得到处黑黑的，手一扶石壁或钟乳石，就变成黑爪子了。据说，抗战的时候，这里曾住过很多躲避战乱的老百姓。想必他们当年都是点火把照明的。继续往前走，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很窄的小洞口，我们鱼贯摸索前行。又是豁然开朗，来到了另一个大厅。我们连续走过四五个大厅，最后走到一个长满钟乳石的坡，像个漏斗似的，坡面很湿滑，坡下面是一个只有人的腰围那么粗的小洞。我们看着觉得有点害怕，没人敢下去，就折回来了。后来听说，死去的外国探险家就是从那里下去回不来的。
出了云水洞，我们又去侯克平救人的地方。绕过山梁有个瀑布，走到瀑布上面的小潭，潭水很绿，潭的外延有水漫出跌下深渊，形成瀑布。水潭的边沿生着绿苔，很滑很滑的。据说有个女孩子就是从那儿滑下去的，她男朋友去拉她也被带下去了，最后都摔死了。侯克平为了救人从水潭边沿山崖连滚带爬地摔了下去，也受伤了……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13）
那三叠瀑布确实很漂亮，水很清澈，有三四十米高。可是，美景却往往潜伏着危险。也因为险，它才真的美。
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
1967年底，在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学校陆续有单位来招工。那时候，招工很看重家庭出身。可能是学校领导或者军管会去侨委调查过，我爸和我妈的问题好像都不成问题了。每个单位招工都有我的份。先是青海山丹军马场，后来是四川的一个生产汽车的三线军工厂。我当时挑了去军工厂。本来厂方安排我们几个新工人在北京汽车厂培训两年。但厂方迟迟没有来接人，我们还是整天闲着没事干。
这时，王开平准备与其他学校的一帮同学去西双版纳了。他告诉我们，组织这批去西双版纳支边的同学是“四·四”派的。其中有几个65中的同学曾在大串联的时候去农业部和西双版纳考察过，知道国家准备在那里大量开垦原始森林种植橡胶。而橡胶是当时国家稀缺的战略物资。为了能顺利成行，有几个同学还写了报告，趁着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的机会，守在主席台边，等周恩来总理出来上厕所的时候，把报告递给了他。周总理在主席台上看了报告以后，当场批示后，就交给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去办。
有一天，王开平还带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去门头沟煤矿参加他们组织的下井劳动锻炼。我们也穿上工作服、带上头灯跟着师傅和同学们下到矿井，在掌子面挖煤、搬镏子。在两天的劳动里，我们和他们这帮同学也渐渐混熟了，尤其对大个儿（张承代）、仲永和、安仲凯和卢海南等人印象很好，觉得他们忠厚，诚恳。女同学也挺开朗、能干的，她们中有游恒、李楠、林力和鲍希平等。要知道我从初中到高中都是上的男校。同院一起玩大的女孩，到这年纪也早就不说话了。而他们男女合校的男生能这么自在地和女生说话，真让我羡慕。
我正在等军工厂上班的通知时，曾在1966年跟我和王开平一起不参加考大学的曲折同学组织了北京第一批自发上山下乡的几十个红卫兵去内蒙古插队了。后来，北京又有第二批红卫兵去了黑龙江，好像有几百人呢。这天，王开平在班上对我们说，他们也准备动身去西双版纳了。我一时冲动就对他说：“其实我也挺想去的。”班里几个好朋友听我这么一说，立刻围过来说：“鸽子，你去我们也去！”这样，我干脆不犹豫了，也就决定去了。而且跟我一起报名的这帮同学经过高中三年和“###”两年可以看得出，他们是永远不会整人的人，是可以不设防的人。我们班里一共去了5个，是王开平、刘安阳、李大明、邓维嘉和我。
本来1967年年底这批人就要去西双版纳的，但因昆明的两个造反派正在武斗，所以一直没能成行。也因为如此，我们班的几个同学才能报上了名。
王开平知道我爸种过橡胶，而且在中侨委农场司工作，就带着65中的同学来我家，向我爸了解情况。我爸向他们讲了归国华侨在海南岛引种橡胶的历史，还讲了海南华侨农场实行包产奖励制度以后，农场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改善的情况。我爸讲得挺好的，但我爸没想到我也想去。
我下定决心去西双版纳，也没跟父母打招呼，就拿着户口本去派出所迁户口了，后来他们不同意，却也没辙了。
1968年2月8日，在北京火车站送我们出发时，我们全班同学不论哪派的都来送行。侨委大院的孩子们也跟着我们全家来到火车站。在站台上，他们一拥而上，把我七手八脚地抬起来，抛向空中。大家还拍照留念，我走后他们把照片寄到西双版纳来了。我们当时离开北京可不像后来的知青下乡时那样哭哭啼啼的，这也许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都21岁了，而且有那么多好朋友一起去，挺开心的。
火车开了以后，只有几个女生在哭，大部分同学马上就开始互相自我介绍。北京市委带队的干部还一个个点名，有几个是名单上没有，硬钻上来的，还得重新给他们登记。他们是曾塞外、赖万京、刘青等，还有一个女生叫张洪滨。
记得刚开始报名时，只有40多人，出发时就有55个了。我们这批“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里面有将军的儿子，有大使的女儿，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有出身工人家庭的，有出身资本家、小业主的，也有母亲是当保姆的，还有“国军”的干部子弟，当年戏称叫“国干子弟”。大家不论什么出身，都挺亲热的。我们分别来自20多个学校。我们中最大的是“老高三”的，21岁；最小的是“老初二”的，才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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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
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疆锋五队
开赴西双版纳的火车到武汉的时候，当地一帮杀气腾腾的当地造反派要冲上车，他们与卢海南发生了肢体接触，就不依不饶地争执起来，火车迟迟开不了。经我们的带队干部拿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多方交涉，火车才开出站。
在昆明，正在武斗的两派停火欢迎我们“首都支边红卫兵”，但是那一夜，昆明的夜空仍然枪声不断。
汽车开出昆明，公路已多年未修，非常颠簸。但车厢内歌声不断，刘安阳唱的主席诗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燕……”飘进窗外的群山，美极了。车里还有王开锁等两位中央新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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